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永远的痛——怀念儿子罗维
邵秋风
那个悲惨的夜晚渐渐远去，时间过去已经二十年了。我在木讷和悲哀中度过了二十年，从中年到了老年，丧子之痛没有随着时间减弱，而且更甚，因为惟有我的老泪能流去我的郁闷和悲愤。二十年来我找不到倾诉的并能使我解除痛苦的对象，我就在这惨淡的人生经历中熬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
因为其他儿女不在北京，我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妪照顾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伴。自89年6月4日后，他得过心梗、心衰、耳聋，现在加上哮喘、冠心病，各种疾病缠绕，痛苦不堪；而我自己也是一个终年患慢性病者，有宣武医院的病历为证。但是我仍要坚强的活着，这，可能是罗维在支撑我。他死得不明不白，支撑着我要看个明白、合理的结果，我才能心甘哩！
那个悲惨的夜晚渐渐远去，周围一切都起了很大的变化。高楼大厦一群群地建了起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人们谈论那个惨剧渐渐地少了，但是我思想上总是想不通，罗维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受到那样严酷的惩罚，仅仅是年轻人关心形势去天安门看一看，为什么一去就不能回来了呢？他这一去，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悲哀，留给我们永远的撕心裂肺般的悲伤。二十年呀！罗维的影子永远伴随着我。夜里，一个稀薄的、破碎的梦在我的脑子里萦回，“罗维上山下乡了，扎根农村，回不来了”，这永不释放的心怀，萦绕梦中二十年。我，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实在无法释放这种骨肉眷恋之情，大概要伴我终生了，因为他永远是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毕竟他是我的儿子，在三十岁的大好年华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一件二十年前发生的惊动万民的血腥之夜，竟然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当年到天安门去看看的也都是年青小伙子，竟然遭到枪击丢了性命；当年用炸子（达姆弹）杀人不是违背日内瓦公约禁用的武器吗？我常看晚报上领导总是对我们说：人民要和谐友好。而这禁用的武器用来置人死地，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解放军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模范，我们老百姓很尊敬他们。可是89“六四” ，怎么就拿起枪杆去杀自己的兄弟姐妹呢！当时罗维是骑在自行车上被害的，在腹腔内，见到他时医生包扎了，我看不见，但手术医生的诊断书我看了，真是惨绝人寰，上写一个肾没了，十二指肠断碎了等等，属枪伤。罗维被害时有钢铁设计院土建科职工陈洪春在一边观看，可证明。
二十年了，我都走不出恐惧和阴影。因为罗维是无辜的，邻居、单位领导、同事都能证明。我说一件事，他住的宿舍着火，他曾奋不顾身的抢救，直至熄灭，曾得到冶金部规划院的表扬，可查。
政府部门是负责的，应该把好坏分清，还好人一个清白，也给年老的双亲一点安慰。如果不把好人的名誉恢复，不治疗老人心里的创伤，那就不能消除社会的消极因素，也不利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这些受难者的父母，多数年龄都处在七十至九十之间，甚至有九十以上的，年老体衰，是一个弱势群体，希望政府对他（她）们友好一点，照顾一点，毕竟他们的一生也是兢兢业业地工作，勤勤恳恳做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努力贡献走过来的，但他们遇到了中年失子这灾难性的悲哀是无法形容的，最近又有两位难属病倒了，而且患的都是忧郁情绪的徵结病，悲哀之极，令人痛心。
罗维的母亲，邵秋风写于2008年12月
附信：
丁老师和您的先生：您们好！
是的，我们应该写一写二十年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惨经历——失子之痛，我是一个近九十岁的老妪，我想是儿子罗维不明不白的惨死支撑我要看见明白、合理的结果我才甘心哩！并度过了这二十年。
写得较乱，因为患颈部神经炎和右手肩周炎已三个多月，疼痛未消，难于抬举，无法重抄一遍，只得请二位代为删改和填补，我就此谢谢了。一句话就是能写的就写，不能写的就涂去。
祝
您二位健康快乐！
祈望蒋先生早日康复！
邵秋风? 08-11-2
另一篇：一滴眼泪+另一滴眼泪
20年前，当罗维受难后躺在医院病床上，我去医院看望他时，当时他闭着眼躺在血与水掺和着的病床上。我俯身说：“罗维，我来了，妈来了！”他睁开眼又随即闭眼，一滴珠子大的眼水流下来挂在面颊，并不掉下。我瞧见时，还以为是他的汗珠呢?不，他哭了，不是放声大哭，他没有力气了。他仅能流下一滴伤心的泪，一滴怨恨的泪，一滴忏悔的泪——因为我那么劝他不要去。……他不管不顾，依然走了，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另一滴泪，是事隔20年后的今天，我92岁的老伴，罗维的父亲，也是留下了一滴泪水走的。他走的前一天，头脑始终清醒，我去医院看他，他也是闭着眼睛躺于病榻。我上前吻了一下他的前额，对他说：“老罗，我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吗？”他睁眼一看：“老邵。”喊了一声，随即闭眼，留下了一滴眼泪，挂在她的眼眶上。这是一滴伤心的泪，廿年含冤的泪，……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知识分子，疼痛于心里，独自伤心，从不表露。……这一滴眼泪总在我眼前闪现。
所以我呼吁：对“六四”要尽快解决，让现在还活着的父母、妻子不要再流泪，……
（这篇文章是我于罗维的父亲罗让2月5日逝世后写的）
《天安门母亲网站》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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