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

在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中，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死伤最为惨重，仅遇难的大学生、研究生就有６名之多；遇难的教工子女有２名，还有若干名受伤、致残的。

继遇难的女大学生张向红之后，我又找到了另一位名叫陈来顺的遇难者，他是人大新闻系摄影专业的一名代培生。

那是在1993年夏七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碰见了一位平时并没有多少交往且已退休了的老姐妹，这是一位古道热肠的好心人。我偶然想起，她原先所在的新闻系也有一个学生遇难了？于是我随口向她打听。没有想到，她不仅知道那位遇难学生的名字，而且还同他有过不少交往，甚至还曾请他到家里吃过饭。她告诉我，那位学生遇难后，她还曾同死者家属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闻此我非常激奋，心想，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去求她呢？

我猛然醒悟到，在寻访“六四”受难者家属这件事情上，难并不难在找不到线索，而是难在找不到掌握线索的人，更难在找不到愿意提供线索的人；对我来说，还难在愿意提供线索的人未必愿意向我提供。自从我1991年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采访受到当局整肃成为“问题人物”以后，过去和我有过交往甚至关系很密切的朋友渐渐与我疏远了，在相当一段时间我几乎生活在孤岛上。我也自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尽可能少同周围的人们来往，以免给人家带来“麻烦”。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想与受难者群体建立联系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总是想着要找到他们。使我感到宽慰的是，随着我所从事的寻访活动渐渐为人们所了解，原先我所处的那种“隔离状态”终于发生了变化。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人心所向吧。

更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我的那位老姐妹没过多日就给我送来了陈家的详细地址，而且还通过死者生前的同班同学与死者家属取得了联系。

于是，在七月份炎热的一天，我和我先生由那位同学带路，坐公交车来到城东南一条曲折、狭小、幽深的小胡同，下车进了院子又拐了好几道弯，这才进了陈的家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家庭。两间里外间的旧式小平房，挨着外间又搭了一个临时的小厨房。室内陈设简陋。一张50年代流行的双人床，两把简易木扶手沙发，一张方桌，一把木椅，此外再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了。这不由使我回忆起70年代初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的情景。当时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从干校回来就是这样家徒四壁，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想不到这个家庭到了90年代还是这样一种境况，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我们找到陈家时陈的母亲恰好不在家里，坐定后，死者的老父亲为我们沏茶。没有茶壶，用一只破旧的搪瓷杯往小玻璃杯里倒水；没有茶几，就搬来那把旧木椅让我们放杯子。老父亲知道了我们是从人民大学来的，还以为我们是代表学校领导来慰问他们的，强忍着悲痛说了不少感激的话。我不忍心做出澄清，因为我从谈话中知道，自陈来顺遇难、办完后事后，除了陈生前的一些同学不时来看望过他们，学校方面再也没有人踏进过他们家的门槛。这位老人年岁大了，头脑里尚记着多少年前共产党的所谓“革命老传统”，以为家里遭了难，逢年过节一定会有“领导”来“看望”的。但是这次他错了，他不明白他儿子是死在政府的“平暴”之中的，政府至今没有对死者作出任何“政治结论”，“领导”怎么会来慰问呢，即使是遇上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也是不敢上门的。

说话间，老母亲回来了。看得出来，她的性格同她的老伴迥异，淳朴中透出倔强。当她得知我也是遇难者的母亲后，止不住向我尽情倾诉，我也是在哭泣中倾听她的诉说。

老俩口原来老家在河北农村，49年前来北京做小买卖，55年“公私合营”时作为小业主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夫妻俩成了一家工厂的工人。在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老实本分，兢兢业业地把四个孩子拉扯大。陈来顺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也是几个孩子中唯一上了大学的。因此，家里省吃俭用为他提供条件，几个兄姐从没有过埋怨。陈为人宽厚，学业优良，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高材生。他是他全家的骄傲，是他父母晚年最大的安慰。他的遇难，给这个家庭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老母亲反复这么说。有多少语言能顶得上这句最最平常的话语呢。

从陈来顺的姐姐那里得知，6月4日那一天，她弟弟是裹在人群中被戒严部队驱赶得无路可走爬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小平房顶上被罪恶的子弹射中头部丧生的。他姐姐每当谈起他弟弟的遇难，常常泣不成声。她是大姐，弟弟从学走路开始就由她照管。她说她有时骂他，可又疼他。那天他离家时，她久久地望着他细高的背影，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她说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她姐弟俩的永别。

那次临走的时候，老母亲要我们看看她儿子生前的“书房”，那不过是一小间地震棚，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搭起来的，因住房紧，一直没有拆掉。儿子生前就是在这不足6平方米的房间里苦读。现在人去房空，但房间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

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与死者母亲始终保持着联系。她很早就融入了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不仅每次都加入群体的联署行列，而且主动地投身于寻访其他同命运者的活动。在目前已收集到的这份“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中，就有好几位是这位老母亲不辞辛劳、不避危难，从她的工作单位、街坊邻里或亲友那里打听得来的。由此，她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对她的监控和打压也随之而来。

这么多年来，陈家是街道派出所民警常常“光顾”的难属家庭之一，名义上说是“看望”，实则是监控，尤其是在“清明”和“六四”周年的时候。但这位老母亲是勇敢的。面对警察，她常常反诘来者：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问问你们呢，我这么个儿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他要是“暴徒”，拿出证据来，让你们的上级给我个交待！诚然，这对于所在地区的片警来说，是一项不得已为之的“例行公事”，但是，作为一个“六四”受害者亲属，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凭什么要受此“特殊待遇”呢！

这种防范性的监控有时做得竟让人啼笑皆非。在多年以前，居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这是在贾庆林就任北京市委书记不久的一天早上，陈家所住的居民委员会突然分派给平日里独自耽在家里的陈父一项“重要任务”：要他去看管所住地区一位精神病患者，并给了他十元人民币，说是作为他和被看管者一天的餐费。陈父是一个老实人，他不明就里也不问个明白就接受了此项“任务”。待到天黑回到家里，却遭到老伴一顿数落：“你真傻啊！今天贾庆林视察我们这个街区，这条街就咱一家“六四”难属和那一个精神病患者，找你去看管那个精神病人，不也就把你自己看管起来了？陈父这才恍然大悟。

陈父性格懦弱，胆小怕事，自从儿子遇难后，更变得寡言少语，终因郁积成疾于2001年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向守候在身边的家人吃力地伸出一个小指头，随之面颊上流下了两行混浊的眼泪。家人都明白他心里挂念的是什么。来顺是他的小儿子，儿子死得太冤了，但他已等不到云开雾散为死者讨回公道的一天了。

这些年来，我眼看着“六四”难属中一个又一个父亲或母亲过早地离开我们这个群体，心里头常常产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悲凉之感。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有多少个十五年啊！人世间为何有那么多的不公和不平，又有那么多的无奈和遗憾呢！（丁子霖 2005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