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森的证词——“六·四”遇难者陈来顺的母亲

 

陈来顺，男，1966年3月2日生，遇难时23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89级新闻系在校本科生；89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小平房顶上头部左侧中弹遇难；现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金山陵园（南二区三排四号）。

 89年6月3日晚6时左右，陈来顺与其大姐陈秀英一同离家至崇文门地铁处分手，此时北京情况已很紧张，大姐怕出事，劝来顺不要出去，来顺说要回学校交论文、取毕业照片，他没有随大姐回家。当时陈来顺背了一个深驼色书包，包内装有论文草稿和照相机等物品。因当时交通严重堵塞没有公共汽车，陈来顺步行绕道走到美术馆附近，遇上一位中学时的同学，俩人相约到他同学家里聊天下棋。据后来同学讲，到晚上11时左右，他们听同学家邻居讲，外边解放军开枪打人了。陈来顺和他的同学不相信这是真的，以搞新闻摄影专业为自己事业的陈来顺背起书包与同学一起走出了家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正遇戒严部队开枪扫射。当时聚集在大会堂附近的学生和市民慌乱得到处躲藏，陈来顺和他的同学被密集的人群拥挤得无路可走，就爬上了附近两间小平房(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当时的小平房就在今天广告牌的后面)的顶上蹲着，戒严部队见平房顶上有人，就向上面开枪，陈来顺没有逃开戒严部队的子弹，头部左侧中“炸子”。当时被民众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抡救，不治身亡。

我有四个孩子，但只有来顺一个上了大学，我们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的，不想灾难落到了我们头上。来顺被枪杀后，没有人(组织、领导)来关心慰问过我们，反而每当“六·四”、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等节日，便有人监视我们，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近十年来，我们的身心被失去儿子、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磨，受到严重的伤害；随之是冠心病、糖尿病、白内障、胃部时常不适等病症接踵而至，我是来顺的妈妈，每当祭祀的日子到来，我便几日不思饮食，泪水相伴度过那思念儿子的日日夜夜。

                                                    张树森  199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