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上）

丁子霖 蒋培坤

“我相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阳光下，为此，我付出了代价，但我无怨无悔。在一个独裁国家中，对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讲，监狱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门槛，我已经迈进了这道门槛，自由就不会太遥远了。”
——刘晓波于2010年1月4日在狱中会见律师时说的话

这二十年来，中共当局从我们身边先后抓走并投入大牢的共过患难的学生、朋友，一批又一批……。其中不少为世人熟知，如魏京生、王丹、江棋生、高瑜、刘念春、童屹、徐文立，等等。还有不少人，为他们的安全起见，我们不便提及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在他们迈出大牢以后，有些被中共“流放”到了海外，有些则坚持留在了国内；有些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仍在苦苦抗争，有些则谋生自救。不管他们做什么，我们都尊重他们的选择。

然而，最让我们牵挂和揪心的却是刘晓波。

这不仅是因为他刚刚被判刑11年，而是因为他与我们太熟悉了。尤其是这十多年来，晓波夫妇已经成为我们人生苦旅中不可或缺的朋友。中共当局太狠毒了，一纸判书，把晓波从他妻子身边，从他朋友身边、也从我们身边生生夺走。这对我们俩人来说，这份伤痛堪与二十余年前的丧子之痛相比。

这些日子，悲愤交加，思前想后，头脑里都是晓波的影子。晓波并非伟人，也无壮烈惊人之举；他不过是在我们身边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从事写作的一介书生。他相信做事要持之以恒、点滴积累，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种日进一分、月进一寸的韧性坚持才是今天晓波身上最难能可贵的。然而，这却是他穷尽二十年的跌打磨练、吃尽苦头之后获得的一种为人处世的不移信条。晓波自“六四”惨案至今，已判若两人了！

他认准一件事，不观望，不动摇，九牛拉不转。他写作时评，有一条始终不变的信条。那就是他认为：中国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曲折的，时间的漫长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任何急功近利的计划、纲领乃至行动，只能是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

他认为，我们所奉行的是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也不必追求宏伟的整体改造目标，而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自由，通过生活细节上的思想启蒙、言论表达，通过一个个维权个案的持续累计，来积累民间的道义资源、组织资源和博弈的经验。

他还认为，既要不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坚持，又要奉行宽容原则，提倡多元对话；在民间出现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选择之时，高调反抗应该把低调周旋当作一种补充。无论是体制内身份还是体制外身份，也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彼此之间都应该尊重其发言权，最终形成转型路径的民间共识，将产生更为有益的贡献。

我们知道，晓波在二十多年前的八九运动后期，曾发表过一份《六四绝食宣言》。在这份宣言里，就提出过：“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他认为，今天他仍然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赞成“以暴易暴”。因为无论是个体性暴力复仇和群体性暴力泄愤，并不能解决政治之转型的问题。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没有走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怪圈。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难保证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独裁的老路。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到，暴力手段的成本极为高昂，不要说法外暴力的使用，即使是合法的暴力，成本依然高昂。对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说，选择暴力革命，不仅社会代价过于高昂，而且其结果往往走向反面。以暴易暴已经成为非常落伍的政权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转型，既符合人类文明的道义准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效益原则，所以才能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

在晓波近五年的时评中，诸如此类的评述比比皆是，即使是为了给他控罪精心挑选出来的那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也有不少类似的论述。但是奇怪，那些控罪者怎么连这样一些最常见的论述都不屑一顾呢？居然无中生有、堂而皇之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采取造谣、诽谤等手法，“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晓波的所谓“罪行”，均属于发表言论、撰写文章。从言论这个层面，如何推论到动机和效果，认为他“煽动他人颠覆……呢？”

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决不是什么司法审判，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审判！现在刘晓波已经提出上诉，可以预料，其结果不外是“维持原判”。提出上诉，不过是进一步暴露中国司法之不公，证明其控罪之荒诞不经，让公众再一次看清这幕丑剧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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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件即将结束时，我们脑海里无时不跳出南唐李煜的词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别；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的心情大抵如此。想起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中间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堆放在那里，还没有来得及清理，这一篇文章只能算是挂一漏万吧。

我们与晓波相识，始于80年代。那时他正值才华横溢，被人们称为一匹“黑马”，驰骋于中国文坛。他在回忆当年与我们相识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熟悉蒋老师的第一个机缘，是因为我与他在专业上的相通。80年代的大陆出现过持续时间不短的美学热，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旧著重见天日，李泽厚先生和高尔泰先生的美学新论风靡于文化界和高校，……美学研究也成为大学里的显学，上海复旦的蒋孔阳先生，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人民大学的蒋培坤先生，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是八十年代身为大学教授的知名美学家。”

“我当时在北师大读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不仅对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用力甚勤，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各派美学论著也皆有涉猎，自然要读到蒋老师的著述。正因为蒋老师在当时美学界的声望，我的导师才决定聘请蒋老师出任我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之一。”

记得晓波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蒋还曾受他的导师之托，协助其指导晓波论文的修改。那是1988年春天，由于两人谈话投机，学术观点也相近，彼此交往日渐增多。论文答辩完后，蒋还与上海的王元化先生（答辩委员会主席）一起被推举为正式论文评议人。

这是要指出的是，当时，正值晓波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教委点过名，在教委主任何东昌看来，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配读博士学位。因此在答辩时，教委还派人来旁听。但是答辩委员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使这个“问题博士生”的论文顺利通过。

也许是巧合吧！那时晓波来人大时，多次遇到我们罹难的儿子蒋捷连。那是在连儿放学回家的时候，他总是与客人有礼貌地打一声招呼，然后退身去做功课。我们想晓波一定是记得的？

后来他出国一段时间，再回到中国是89学运后期了。不久，“六四”枪响，连儿遇难，晓波入狱。他出狱后从他导师那里得知连儿的噩耗，于当年6月1日，“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赶到了我们家里。记得那天他上身穿一件T恤衫，下身穿一条齐膝的画布大裤衩。大概是出乎他的意料，连儿的遗骨没有入土，而是安装在一个木制的竖柜里面，就置放在他生前所睡的小床的位置。那天他听蒋简述了连儿参加学运、遇难前后的情况后，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们彼此都沉浸难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在连儿灵前朗诵了他连夜创作的《给十七岁》。声音呜咽，不忍卒读。他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

“你不听母亲的含泪劝告，从家中厕所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

这首诗很长，这里只能引两段：

我或者
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1991年6月1日深夜于北京

这首诗，我们一直珍藏着，纸背已经发黄，字迹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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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们读到晓波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的一篇长文——《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我现在已经无法找到那篇文章的复印件了，记得文章是对89民运的反思。批评当年运动的参加者狂妄地以为自己掌握了正义，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最终导致运动的失败。文章还谈到当时广场上以谣言为依据，各种传说到处流传等等。现在看来，晓波对89运动的反思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文章过于尖锐，有些偏激。我们作为“六四”难属，内心充满着对于大屠杀的愤慨，这类文章在当时很难读得进去，总觉得有一种很难接受的感觉，尤其是联想到他第一次出狱后在连儿灵前哭倒在地的情景和那首《给十七岁》的长诗。但我们出于尊重每人各自选择的原则，既没有私下批评他也没有撰文公开讨论，只是通过他的导师及一些他所熟悉的朋友转告他，以后不要到我们家来了，以免再次触及心里的创伤。

1995年，国内民间一批人士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结果王丹再次入狱，刘念春被劳教，发配到外地，晓波也遭秘密羁押半年多时间。获释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三托江棋生捎话，要求与我们见面，甚至说：“总得给我一个检查的机会吧！”于是我们同意。

1996年夏，一天晚饭后，晓波来到我们家里。丁对他的态度甚是冷谈，她只是向晓波简单说明由于这些年来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庭，对于劫后的苦难看得太多，感情上难以自拔，因此无法接受他那篇文章的观点。于是就进卧室休息去了。这次蒋与晓波谈得很多，但也多半是谈一些别的事情，一直到深夜12点以后他才离去。那次谈话，横在蒋与晓波之间的一些隔阂渐渐消弥了，他劝晓波不要再与他人联署签名了，有什么想法还是以自己的名义写文章。晓波同意了蒋的建议。

但是，刘晓波就是刘晓波。他是倔强的、执拗的，从不轻易服输。其实那次见面，他并没有解释什么，更谈不上检讨什么。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他后来曾在给我们的信里说过：“我也知道，包括二老也都曾对我有过负面看法，但我真的打心里敬佩二老所为，真的从未哪怕是有过半点对二老的抱怨。因为我知道，我能用心换得二老的理解和信任——只要我真心面对亡灵，与二老交心，我们必定走到一起。”他认准了，只要有一颗真心，总能换来对他的理解和信任。

此后，我们去了南方。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们从外电获悉，刘晓波因于当年十月十日与广州的王希哲共同签署了一份“双十宣言”，被政府当局从北京的女友家带走，并当面签发了劳教三年的通知。王希哲则外逃到了美国。

这次晓波被捕，对我们来说震动极大，因为那时我们对他仍心存芥蒂：不久前我们还劝他不要再搞联署了，却偏偏又因为联署而入狱。怎么回事啊？这么倔强，这么坚持！但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注意到他在狱中表现十分低调，他只是提出了在牢中与刘霞正式结婚的要求，以便刘霞可以以妻子身份每月从北京去大连探监。这个要求得到了官方的同意，一对患难夫妻就这样在狱中以特定的方式结合了。

文章来源：丁子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