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杀令

“违反戒严令，后果自负”。这话说得多么蛮横，又多么冷血！然而，这是白纸黑字写在一份“死亡结论”上的。死者是中国石化总公司北京设计院助理工程师、死于“六四”惨案的倪世联。这短短的九个字，是在“六四”大屠杀过后，该设计院的“二乱”（即“动乱”、“暴乱”）清查办给死者做出的所谓“结论”。照这个结论，那就是倪世联死得活该！中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共党官员，一向不把死人当回事。 这一纸结论，就轻轻松松地把一条活泼泼的生命打发了。

难道倪世联真的该死吗？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一些目击者提供的证词吧。

1989年6月3日晚11时许，倪世联与他的六位同事骑车从地质学院出发行至西单路口时，正遇上戒严部队向周围的民众开枪扫射。同行者曹长韧腿部受伤，当他朝着附近的医院跑去时，发现地上趴着一个人，翻开一看，原来是倪世联。倪被子弹击中右胸及腹部，血流如注。曹不顾自己的伤痛，随即央求附近的居民用门板把倪抬到附近的北京市第二医院（即宣武医院），但终因失血过多，倪不治而亡。倪被该院标明为第一号死亡者。据倪的同行者说，当时被戒严部队扫射致死致伤者甚众。与倪同行者共7人，就有一死二伤。伤者除曹长韧之外，还有一位叫王建伟，他被子弹击中了腰部。而另外四人，没有赶上那一阵扫射，幸免遇难。

什么“戒严令”？分明是一道灭绝人性的“格杀令”！也分明是给戒严部队签发的一张滥杀无辜的通行证！

 

一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就这样在顷刻间化为了灰烬。而他还有一位深爱着他的未婚妻，正等待着同他结婚呢。倪遇难后，这位未婚妻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话语：“爱是一种毁灭，死亡有时不是痛苦，而是解脱； 但对于生者，却是无法摆脱的折磨。”

而那短短九个字的“死亡结论”，又给死者的父母带来了什么呢？它带给他们的是一付沉重的精神镣铐，是那如影相随的恐惧与屈辱。

倪的父亲是一位长期在党政部门任职的机关干部。在这样的部门工作的人，往往很难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凡上级说的话都不敢说一个“不”字。也许有些事情在别人那里不算回事，但作为一个党政干部，却都必须认真对待。

我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与倪家取得联系的。最初的几年，我明显感觉到对方说话谨慎，有一种欲说还罢的顾虑。那些年我们难属群体正准备控告“六四”惨案的元凶李鹏，我曾想要征集他的签名，但一想到他那过分的小心、谨慎，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只是觉得，这位父亲活得太窝囊。

2004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了他寄的来一份厚厚的EMS——邮政特快专递。其中没有信件，只有一份长达11页的《与倪世联遇难有关的材料目录》。这份材料十分详尽、齐全，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份“二乱”清查办的“死亡结论”。而最让我心悸的是其中的八张照片——从刚满十个月的小胖小子，到天真烂漫的“红领巾”，又到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最后是脸上沾满血污、死都犹未瞑目的遗体照片。这就是死者短暂的一生啊！

这份目录的最后有这样一个说明：“这份材料从二月开始撰写，到三月份关节炎老病发作，有半个月连挪步都疼痛不已；四月份开始好转，可以用拐杖走路了，但我的右眼已几乎失明，写字久了觉得困难。所以我改变初衷，把他写得尽量详细些，把这个个案的各种关系（原文如此）都记录下来，并查证了时间。……我万一不在了，别人无法替代。2004年5月18日下午3：15分。”可谓字字血泪。

倪父把这份材料寄给我们难属群体，不言而喻是希望将来为他儿子的死作一个见证。他已经76 岁了，在有生之年，他有冤无处伸，也不敢伸，但在他的心底里，却装满了日积月累无处诉说的彻骨之痛。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他夜不能寐，终于写下了以下的诗句：“年年祭儿目不瞑，老夫依旧泪湿襟，待到石破天惊日，联儿英魂目自瞑。”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无法安宁。

老人把儿子的遗物都保留了下来，哪怕是一张纸片。在寄给我们的这份材料中，他特地复印了儿子生前在日记里写下的几句话：

    人生在世应该奉献，却不能被愚弄，

    应该扶弱助穷，却不能给懒人当替身；

    应该不争名利，却不能无视不公，

应该以善为本，却不能见不到邪恶！

   老人很看重儿子的这首诗，他说他无法断定是否儿子本人所作，或许是摘录别人的佳句。但是，我想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足迹，将会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候的青年人，对正义和理想的追求，是那样的执着；对社会的邪恶和不公，又是那样的深恶痛绝。我想，假如没有这些，也就不会有当年那场伟大的天安门民主运动。

如今，离当年的那场运动已越来越远了。今天的年轻人或许根本不知道十六年前的首都北京发生过这么一场运动，或许已经把这场运动看作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一件事，不想也不再提起。（丁子霖执笔 2005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