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蒋捷连的母亲

 

蒋捷连，男，1972年6月2日出生于北京，遇难时刚满17岁；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四班学生；89年6月3日晚11点10分左右，于木樨地复外大街北侧29楼前长花坛后遇难，后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灵堂内。

89年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北京学运一开始，蒋捷连就十分关切。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往来于人大、北大看大字报，听大学生讲演。4月19日，北京各高校大学生就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参加追悼大会等问题，聚集在新华门前静坐请愿，与前来弹压的军警发生冲突。蒋捷连作为一个中学生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此后又多次参加运动。5月13日，北京各校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后，他常于夜间骑自行车前往广场参加纠察队维持秩序，第二天照常去学校上课。5月17日，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的绝食活动进入高潮，蒋捷连与班上数名同学组织所在学校人大附中2000余名学生参加了首都百万人声援绝食大学生的大游行，这是首都中学生第一次有组织地走上街头。5月19日李鹏发布戒严令后，他又多次于深夜外出参加首都民众堵截军车、向军队说明学运情况、劝阻军队不要进城的行动。6月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广播“紧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后，他在家里坐立不安，担心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的安危，一定要骑车去天安门。我在家里苦苦拉劝了他两个小时，最后他挣脱了我，冲进卫生间，倒插上门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层），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6月3日蒋捷连离家的时间是晚10点半。他在人民大学校门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学，两人相约骑车去天安门，但到木樨地就再也无法前行了。此时木樨地桥头整个地段人潮如涌，与自西向东强行突进的戒严部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戒严部队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疯狂扫射，大批民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又一阵枪弹扫射过来时，蒋捷连和他的同学躲到了地铁站出口处以北、29号楼前长花坛后面；但是，他和他的同学都中弹了，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他的同学被子弹擦伤了胳膊，而蒋捷连则被射中了后背，子弹斜穿心脏。那位同学听到蒋捷连轻松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说罢他蹲了下去，随即昏倒在地，殷红的鲜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黄色的T恤衫。这时的时间是晚11点10分左右。当时，周围的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抬到29号楼北侧门洞下，看他伤势严重，立即找来一辆平板三轮车，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后来嫌板车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辆出租车，由两名至今不知姓名的民众把昏迷的蒋捷连抬上车，送往了医院。

蒋捷连彻夜未归，也无处去寻找，我们父母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学校门口焦急地等待。6月4日清晨6点多，同去的那位同学由其父亲陪同来我家里报信，说蒋捷连受了重伤；他由于当时出租车里已挤不下人，没有能随车去医院，因而也就不知道蒋捷连被送往哪一个医院。

4日晨，我们亲属、邻居及学生找遍了北京20多所医院，所到医院死伤者难以计数，但均未找到蒋捷连的下落。4日下午，北京儿童医院通知人民大学校方去认领尸体。原来我儿子由好心人送到了儿童医院。据后来医院的大夫说，蒋捷连是第一批送往这所医院抢救的伤员，当医生把他抬上临时搭起的手术台时，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后来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为“来院前已死亡”。蒋捷连是北京大屠杀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难者。

6月5日清晨，人民大学校方派车把蒋捷连的遗体转到学校附近的中关村医院，存放在该院的冰柜里。6日下午4点，我们父母、家人、亲友、师长等20余人在医院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我们在他那浓密的乌发周围扎上了那条他引为自豪的红布带——他为之献出热血和生命的标志。整个告别仪式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6月7日，蒋捷连的遗体避开戒严部队绕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火化前，他的亲属和所在学校人大附中的师生为他献上了花圈，一幅写着“爱国光荣”的挽联覆盖在他的遗体上。父母因悲伤过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亲用血泪写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了他的贴胸处。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蒋捷连是中共当局在内部情况通报中正式承认并见诸文字的唯一一名遇难中学生（现在已知的遇难中学生已不下  名）。

1989年9月11日，即蒋捷连遇害百日之际，我们把他的骨灰迎回家里，安放在他生前睡觉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竖柜正面，他父亲为心爱的儿子刻下了如下碑文：这短暂的十七年/你象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象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  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丁子霖  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