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   证

杨燕声，男，1959年2月27日生，遇难时30岁；生前为《中国体育报社》编辑部电脑室职员。

89年6月4日早5点多，当他还在酣睡时，忽听有人敲门：“燕声，燕声，外面开枪了！”杨随口骂了一句：“真是法西斯！”接着他离家骑车而去。杨的妻子黄金平事后对人说：“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竟成永诀。”

当杨燕声骑车行至东长安街正义路口时，正好碰上开来一辆军车，车上的士兵向路边的群众扫射，一批民众倒下了，更多的民众趴到了地上，可戒严部队并没有停止扫射。勇敢的北京市民不顾自身的安危，奋力上前抢救伤员。当时杨燕声也正趴在地上，他听到前面有人呼喊：“救命啊！我受伤了！”就立即站起身来前去救援，可就在他站起身来的那一刹间，一颗无情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肝部。他倒下了，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周围的人：“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在周围的人群中有一位北京医院的大夫，他目睹了这一切，并和周围的人就近用平板三轮车将杨燕声送到他所在的医院，立刻送到手术台抢救。医生随即打开伤口，发现子弹在体内炸开了，原来是一颗炸子！杨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身亡。

人死了，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完。

“如果不是暴徒，戒严部队怎么会打死他？”

这是在“六四”屠城后的“清查”运动中，“清查办”人员胁迫北京医院那位大夫对杨燕声之死作伪证时的问话。

在“六四”后，北京各单位、各街道居民委员会都立即成立了所谓“清查办公室”，根据中共当局的统一部署，搞人人过关，对所谓“动乱”、“暴乱”的参与者进行清查。在这场大清查中，当局为了证明开枪杀人的合法性，横蛮地给许多死难者定为“暴徒”。为此，当局不惜胁迫目击者作伪证。

 

 

杨燕声遇难时正当而立之年。他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夫妻情笃，工作如意，而且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出于新闻从业人员的良心，他投入了那场学生和民众的抗议运动。

杨燕声是怎么死的？他是抢救伤员时被打死的，当时有许多目击者可以作证。杨燕声的死是无辜的，但死了还不肯放过他，还要给他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还要对他鞭尸毁誉！同样是中国人，竟是如此的无人性，如此的残忍！那位大夫是善良、正直的，他不能昧着良心诬陷好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清查人员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一遍又一遍地澄清强加于死者的诬陷不实之词。

“难道杨燕声没有一点越轨行为？”清查人员质问。

“没有。”大夫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再想想！”

“没有什么可想的。”仍然是那样斩钉截铁。

“没有暴力行为，戒严部队怎么会打死他？”

“我不知道。你去问戒严部队。”

再问，沉默；又问，还是沉默。

共产党有句名言，叫做“造反有理”；后来变了，变成了“造反无理”；现在又变了，变成了不造反也“无理”。“斗争哲学”一变而为“强盗无赖哲学”。呜呼！世道确实变了。

作为一个人，要保持那么一点点做人的良心多难啊！因为不愿作伪证，那位大夫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有半年多的时间，不准他上岗给病人看病，精神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杨燕声是为救人而死的，而那位大夫是为救杨而受到牵连的。为什么共产党总是和好人过不去！

死者的妻子黄金平女士说起这些，至今仍愤愤不平。她说：“我永远失去了初恋的丈夫，孩子永远失去了爱他的父亲。”她丈夫遇难的那年，孩子还只有一岁八个月。她说：“当孩子三岁时，向我提出了‘我有父亲吗’的疑问。他是多么渴望见到父亲啊！”面对孩子的追问，她只有强忍着，但她的心在流血。她说：“面对残酷的现实，象我们这样的“六四”难属，唯有将痛苦埋在心里，坚强地面对人生！”

我这里要补充的是，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共当局竟然把这位死者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也同丁子霖、张先玲女士一起抓了起来。按中共当局说辞，抓她们的理由也许有千万条，但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她们不肯屈服于中共的淫威，发誓要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丁子霖执笔  2005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