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东旭的证词——“六·四”遇难者马承芬的丈夫

 

马承芬，女，1934年出生，遇难时55岁；生前为复员老军人；89年6月3日晚11时，在总政干休四所宿舍楼下乘凉时被戒严部队枪杀，子弹射入右下腹部，伤口约4-5厘米，6月4时晨死于304医院；骨灰自费安葬于金山陵园。

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军人，1934年出生于河北省，1949年参军，1951年入朝参战，在韩战中历经三载幸免遇难。归国后1958年复员做了随军家属，到了晚年却无辜死在了所谓人民军队的枪弹下。十年前的89学运和民运， 全国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从国家前途着想，起来反对贪污、腐败，要求自由、民主，并要求与当时身为总理的李鹏对话，李鹏不仅不听广大民众的呼声，反而丧尽天良于6月3日派军车、坦克进城，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我们家住在总政白石桥第四干休所，位于复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距大街还有200米左右。当时很多老干部(约有数十人)聚集在干休所的楼下，对开枪屠杀人民的行为愤恨不平。约在夜间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竟毫无人性地向胡同里开枪，当时我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当时我站在离她2米远处和一位老干部说话)。突然间，一颗子弹击中她的右下腹部，伤口直径有4-5厘米，鲜血流了满地。她当时就灾倒在地下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必须马上送医院抡救，可是汽车又不准出动，只好借一辆三轮车，夜11点多送到304医院。因医院受枪伤的人太多，直到4日凌晨3点多，才被推进手术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后送回病房，也未给输氧(事前已向院方说明她前两个月因心脏病在此住过两个月医院)。当时以为并不严重，她躲过了这埸灾难，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把我和孩子们都吓坏了，我痛苦万分，致使心脏病复发，医生又把我送进抡救室抡救，经两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事后经干休所联系，把妻子送八宝山火化，三年后，我又自费将她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园了。

“六·四”惨案已经十年， 我们这些死难者家属和难友，每年都向当局写信申诉，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我个人在“六·四”后的前两年也多次向总政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一个说法，因为我妻子完完全全是被无辜杀害的，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不仅不给我一个答复，反而再三阻拦我同一些难友的联系；当局还一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天安门没死一个人。我在“六·四”早晨从急救室出来在医院门前等车时，亲耳听医院护士边走边说：“可把我吓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辆坦克把一个人碾成了肉泥！”至于死亡人数仅在  304医院起码有数十人，在复兴医院、铁路医院死亡的人数更多，更何况在大街上被射杀的人，当时由军车运走或就地掩埋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杜东旭  199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