六四事件20周年白皮书

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暨六四屠杀20周年活动联络委员会

一，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20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让世界人民关注她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1989年6月4日以血肉之躯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军队坦克。1989年6月3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场，在行进过程中军人们受命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枪，导致了大量的伤亡。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它是其编辑根据其在上班的路上所目睹的情况所写出的新闻稿。新闻播出后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在军人枪口的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1989年六四大屠杀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讳提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说是一场“政治风波”，另一方面坚持说1989年发生了否定共产党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声称“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1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中国政府在屠杀后的立场，使得六四屠杀的真相没有全部揭露出来。同时，六四屠杀的受难者到今天仍然是“暴徒”，他们的灵魂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安抚，受伤者包括那被坦克辗断双腿的体院学生方政，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赔偿和补助。

    20年来，中国当局对国内封锁对六四天安门屠杀的报道和讨论，使得许多年轻的一代人不知道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使经历过来的人忘却这个事件。一些年轻的报社员工居然认为六四是一次矿难。

    我们不能忘却，我们必须厘清被屠夫们搞模糊的历史真相，我们必须看清历史事件的性质。为了安抚那些死难者的灵魂，为了避免这种反人性的屠杀事件再度发生，为了中国人民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本白皮书将根据当时中国国内报章和电台、电视台的报道和20年来不断披露出来的回忆录和采访文章等，根据中国当时的宪法和法律，根据人们心中的正义观，来分析和解答为什么中国的北京当时没有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为什么六四戒严的非法性，以及为什么六四的屠杀的性质不容置疑。


二，事件的经过


    1989年春秋之际，中国的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爆发了人民的请愿活动即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政府动用约20万人的军队镇压了爱国民主运动，造成了约上万平民的伤亡。这就是六四屠杀。以下是这个事件的主要过程。

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背景简介

    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在70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两大反思和诉求，一个是人身和思想的自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要求，另一个是脱贫，提出了实现是个现代化口号。1978年5月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代表了第一种反思。但是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文革冤假错案的任务、在邓小平复出并全面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后就开始受到压制，作为官方支持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基本停止了。但是，人民继续在反思，故出现了西单民主墻和北京高校的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也称之为北京之春运动。中共当局在文革结束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就镇压了西单民主墻。人们畏惧和痛恨的反革命罪这条鞭子又开始在人民头上挥舞。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桎梏人们的思想；1983年中共当局进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7年初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受到进一步的压制。

    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其出发点是为了摆脱文革式政治，不搞政治运动。但是，这个指导思想是以不挑战中共的权威为前提和牺牲人民民主和自由权利为代价的。这个指导思想意图取缔意识形态上的各种争论。总之它是一个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脚的改革思路。然而，进行经济建设和“不搞政治运动”本身就是政治。如何实现现代化本身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思想和政治权利上的长期压制使得人民寻找释放的机会，挑战权威。当经济改革带来利益重新瓜分并导致分配不公的时候，当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人民必然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邓小平不愿意见到的政治必然要浮上社会台面。1988年政府开始的物价闯关失败后导致高通货膨胀产生了大规模的民怨。社会分配不公和政府官员的“官倒”即腐败问题使社会矛盾加剧。这种民怨和反“官倒”是八九年学潮的社会基础。

    热血爱国青年感受到了那种思想上的压制和民怨，于是1986年底爆发了全国各大城市的争自由要民主的学潮。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实权派以废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和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等几位“资产阶级自由化”领头人物的党籍和职务而结束。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中共传统的内部高压方式结束了。可是学生们仍然在压抑当中。他们渴望着自由，期待着政治民主化。因为胡耀邦是在86年的学潮中下台的，他在1989年4月15日去世自然成为大学生们释放政治上的压抑和呼唤民主自由的一个历史机缘。一场以悼念胡耀邦而开始的学潮发展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人民请愿运动，同时世界人民也目睹了屠杀。


胡耀邦去世到“426”社论
（4月15日——4月25日）

    1989年民主运动起始于大学生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自发的学潮。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大字报写的是“该走的没有走，不该走的却走了，”明显将矛头指向邓小平。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七条”请愿书，内容如下：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7.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七条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一是要求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二是反对腐败，即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反官倒”。其中没有提出任何选举在内的民主要求，没有要求更换政府，更谈不上推翻一个政府。当日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

    当晚约8时左右，静坐的学生解散，但是静坐外围的学生拉着“中国魂”的横幅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所在的“新华门”前示威。这就发生了“4.19”和“4.20”所谓的“冲击新华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中央的有关报道强调“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因为大多数学生当时没有这种政治诉求，这种报道激化了学生的情绪。

    4月20日后，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开始组织学生自治会。中共中央决定在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得知北京当局将封闭天安门广场不让学生到天安门参加追悼大会后，北京主要大学的自治组织决定进驻天安门广场集体参加“胡耀邦的追悼大会”。4月21日晚，各大学的学生突破封锁，凯旋般的进驻了天安门。中共中央在学生们已经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下决定允许同学们在广场聆听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几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递”他们的请愿书，结果中国当局不予理睬。这件事情后，学生开始了罢课。

    与此同时，上海，天津，西安，长沙，广州，武汉等外地的高校也出现各种大字报，声援北京的学生，提出了和北京的大学生们同样的要求。

    胡耀邦去世后，《世界经济导报》刊印了《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谈会》3万字长篇报。在尚未发行之前，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要求钦本立删改其中关于一些敏感的章节，遭到钦本立的拒绝。钦本利顶住压力，坚持发行原版。于是上海市委决定要求收回发出的报纸，但是祇收回16万份中的2万份。后来，上海市委决定整顿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这个事件导致了新闻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要求新闻自由。

“426”社论到“513”绝食前夕
（4月26日——5月12）

    4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主要学校和有关部门口头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指出中国发生了政治动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即镇压。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这个社论是1989年运动的转折点。尽管社论说是“极少数人”，但是学生们认为那祇是文字游戏，他们认为社论就是否定学生们的政治诉求，矛头就是指向全体学生。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搞动乱”。于是他们没有屈服，再次走上街头。

    4月27日发生了1989年学潮的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表达的是反对“4.26”社论，坚持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不是动乱。游行的前夜校园内外格外紧张，有消息传出来当局会派军队镇压，各派力量都在较量。可是学生们还是冲出了校园，走上了街头。游行得到了北京市市民的热烈支持。他们高喊“大学生万岁”并且送来了面包和水。当时最新引人的口号是“妈妈，我们没有错”。有的学生的母亲也到游行队伍，母女拥抱着，享受着那自由的一刻。事前布置的军警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4.27”大游行迫使政府有关当局开始和学生对话。政府在对话中没有表示出诚意。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高级官员讲话时要求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讲话后，学生们宣布复课。

    由于政府和学生的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定性，政府对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诚意予以接受，5月13日，在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生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

“5.13”绝食到宣布戒严
（5月13日——5月19日）

    1989年5月13日，是一个悲壮和值得记忆日子。那天北京的大学生开始了绝食。同学们头戴白巾用红笔书写着各种誓言。他们从北京大学南门出发。北大南门上巨大的白色横幅写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复还。”大学生的绝食宣言写到：“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学生们的绝食诉求也很简单：（1）要求政府迅速与学生举行实质性真诚对话，（2）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没有搞动乱而是在进行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绝食由“绝食团指挥部”领导。

    5月15日北京发生了声援学生们的大游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开始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之后北京市民包括警察和军事院校的学生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要求政府认真对话。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曾报道有在那几天北京每天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此时，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已经波及到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都走上了街头，他们也在当地的政府门前请愿并开始和当地政府领导对话。外地的学生还赶到北京参加绝食和声援绝食。可是，政府和学生的对话没有实质性进展。

    5月19日凌晨，中国的第一个自治工会宣布在北京成立。他们在其成立宣言中，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廿四小时之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同学的两点要求。否则，工人们将从5月20日上午12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24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除了一个工厂响应罢工外，北京没有发生全市性的罢工活动，原因是政府的戒严。

    5月19日晚，中国当局决定在5月20日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由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并派解放军执行戒严，同时成立了“解放军戒严指挥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戒严未出席“戒严”大会，他在5月19日凌晨看望了学生后就被软禁，他的自由从此被剥夺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直到他在2005年1月去世。这一切都说明，当局无意采纳赵紫阳提出的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政治纠纷，没有诚意对话。他们一意孤行，要用国家的暴力来解决人民的和平请愿。

戒严到屠杀
（5月20日——6月3日）

    在5月19日晚宣布戒严后，从四月底就调动的解放军开始开往北京城，执行戒严，说是来“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学生的”。可是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们不相信他们，于是开始了一场反对戒严的活动。长期作为首都的北京古城百年来经历了无数次的反抗政府的活动，见证了几个政府的更迭，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命令军队进城来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市的妇女来了，老人来了，工人们来了，政府的官员也来了，甚至有些警察也来了，他们来到戒严的军车面前，劝说着满脸稚气的解放军“娃娃”，让他们撤军。军人们犹豫了。有些将军们也开始反对戒严。

    戒严中，北京各界人士继续走上了街头声援学生。天安门广场上成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同时，戒严也吸引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目光。世界华人也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的活动声援学生。5月28日发生了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市民参与的规模最大。在600万人口的香港，有百万人参加了了5月28日的大游行。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其他几所院校的学生赶制的“民主女神像”在耸立在天安门广场。刘晓波、周舵、侯德建和高新（合称“四君子”）于6月2日发起〈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呼吁知识分子“以行动抗议军管”并提出了“我们没有敌人，不要用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进程”。

    以严家琪为首的学者们同时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戒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次开会的时间是6月20日。包括57名（后有4名代表撤出）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公开信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他们要求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罢免李鹏总理”和“取消戒严”的议题，要求当权者按照宪法的规定和法律的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学生们没有撤离广场，期待着人民的代表讨论和决定国家的命运。

    军队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下，在北京郊区停滞不前。本来，这是个让冲突各方和中共党内高层各个派别协商解决国内的政治危机的最好机会。可是，面对人民改革的呼声，特别是面对人民要求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政治纷争，时任国家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害怕“橡皮图章”的民意机构变成一个真的民意机构而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于是决定用武力来结束非暴力的和平集会和示威。这就导致了天安门六四屠杀。

六四大屠杀
（6月3日——4日）

    在6月3日晚10时，学生们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时候，约20万人的戒严部队在坦克车的引导下已经分兵进军广场。据资料披露，当局在6月3日下午4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强行进军北京市区，占领天安门广场，驱赶学生，进行所谓的“天安门清场”，并命令军队务必在6月4日早6时前完成清场任务。当晚6时30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以下是“维基百科全书”关于6月3日晚到6月4日发生的屠杀情况：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戒严部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从这时起，军队时而向天开枪，时而对（着）人群扫射，有人中弹倒下。民众不断向后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军队用冲锋枪向骂声扫射，约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痛骂，也有人从窗口上往马路上投东西，军队开枪还击，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其中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打死，当中据报包括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尊的女婿。

    根据BBC（记者）现场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一些录像却显示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

    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镇压开始，但以为军人祇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最多是被军人押走。此时不断有人跑入广场紧急报信，说明军队荷枪实弹扫射示威者，广场陷入惊恐。

    零晨1时，天安门以西约4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军队向堵塞他们的群众开枪，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复兴门外医院接收大量死伤者。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紧急通告》，内容说：“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内容广播后，至零晨2时，几十万人的广场祇剩下数千名学生和市民。零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据报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另外有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至少5人被压死，9人被压伤。

    根据陈希同的1989年6约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暴乱”中有六千多军警伤亡，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他说“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显然，中国官方的报道将军警伤亡的数字夸大，将学生和市民的伤亡大大缩小。根据综合报道，平民死亡的人数远远高于陈希同的数字。根据T.布鲁克的《死亡调查》，仅就北京13家医院的统计，死亡人数在6月3日晚就达479人。据透露，前国家主席杨尚昆曾经谈到六四期间军队造成600多人死亡。无论如何，六四屠杀造成了上万人的伤亡。但是20年过去了，中国官方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六四事件，死亡人数也没有进一步的核实。即便按照中国政府的定性，政府也应当甄别哪些人是“暴徒”，哪些是误伤的市民并加以和善后补偿。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17岁的儿子在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被枪杀致死，至今政府对于她儿子的死没有一个正式的定性和赔偿。以丁子霖为领导的一些受难者妈妈组成了“天安门母亲”，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六四事件，要求政府让她们公开和不受干扰地悼念他们死去的亲人。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并且她们一直受到当局的骚扰和恫吓。


三，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北京的学生在1989年4月走上街头，在“反官倒”“争自由”的号召下，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一个学潮在政府僵硬的态度下引发了一场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人们称之为“爱国”，是因为学生们追求的是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富强。人们称之为“民主运动”指的是当时人们要求更多的自由和对政府进行的批评，甚至要求总理李鹏下台等。从整个运动的诉求和形式来看，这个爱国民主运动是一个大规模的人民和平请愿活动。

    请愿就是公民对向政府机关提出各种诉求的活动。请愿往往通过言论自由或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权利来表达。在多数情况下，请愿的活动是承诺或愿意在现有宪法和法律的秩序内进行。八九民主运动正符合“请愿”的基本特点：人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要求政府落实宪法，或称之为“行宪”。就运动的主流来看，人们没有提出超出宪法之外的要求。它是一个“维宪”运动，而不是一个“修宪”运动。它也没有提出“废除”宪法和推翻政府的主张，所以还谈不上是一场革命。

“反官倒”和争自由是运动的基本诉求

    八九请愿的主要诉求是4月17学生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提出的“七条”。如前所述，这“七条”归纳起来就是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言论表达自由的要求和包括制定“阳光法”在内的“反官倒”即反腐败的要求。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在4月25日认定学生的请愿活动是“动乱”后，学生们加上了“摘掉动乱帽子”的内容。在当局决定在北京市区实行戒严后，请愿者提出了通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罢免李鹏”和“取消戒严”的诉求。

请愿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

    以上所有的请愿要求都在中国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关于表达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学生们所要求的是当局保证和落实这些自由。

    关于人民的请愿权利，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关于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罢免权和监督权，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并可以罢免之。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的工作，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所以要求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罢免总理李鹏和取消戒严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当时请愿者还要求邓小平下台，这是要求在中国革除军事寡头政治。因为邓小平当时祇是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却实际操纵中国的政治，所以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全国各界人士参与了请愿

    八九民主运动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一般的学潮，后期已经变成了各界人士参与的人民请愿运动。首先，各界人士声援学生和直接参与（如北京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北京连续几天百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学生，要求中国当局与学生对话，其中包括军人和警察。《北京青年报》1989年5月19日第1296期发表的调卷显示，90%的答卷者认为学生的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参加或支持了这个运动。其次，中共党内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的多数党员同情或支持学生。《中国妇女报》1989年5月19日第462号报道了两个妇女党员的心声。她们说：“北京大学生绝食请愿，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目前绝食已有六天，声援活动波及全国。这说明追求政治民主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他们希望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去进行真诚的对话”。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也要求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政治纠纷。再次，市民们自觉和勇敢的站出来抵制军队参与戒严。他们的伤亡比学生的伤亡要大得多。

请愿是在和平的方式下进行

    在八九请愿活动中，学生和市民们采取包括游行、集会和结社、对话、静坐和绝食的和平表达方式进行。绝食虽然将请愿活动带到一个激烈的高度，但那是以绝食者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人民的自由，这和当局用军队的自动枪和坦克来剥夺请愿者的生命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在请愿期间，请愿者和全国声援的人民没有通过暴力、暗杀、搞武装、政变、或其他非和平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八九请愿运动坚持了和平原则。

运动的主流没有要求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

    八九请愿活动没有提出颠覆宪法或在宪法之外重新建立一个政治制度的诉求。他们甚至没有将“选举”和“修宪”等民主改革作为主要诉求。在绝食最紧张的时候，请愿者提出的是“维护宪法”，在天安门广场成立的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在“4.27”大游行的时候，学生们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这些都说明，请愿活动没有意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搞动乱。请愿者至多是要求共产党作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反对“官倒”和落实人民的自由权利。

    当然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有少数人提出了超越学生们诉求之外的诉求，比如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典型的事件是5月23日来自毛泽东故乡湖南的余志坚，鲁德成和喻东岳等三人用颜色鸡蛋泼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同时打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横幅。但是3个当事人是广场上示威的学生们“扭送”到公安局的。当事人之一的余志坚说到：“我必须指出的是，没有八九学潮，我们是不会进京的；没有所谓戒严令的颁布，我们也是不会去砸毛像的。我们过去、现在都是中共的反对派，而在八九民运中，我们却是广场上的少数派，或者说激进派。”这个少数派的观点在六四屠杀后变成了主流观点。

罢免国家领导人是人民改变政府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民通过选举治理国家的权利和人民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的原则。中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务委员会有权选举和罢免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这就是人民改变政府的权利。

    在当局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严后，北京和其他地区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召开人大”和“罢免李鹏”的口号，5月25日，香港的文汇报刊登了57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经济包括罢免李鹏总理。要求罢免国家总理本是人民依照宪法改变政府的权利，由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在屠杀后却说这是“制造声势、煽动推翻政府”。

    当时最为激烈的声明是在戒严生效的当天（5月20日）的《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说，“鉴于李鹏、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仍然一意孤行，现在是联合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通过法律程序罢免这几个暴君的时候了”。“为了讨伐和严惩这几个暴君”，学生和工人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总理李鹏，罢免国家主席杨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与人民为敌的现政府官员的法律责任。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组织特别法庭，依法公审这些暴君。”

    以上的言论不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而是呼吁人民依据宪法改变政府。然而，当局则用这个声明作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定罪证据。这是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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