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留在骨灰盒上的小纸条

 

1990年“六四”后的一天，张先玲女士给我送来了一张小纸条。她告诉我，这是她从万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她说这张纸条看样子还是在清明节时留下的。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纸条上留下了写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这个纸条转到我手里后，我随即给这位遗孀写了一封信。几天后，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上说，过一些时候她要来看望丁。大概是这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穿着黑色裙衫的年轻女子来到了我的家里。她就是那位渴望与难友取得联系的遗孀——尤维洁，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她告诉我，她身上穿的这身黑色裙衫，是她丈夫出差广州时为她买的，想不到丈夫一回到北京就遇难了，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她穿上这身裙衫。尤维洁，是我们由于共同命运走到一起来的第三位难友。

与这位遗孀第一次见面，我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在那个时候难属间的联系是要冒风险的。北京城仍处于戒严状态，清明节、“六四”周年，北京的各个墓地都有公安干警的严密监视。也许，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被郁积在心里的悲愤和孤独压抑得太重、太深了，她不再有惧怕和顾忌，竟想出了这样一个联系的办法。

我从她渗透着血和泪的话语中知道了一切。

她说，她和她丈夫都是“老三届”的。由于杨的父母早逝，留下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所以他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因为他失去了青春年华，上大学，找工作，都曾费尽周折，直到36岁上才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小男孩。她说她比丈夫小6岁，也是靠自己的奋斗走过来的。可见这是一个历尽艰辛而组织起来的小家庭，一切都来之不易。

可是，这个小家庭只存在了短短六年时间，就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她说，那天他刚从广州出差回家，正好碰上了那场杀戮。4日凌晨一点多，他听到外面有枪声，说要出去看看。他不相信共和国的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骑车离家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东长安街的马路边。将近两点半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扫射。就在这当儿，他中弹了。一个壮实汉子，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喋血于东单公安部前的长安街头。她说，当时民众用平板三轮车把他送至附近的同仁医院，及时作了抢救。但那是一颗炸子。他的膀胱被炸成了几片，骨盆处炸出了一个大洞，骨头已成粉碎。大夫对伤处作了缝合，但周围的一些毛细管已无法找出，血还是不停地往外冒。医院的血浆不够用了，他的血型又是AB型的，很难就近找到血源。在无奈之下，院方让她去大街上求助来往的行人。然而，她被突如其来的厄运吓懵了，站在马路边上只急得直哭。最后还是陪护她的一位护士小姐帮了她忙。在那样的非常时期，要找来市民为伤者输血并不难；然而，纵然找到了血浆，大夫也已无回天之术了。杨明湖在医院里同死神搏斗了两天两夜，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输血，一边流血，终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于6月6日8时停止了呼吸。她说，他丈夫在临终时曾用微弱的声音深怀歉意地对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那一年他42岁，儿子才5岁。

一个正准备扬帆远航的有为青年就这样抛下了深爱着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走了。妻子把丈夫的骨灰盒置放在家里，她总觉得丈夫仍在她的身边；可儿子天性敏感，孤灯下面对父亲的骨灰盒难以入眠。于是，她忍痛把丈夫的骨灰盒存放到了京郊万安公墓的骨灰堂。每当清明、周年，她带着儿子远道去给逝者扫墓，年复一年，从未间断。

生活太艰难，母子俩咬牙忍着。她曾找过丈夫生前单位，单位答应给她800元抚恤金，但条件是要她在一份事先写好的她丈夫属于“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我宁可不要这笔钱。”800元，仅仅是800元，它能使受屈辱的弱者再一次受屈辱！可她是坚强的，她意识到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时间一长，周围的人们也就对这个家庭曾经发生的事情渐渐淡忘了，只是她住区的片警还常去“关照”她：

“今年‘六四’还去扫墓吗？”

“去啊。为什么不去呢？”她反问。

“你现在对‘六四’怎么看？”片警又问。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啰。”

“那我就告诉你，我想不通，政府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片警没有想到一个弱女子会说出这样的话，讪讪地说：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的好。‘六四’的案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翻得了的。”那位片警是忠于职守的，但他心底还存有那么点善良，他不忍心再加害于这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类似的“关照”，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间断过。一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子，片警就会敲她的门：

“大姐，求您了，今儿个别出门。”

“为什么？我总得出门买菜做饭吃吧！”

“您要买什么，言语一声，我给卖去，算我请客，我有加班费。”

“谁要您买，我自己买。”

“大姐，求您了，我如果让您出门，我这饭碗就甭想再端了。”

结果，她心一软，就让步了。

还是那句话，北京的片警是忠于职守的，但他们的心地是善良的。他们不能违抗上面的旨意，但面对这孤儿寡母总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善意。有一年“六四”前夕，公安部门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说“六四”那天她要参加“白花队”去天安门示威。她住地的片警并不真正相信有什么“白花队”，而且知道那几天尤摔坏了骨盆下不了床，但这些片警还是在她门口坐守了三天。这个

这个执政党太虚弱了，总是凭空制造出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敌”；也许，这不过是对民间社会保持一种恐怖高压的手段罢。

尤维洁是我们最早取得联系的“六四”难属之一。在最初的几年里，每逢寒暑假，她总要带着儿子来我家里让我看看，尤其是春节，孩子也总是早早盼着来我这个“奶奶”家。一声“丁奶奶好！”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我不能掉泪，我不能让他幼嫩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伤害。后来，孩子渐渐长大，从小学生，到中学生，现在已上了大学。但我眼看着这位寡母是怎样含辛茹苦把孩子带大的。她在母子俩最艰难的时候下了岗，人到中年又过早地成了退休工人。为了再就业，她咬紧牙关去进修业务；她终日奔波于各个单位，不停息地打工挣钱，为的是把失去了父爱的孩子抚养成人。现在，孩子终于上了大学，算是有一个盼头了。但愿她付出的一切能得到应有的报偿。(丁子霖执笔 2005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