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庄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段昌隆的母亲

 

段昌隆，男，1965年10月19日出生于北京，遇难时不足24岁；生前为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用化学专业84级应届毕业生；1989年6月4日晨于西长安街西单至民族宫一带遇难；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89年6月3日中午，昌隆从国家核技术局参加面试后回家，准备午饭后返校。我见他这段时间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说不行。他说学校实验室的机器还开着，正委托同学看着呢！还要准备毕业考试、写毕业论文。他还对我说，他还要参加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忙得很。正在这时，清华同学Ａ来找他说：上午学校广播站动员学生去天安门声援，同学们都上街了。这时在市急救中心工作的女儿段琦也打来电话说，她们正忙于抢救在六部口被防暴警察打伤的群众，回家要晚一点。昌隆听后就给段琦送饭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后也投入了救助工作。这天姐弟俩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在这之前小女儿段君和Ａ也骑车出去了，说到外面看看。昌隆回来不久便又推车走了，临走前把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掏出放在家里，身上只带了一把自行车钥匙和学生证。

 我家在西城区北端的鼓楼附近，6月4日凌晨一至三点左右，不断听到外面密集的枪声，由西南方向逐渐向我们地区接近。这时，附近上街声援学生的居民都陆续回来了，哭诉着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个孩子都未归家，急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儿段琦蹬车一趟趟去寻找她的弟弟和妹妹，均无找到。她说西单、南池子一带军警林立、枪声不断，根本无法接近去找人。这时我预感到情况不好，已经支撑不住了，由胡同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外面传来的密集枪声好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紧缩成一团，两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心颤动得历害，气喘不过来，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压抑着我。我像疯子一样跑出了家门，逢人便说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回来！

4日上午9点多，段君和Ａ由天安门广场辗转回来了。她俩说昌隆并没有和她们在一起，她们就在天安门东南侧清华大学校旗下，昌隆若去天安门肯定会和她们在一起的。她们估计昌隆由家骑车直奔西长安街去了。下午，我们焦急地往清华大学打电话询问昌隆的下落，天啊！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昌隆是6月4日晨被枪杀的；是由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把昌隆背到了邮电医院(这位学生当时未留下名字，我们始终未找到)。据医院推测，昌隆是在西单——民族宫一带遇难的。当时该医院正好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从昌隆的学生证中把姓名、班级抄在自己的裤腿上，拂晓跑回清华报告给校方，昌隆的死讯马上传遍清华园。清华曾派人去邮电医院，打算把段昌隆的尸体运回来，医院说上级有指示，尸体5日8点由政府统一处理，不让其它人插手办理！

我们听说后，由家里亲友于5日早晨乘车赶往邮电医院，给昌隆做了防腐处理，并剪下他的一缕头发留作纪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据判断，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

亲友们看着形势已没有先前那么紧张，才回家把我们接到邮电医院的太平间，他们怕我们过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脱下藏了起来，换上新衣服后才让我们进去与儿子告别。我进到太平间，那里还有二十六具尸体躺在那里，我见昌隆静静地躺在一张木板上，象是往常熟睡一样，只是脸色苍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气没吐出来，双眼半睁着好象要向亲人诉说些什么。我轻轻将隆儿的眼皮抹下，说：“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妈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觉得隆儿又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我亲吻着隆儿冰凉冰凉的脸，冰凉冰凉的手，冰凉冰凉的脚，这一切都冰透了妈妈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全身也麻木了。当我被人搀扶起来时，才意识到我要和孩子永别了！悲愤的感情一下摒发出来，全家嚎声恸哭，在埸的、路过的不相识的人群都陪我们痛哭不已。有些在埸的青年攥紧拳头对我说“这笔血债早晚要还的！”

 这时清华大学的救护车早已仃在太平间外边等候，听说已与市教育、卫生部门商妥，同意把昌隆尸体运回学校。6日上午在学校开了追悼会，下午向遗体告别，之后送八宝山火化；八宝山一些在埸的人还为昌隆用松枝编织了花圈；9日取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金区、舜组。

昌隆的父亲四十四岁方得此一子，从昌隆65年落生到89年长大成人，用了父母毕生精力，正当孩子即将大学毕业报效祖国，为家顶门立户之际，却被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昌隆的死，对我们家庭是毁灭性打击，家中只有风烛残年的老夫妻俩相依为命，见到别人谈及各人的子女儿孙时，更触及我们的伤疤，疼彻心肺，尤其夜雨孤灯之际，面对爱子遗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昌隆短暂的一生，是一步一个脚印札札实实成长起来的，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以报国之心，刻苦学习，关心集体，以极大的热情为同学服务，深切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昌隆从小学起就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直到中学、大学,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能说出他生前感人之事，特别是上大学后，变得更加成熟了，记得在他生前的一篇文中曾说：“我只上了爱国主义这个台阶，就这一层我上得是踏踏实实的....我不是一个‘说教者’.....请看我今后的行动吧！”在89年那埸要民主、争自由、反腐败的学生运动中，他一直勇敢地站在最前列；最后，在6月4日晨，他大义凛然地走向了反抗残暴镇压的第一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刽子手的枪弹！昌隆的死，不是由于病魔和车祸，而是由于爱国，他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信念慷慨赴死的。想不到当权者护短拒谏，反诬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为“动乱”！又调来数十万野战军，动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造成了在和平年代尸陈长安道、血溅北京城的空前大惨剧!

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亲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 “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 “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这使我们的心灵承受着极度悲伤又极度愤慨的双重压力。开始几年，我们面对警察的监控精神几近崩溃。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一方面要感谢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冷静的观察、思考，我们也逐渐觉醒了。我们不能再这样无限度地忍受下去，我们要维护自己作人的尊严，要行使自己作人的权利，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周淑庄  19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