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志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袁力的父亲

 

袁力，男，出生于1960年7月7日，遇难时29岁；北方交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在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遇难前已接到美国StevnsInst.ofTech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并已取得出国护照，预定9月以前赴美深造。

89年6月3日子夜(约晚间11时45分)在木樨地遭戒严部队枪杀，临近6月4日零时被人送海军医院，因身上无证件，被列入2号无名尸体。遗体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块乌青淤血；中弹部位由咽部射入，后背尾骶处射出。现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袁力的出生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家人每日三餐都得先用秤计量才敢下锅，母亲营养不良，自然影响了袁力婴幼期的发育。他的生日正好是抗战国难纪念日；上小学时，又适逢“文化大革命”。父亲被关进了“牛棚”，继而又下放湖北安陆五七农场劳动改造。袁力也随父亲去了湖北农村，每天一大早饿着肚子涉步过河去上学，自带一些干粮充饥，加上水土不服，自幼罹致胃病。半年后，他又随母亲远去西北黄土高原山沟沟里安家。1977年夏，他在山东济宁一中学工、学军、学农后高中毕业，经过三个月的刻苦自学，终于考入重点院校北京邮电学院春季斑，1981年底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三年。1985年考上北方交通大学铁道运输自动化与通信专业研究生。1987年秋，他曾写出一篇题为《心脏导管检查资料的计算机分析计算》的论文(发表在《心肺血管学报》1988年第一期上)，获得北京市医疗研究部门的论文奖；只因其导师不劳而获，要挂名在他之前，一气之下，袁力拒绝领奖。1987年10月离开北方交大，经自我推荐进入机械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翌年被委派去西德考察，谈判项目(附照片)。回国后，除继续担任该所自控中心研究工作外，并代表该所参加国家高技术研究“863”发展计划中的以清华大学为首的CIMS项目，曾受到过主题专家组的表彰。1989年春，袁力已经取得留美出国护照，并已接到美国StevnsInst.ofTech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和接机表，预定是9月以前赴美深造。讵料“六·四”惨案从天而降，他没能前往美国，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袁力的姐姐和哥哥都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失去了求学深造的机会。因此我们在袁力墓碑的碑文上写道：“......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

    89学生运动发生后，北京市全民响应，万人空巷，袁力因坚持工作，并没有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但他时刻关注着学运的发展情况。当父母因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所受冲击心存余悸而劝他不要过多介入运动时，他则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还忧心忡忡地说：“一旦学运失败，那该怎么办呢？”在89年“六·四”以前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每晚必去人民大学广播站聆听学运消息。

5月20日晚，偶遇参加绝食的理工大学学生李**，袁力与他畅谈良久，并要求李**给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部领袖们捎个口信，建议停止绝食。他认为民众已经行动起来，已无必要继续采取伤害自己身体的断然举措。后来袁力听到柴玲宣布停止绝食的消息，兴奋不已。6月2日下午，袁力在办公室内与同事们谈论戒严部队在六里桥被民众堵截受阻，有人认为戒严部队可能开枪，袁力则说绝不可能，人民解放军决不会向人民开枪。他对官方宣传的所谓“军民鱼水情”深信不疑。6月3日下午，袁力去清华大学找一位研究生，因这位研究生已去天安门广场，于是袁力立即前往寻找，正遇学生们在府右街附近拦住一辆偷运枪支弹药和钢盔等武器的卡车，而且还有人用枪尖刺刀举着钢盔示威。袁力认为这是学生们的一次正义行动，大快人心。此时驻扎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解放军企图冲击人群夺回武器，袁力与清华大学的同学一起手挽手拦住解放军，劝说他们退回人民大会堂内，直到晚8时才回家吃晚饭洗澡。

当晚约11时半，袁力听到军事博物馆至木樨地一带枪声大作，就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木樨地，他母亲拉住他的自行车说：“危险，危险！已有人被打死，千万不可前去！”袁力则说，你们老年人尚且上街打听消息，我一个单身小伙子怕什么？当时他身穿汗背心、牛仔裤，颈上围一条白毛巾，说是为了碰上催泪弹等毒气时捂鼻子防毒之用。他执意跨上自行车，用力一蹬就走了。天啊！岂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和他母亲通宵达旦没能合眼。6月4日凌晨没见他回家，我们意识到出事了。我们请邻居帮忙找来了袁力的表姐、表姐夫，一同去木樨地寻找，并向西城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探询。所有人都建议我们到各医院寻找。从6月4日起的半个月里，由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哥哥和从长沙赶来的姐姐以及其他亲友们一起，找遍了北京市区内的44家医院，都找不到袁力，连尸体都没有见到。莫非是被戒严部队抓走了？真令人揪心、焦虑、恐惧、…….这样日子实在不好过。直至6月19日，我们再次到各医院拉网寻找，终于在海军医院太平间里见到了他的尸体。原来袁力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所以成了无法找到亲属的无名尸。在这段时间里，袁力的遗体曾被北京市弹簧厂的工人误认领走，两天后才送回。幸亏海军医院的一位老者想尽办法保存好尸体，因而得以完好保存，没有腐烂。

在寻找袁力的半个月时间里，所到44座医院内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复兴医院，尸首堆积成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经陆续被认领运走的还不知更有多少具！？在此期间，袁力失踪的消息一传出去，不仅许多亲友来我家探望慰问，而且还有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访，讲述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他们在木樨地桥头下和在桥侧高楼脚手架上亲眼目睹的残酷情景：6月3日晚11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以单膝跪姿，用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而倒。方队过后，不少人用三轮板车或自行车抢运尸体及伤者送往附近医院。相隔不到半小时，第一列车队自西向东缓缓驶过木樨地桥，有人看到一青年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这位青年倒在了黑暗之中……。

从袁力的尸体我们发现他的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块乌青淤血，中弹部位由咽部射入，后背尾骶处射出(参见照片)，鲜血染红了背心和整条牛仔裤(血衣犹存)。我们断定袁力的右手是被枪托击伤的；子弹是从军车上举枪往下射向袁力的，弹道几乎是直上直下。袁力尸体脸部，双目睁瞪，口微张，作喊话状。在火化前我们才为他瞑目合嘴。

89年6月24日，在八宝山第三告别室举行了向袁力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约300人。在仪式开始前，我们亲眼看到两个一人来高、装得鼓鼓的黑色大塑料袋，被人送入火化室，远处就能嗅到令人窒息的恶臭。对“六·四”惨案死难人数统计中，像这样的遇难者，恐怕是很难调查清楚的了。多少冤魂只能由后人以“六·四”国耻日来纪念他们了！

1989年7月29日，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内，举行了袁力骨灰下葬仪式，袁力墓碑碑文是这样写的：恸哭吾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始终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十年来，袁力的死留给亲人的心灵创伤是无法弥合的。杀人者希望大家淡忘“六·四”惨案，但这只会使人们对杀人者的愤怒和对无辜死难者的痛苦记忆在心底里埋得更深。从天而降的突然打击，精神上的强烈刺激，导致袁力的母亲高血压症病情加剧，心脏病多次恶性发作，特别是向袁力遗体告别仪式时因晕厥而退埸。从89年以后的几年中，袁力的母亲每年都因高血压心脏病恶化而住医院治疗。再加上每年清明节、“六·四”在万安公墓扫墓祭奠时，总是受到军警、便衣的监视，这种精神上的迫害，更使我们遭受身心双重损伤。安度晚年已成绝望。

 

 

袁可志  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