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迟到的“大国崛起”阴影下的幽禁纪略（上）

丁子霖  蒋培坤

引言

自从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以来，至12月20日这74天时间里，我们俩就像从人间蒸发一样，销声匿迹，与自己的亲人、难友、海内外友人中断了一切联系。我们在江苏无锡农村居所以及北京寓所的座机电话、电脑宽带，京锡两地所用的手机统统被切断。

从我们的切身体验而言，这个“崛起的大国”所构建的“和谐社会”真的是“与时俱进”。尽管我们俩身上深烙着“天安门母亲”、“六四”难属、“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等诸多印记，在以往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曾先后遭到两次异地幽禁；连续50天中断通讯联系和限制行动自由……，但还从来没有这样长时期的幽禁；而且承蒙其“以人为本”的“优待”。大概顾忌到我们已年老病弱，这次没有把我们置身于异地，而是囿居于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连园》里。虽然是在自己“家里”，但没有“家”的感觉。通讯中止了，行动受限制，不用说回到北京家里，就是去上海、苏州等附近地区探望至亲，都得向无锡国安“打招呼”。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我们宁可呆在自己“家”里。在这么长时间里，只有无锡国安局的监控人员和有限的几个亲戚不定期地前来探望。我们多么渴望想了解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却了无所知。这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寂寞、最难耐的时日。

我们可以想见，在京的亲人、难友和友人们在如此长久得不到我们的音讯之忧急心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霞女士，这段时间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能不能去参加颁奖仪式？10月11日，她从北京发来过一条短信，告诉我们她的新手机号，但是，我们的手机很快就被无锡国安切断了，至今过去两个半月了，始终没有同她联系上。我们还特别想念难友徐珏女士。她自2009年罹患重症以来，不管她在医院里手术或化疗，还是在家休养；也不管我们在北京城里，还是在无锡乡下，丁与她每周都会通上一次电话，彼此听到对方的声音，那都是一种慰藉、一份力量。然而，她现在到底怎样了？每每念及，又找不到答案，此时内心充满了忧伤，还有那悲愤。

因此，我俩在无锡《连园》被幽禁期间就商定，一旦返京，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去医院看病取药，而是把我们这两个多月的经历告诉所有念及我们的亲友们，以释挂念。

10月8日下午5点多，我们的宽带和座机被切断

当晚7点39分，以及第二天上午，我们用手机给北京的多位难属去电话，告诉他们刘晓波获诺奖的事。大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并建议我们起草一个声明，表明在京难属的心情和态度。

10月9日中午时分，我们考虑到蒋的病体，在情急之中，用手机给北京国安打电话，告诉他们无锡国安切断了我们的宽带和电话。北京国安答应立即派人来无锡，进行“协调”。

当天夜里12点，北京国安到达无锡，第二天上午10点多来到锡北镇张泾我们家中。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发声明，不要接受采访。他们说无锡国安担心我们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担心海外记者摸到张泾来找我们，更担心我们对外发表声明，甚至还担心我们去上海世博会见外国记者，等等。经与北京国安再三商谈，我们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条件是必须立即恢复家中的座机和宽带。

10月11日上午，处于闭塞状态、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的我们，带着“自由门”去邻村一位亲戚的厂里浏览海外网页。当看到刘晓波在刘霞探监时得知获奖消息后表示“心中很不安”，并说“这个奖是给天安门亡灵的”，言罢落泪……。我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丁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顾不得个人安危，唯有听从良心的抉择，决定发一个声明，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传出去。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满足北京一些难友的愿望。

当天傍晚，我们拿着起草好的《天安门母亲：我们的声明》，去离家不远的另一位亲戚家。起先是想借用亲戚的手机传送，传送一段接着一段。这是当时电脑被切断后唯一想到的办法。但这家主人的女儿碰巧可以上网发Email。这对我们来说不啻是一件送上门来的大好事。

我们立即把这份“声明”发到北京的一位难友那里，由他向北京的难属征求意见后传送给海外网站。不一会儿，对方来短信，说声明已发出。我们悬着的心算是放了下来。

与无锡国安发生激烈冲突，丁昏厥倒地

但是，当我们在亲戚家全神贯注地发Email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早已有人盯着我们了。突然间，四个陌生人从外面大门冲进二门（此时大门、二门都开着），来到亲戚家中，一句话都不说就用手摁住放在茶几上的电脑，另外一个人火速把电脑和一个U盘抢到手里。当时亲戚家里在场的有6、7个人，大家都不知出了什么事。等回过味来，亲戚们本能地去保护电脑。这时丁站起来问：你们是什么人？拿证件出来！……其中一位拿出一本工作证：无锡市国家安全局。丁叫打开，什么名字，那人打开后一晃还未等丁看清楚便随即收起。他们四人仍然一句话不说，再次来抢电脑和U盘，我们的几位亲戚又把电脑夺回，他们把我们的两位亲戚差点压倒在地上，一来一去经过几个回合，电脑最终没有被他们抢去，被女主人抱到楼上。丁骂这般人：“你们是强盗！滚出去！滚出去！”……“你们不讲理由，私闯民宅，我们犯了什么天大的罪！你们要抄家就拿搜查证出来！”丁把那四个人推出门外。

由于事发突然，国安动粗。当丁走出大门与他们理论的时候，突然昏厥倒地，在场的很多人围上来救援，这家的女儿急得只顾哭喊，蒋拿出自备的硝酸甘油塞进丁的嘴里。当时正好身旁有一辆小车停着，车主就把丁塞进小车急速地送往当地的张泾医院，一名无锡国安也随即去了医院。经医院采取抢救措施，约一个小时后，丁慢慢苏醒过来，见手上插了输液管，她猛地把输液管拨掉。然后借用亲戚的手机给来无锡的两位北京国安打电话，叫他们立即来张泾。随后，在多人搀扶下，才慢慢走回亲戚家。接着又在旁人搀扶下慢慢走回自己的家。当走到半途，她担心电脑放在亲戚家会连累他们，又返回把电脑抱回了自己家里 。

这时，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两名官员赶到了丁蒋家里。他们希望我们交出电脑，让无锡国安赶快撤走，尽早平息事态。

丁目光呆滞，丧失记忆

丁回到自己家里后，嘴里不断地自言自语：“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目光呆滞。我们说到电脑。她就问：“什么电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我们又说到无锡国安闯进亲戚家，她也都不知道。我们觉得她的脑子出了问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把到亲戚家发Email、与无锡国安发生冲突，一直到去医院输液、在医院给北京国安打电话、拨掉输液管回亲戚家把电脑抱回家……，一切的一切，都想不起来了。在以往，她也曾有过几次昏厥倒地，但头脑是清楚的，更不曾有过失却记忆。这次她却失忆了。我们觉得事情严重。于是由北京国安一位女士和我们的一位亲戚扶她上床休息。她还是嘴里不断说着：“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直到今日，她依然想不起10月11日晚间发生的那场激烈冲突。

在丁去医院的同时，亲戚家里又来了张泾派出所的几名警察，还有锡北镇的政法书记，居委会主任，甚至亲戚所租住房的房东都被通知来了。警察借口查户口，问这问那。这时蒋冒火了，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里有你们什么事？赶快出去！出去！”蒋质问无锡国安：“警察怎么来了？”国安回答，“是我们要求他们来协助的。”这天，当地的警察又像2008年10月26日那样粉墨登场场了。也正是在这一天，我们的手机也没有了信息——在手机的首页上留下了这样六个字：“仅限紧急呼叫！”

蒋立即向北京国安提出：现在家里两人都有病。丁又是这个样子。与外界的通讯联络统统断绝，一旦身体出事，怎么办？北京国安表示会与无锡国安交涉，一定妥善处理。

已经深夜11点钟了。无锡国安丝毫不理会丁的病情安危，只是不敢来到我们家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紧逼着亲戚家的女儿到丁蒋家去拿回电脑，交给他们。他们非要拿走这台电脑，不拿走就不走人。为此双方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蒋考虑到电脑里保存着物主的个人隐私，只同意复印一份《声明》给他们。但是他们说，那份《声明》他们已经从网络上“截获”了，他们还要检查电脑里有没有别的东西？

最后，由北京国安从蒋手里拿走了电脑，由他们保证等无锡国安检查完后就归还物主。此时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了，无锡国安才从亲戚家撤走。

10月13日上午，应我们的要求，无锡与北京两地国安来到我们家里商议归还电脑的事。无锡国安先是说：“电脑会尽快还的！”但是却绝口不提具体归还日期。丁当即说：“不行！今天必须谈定归还电脑的事，必须立即归还！”这样，北京和无锡两地国安先后去室外打电话。无锡国安从外面回来后立即表示：“还！不是98%还，而是100%还！”丁紧问：“什么时候还？” “明天。”无锡国安终于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逼迫亲戚签署《承诺书》

10月14日，北京国安返回北京。然而，无锡国安在归还电脑的同时，竟背着我们复印了几份《承诺书》，并在锡山区、锡北镇的两级政法书记协同下，逼迫与我们有联系的五位亲戚在《承诺书》上签字，要他们保证：不向丁蒋提供电话、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不给丁蒋购买手机卡，不向外透露丁蒋的任何信息；此项承诺直到丁蒋离开无锡为止；如有违反，将负法律责任。亲戚们迫于无奈只好签了字，但要求他们给签字方一份复印件却遭到拒绝。

10月16日，无锡国安来到张泾丁蒋家。丁向他们正式提出了抗议：这次切断我们的宽带和电话，因发Email挑起冲突，以及逼迫蒋的亲戚签署《承诺书》等做法，完全不把宪法和法律放在眼里，公然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搞的还是“文革”那一套。无锡国安对丁的抗议一言不发。

从此，我们在无锡市锡北镇张泾的居所，彻底断绝了与外界的通信联络，一些亲戚也惧怕到我们家来了。在此期间，丁蒋提出我们的身体如发生意外，必须确保应急呼叫措施。他们答应除110、120、119呼叫电话以及无锡、北京国安手机外再向我们提供三个专用电话。此电话只能在他们监听下打给三位亲戚，其他电话一律无效。

到无锡医院检查病情

丁自10月11日那天晚上昏厥失忆以后半个月间，虽然未再复发，但整日里头脑晕晕乎乎，走路晃晃悠悠，有时连站立都不稳当，腰痛更是难耐。因此，10月26日上午无锡国安李、于两位来我们家时，我们提出要回北京为丁检查身体和治疗。两位一听我们要回北京，忙笑脸相劝。说什么：“丁老师现在身体虚弱不宜远行，还是就地检查治疗吧！反正你在这里看病与回到北京看病一样都是公费医疗。”又说：“我们会去找关系，找无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要不，你们就去住太湖疗养院，那里既可检查、治疗，也可静养……。”他们似乎胸有成竹，一口气就提出了两个方案供我们选择，潜台词是我们不能回北京。

当时我们也心存疑虑，不知道丁的脑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多严重？万一贻误了治疗时机，后果就不堪设想。蒋已是一个患有冠心病和脑梗的病人，两年前他也是因受当地警察突袭而引发大面积脑梗的。想到这些，我们有些后怕，既然不能立即回北京，又拒绝去太湖疗养院，就只有接受他们的意见，由他们找医院检查、治疗。

10月28日下午，无锡国安李、于两人前来告知：他们已与人民医院的王副院长、脑科专家约定，下周二上午他出专家门诊（VIP）时为丁检查、治疗，并嘱咐丁：清晨空腹；交一份以往病历资料；就诊治费用问题写一份文字材料，以供其财务报销。

11月2日清晨丁如约来到锡城南郊人民医院，于为丁挂了特需门诊号。在候诊、问诊、作各项检查的全过程中，李、于两人始终寸步不离陪在丁的身边。

当王副院长开始问诊时，丁先拿出了10月11日在张泾医院的急诊抢救病历并做了说明：这份病历有虚假成分，事实并非病历上所写的“患者因与家人发生争执而昏厥倒地”，而是因与“国安”发生冲突引发事态的。这份病历是在患者昏迷不知情和家属不在场而国安却始终在大夫身边的情况下写成的。丁说毕，又交给王副院长一页纸，那是以往的病历情况，上面记录着：第一次，1989年6月4日得知儿子中弹，生死不明，昏厥倒地……最后一次2010年10月11日，也就数这次昏厥时间最长，情况也最为严重。这以往漫长的岁月里共发生五次，昏厥状态、时间、地点、引发原因、经过情况，都清清楚楚写在纸上了；最近这两年昏厥的间隙已越来越短了。

大夫阅毕心里明白，便不再多问什么，开始听心脏、量血压、检查腰腿关节等一系列该检查的项目。陪同的两位也在旁边看着。他们未经大夫与患者同意，径自从案上拿过丁交给大夫的那页纸传看。

当天血压指标为158 / 94，这对于平时血压一向偏低的丁来说，显然是偏高了。大夫开出了验血、心电图、心超，脑部、腰部核磁共振等各种检查单。

失忆是因“脑震荡”

丁向大夫提出了一个她最为担心的问题：为什么此次昏倒近一个小时，醒来后对于前后那12小时内发生的一切都想不起了呢？
大夫明确地回答：那是“脑震荡。”
丁又问：“随着日后康复，我还能慢慢回忆得起来吗？”
大夫答：“不会了。”
丁听了心里不免一惊。但愿不会再发生！

那天离开医院时，丁交给无锡国安一个信封，里面一张纸上写着10月11日晚与无锡国安发生冲突发病倒地的经过，因不得回京，需在锡看病，诊治费用需由无锡国安负担，尽管非本人所愿……。这是无锡国安上次叮嘱要丁写的。

当时对方临走时未及打开信封，便与丁分手。

11月5日中午时分，丁按照预约时间来到人民医院做脑部及腰部核磁共振。一进医院便见无锡国安李、于两位已先行守候着了。丁不禁有些纳闷，原来说定今天只由小于陪同做检查的，怎么这位李处长也来了呢？做核磁共振等候与检查的时间都很长，丁从检查室出来已十二点多了。在医院门口，丁与他们俩分手时，李呐呐地对丁说：“丁老师，你写的那份东西能否重写一下？”

“为什么？我写的难道不符合事实？”

“那倒不是，只是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详细。前面那一段（指与国安冲突）就别写了。这份东西是给财务报账用的，他们不用知道那么多。”

“你们的财务也是国安的工作人员呀，有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的呢？”

“丁老师，你就重写一份吧！别为难我和小于了。”

李已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看在这些天小于在医院跑上跑下的面儿上，丁勉强答应了。但同时向他们提出：“不管检查结果如何？天气将冷，蒋是心脑血管病人，离京时北医三院的大夫反复叮嘱过他，不能在南方过冬，我们最晚本月底要回北京。”

数日后，丁的各项检查指标已出齐，11月9日下午三时，无锡国安再次陪同丁去人民医院王副院长诊室就诊。此时经过一周休息，丁的血压已基本稳定，查出脑部有腔隙性脑梗死。

丁表示要回北京治疗，所以大夫只是开了一些治脑梗的非处方药。临别时再三叮嘱，日后要控制情绪，不要大喜大悲，以免再次发病。这话丁听懂了。当着国安的面，他又补充了一句：“过去的事已经这么久了，就让它过去吧！”丁听在心里未作声，一切均在不言之中。
（待续）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