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缕剪不断的苦涩乡情

一位在“六四”惨案中罹难的青年人老家在苏南的太湖边上，恰好，我先生的家乡也太湖边上；而我，也是从小在太湖边上长大的。我们都是同乡人，然而，这位青年人留在家乡的，只是他的一掬遗骨。他在1989年那场大屠杀中倒下了，和我的儿子倒在同一个地方——复外大街木樨地桥头。

这位死难者的名字叫陆春林，生前是我所在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因为是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在大屠杀过后不久我就知道了有关于陆遇难的消息，我也听说他死后他的亲人从江苏老家赶到北京，从学校抱回了他的遗骨。但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导师是我的同事，我曾通过他打听过陆在江苏老家的地址，却没有结果。说是当年处理陆的后事时北京气氛紧张，他在陆的亲属匆匆离京时没有顾得上要他们留下地址，而有关陆的全部“档案”都已封存，现在已不便再去查问。陆当年的一些同学也都散向各地，无从联系了。

又过了很长时间，我的案头终于出现了陆春林父母的家庭地址：某市，某县，某乡，某村，某生产小队，写得一清二楚。向我提供地址的人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是托另外的人转交给我的；然而他们都不知道陆的父母的姓名，因此我仍然无法写信与陆家取得联系。

1994年春节，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六四”后因在89学运中参加高校对话团而被校方开除学藉的江棋生先生返故里探亲。他的家在苏南常熟，离陆春林父母所在的乡村只有半天路程，我就把寻访陆家的事情拜托给了他。但对这件事我一直感到有些唐突。心想苏南商潮滚滚，大家都为金钱忙碌，那里的人也许对“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很淡漠。一个陌生人贸贸然到村子里去打听，人家未必肯告诉，也许还会惹出一些麻烦。因此整个春节期间，我都放心不下。

半个多月过去了，江终于回到了北京，出乎我意外的是他带回了我所要知道的一切：死难者陆春林生前的照片，陆父母的姓名及确切地址，以及陆家遭难后的全部情况。江向我讲述了他寻访陆家的整个过程，情况完全不像我想象的。他说南方人虽然没有目睹“六四”屠杀，但都知道有个“六四”事件，而且至今提起来还忿忿不平。对于陆春林的遇难，那里方圆几十里地更是家喻户晓，都说陆春林是“好样的”，都为他年纪轻轻死去而惋惜。陆的父母常常为死去的儿子悲伤，但他们不仅没有遭受到周围人们的歧视，反而得到了众多乡亲们的关照。江说他那天来到陆家时，就有很多同村人前来帮着主人招待客人。也许人们想用这一股浓郁的乡情，去渐渐化解这对老人的哀伤。

当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心里得到很大的宽慰。这使我意识到，现在的世道确实变了。要是在过去，陆春林在人们的心目里是“反革命”；而陆的父母兄弟，就是“反革命家属”，在政治上一定会受尽歧视。因为那个年头老百姓都还相信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人民谋利益”，即使做错了，也是好心办坏事，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可现在不同了，因为开枪杀了人，而且杀了那么多。用机枪、坦克来对付自己的人民，怎么还能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呢？这个道理无论如何说不通。老百姓相信直理，不相信歪理，同情也就很自然地倾斜到了受害者一方。

1989年秋天，我和我先生带着丧子之痛也曾回过一趟家乡。家乡的人也都知道我们的儿子在“六四”事件中遇难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化解我们的悲痛，陪伴我们到名胜古迹去游玩。当地的一所疗养院还邀请我们去疗养，整整一个半月竟不收我们分文，而我们同这所疗养院里的人都非亲非故,他们完全是出于同情。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曾有过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这使他们的血液里深深埋藏着一股同情受伤害者的潜流；即使在竞相追逐金钱和财富的今天，这种同情心也并没有完全泯灭。

之后我与陆家又通过几次信，陆的父母不认字，信是托别人写的。从信中我又知道，陆的家乡虽然是地处太湖之滨的鱼米之乡，但陆家并不富裕。在陆家兄弟俩年幼的时候，父母为了抚养他们成人，还曾由母亲领着他们要过饭。因为是从小吃过苦，陆家兄弟自幼知道刻苦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后来又都先后靠上了大学。但是这样一来，陆家的负担更重了。两兄弟不仅不能为家里挣钱，反而要化去父母用汗水换来的有限收入。孩子是懂事的。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陆春林常利用假期开辟经济来源。就在他遇难前，手头还有一部译稿尚未完成，他本来是想用所得稿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陆遇难后，父亲把这部未完成的译稿保存了下来。他母亲曾在托人写给我的信中向我谈起这件事，她说她儿子生前没有吃过一顿好饭，没有穿过一身好衣服，很少向家里要钱，她很对不起他。

大概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吧，陆的家人多次来信邀我去他们家相聚，一片盛情令我感动。来信还说，陆母因思念死去的儿子，度日如年，积劳成疾，所以他们也希望我能亲自去“开导开导”这位老人。我又何尝不想去看望两位老人呢？但1994年那个时候，我几乎常年遭受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没有出门远行的自由，我也不想把这种不自由带给善良的故乡人。

然而，我心里总是放不下那位老母亲。终于，在1995年4月底的一天，我趁居住在无锡农村亲戚家的便利，独自去了陆家。那里是典型的太湖水乡，所经之处，河网纵横，村民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手摇的小木船和水泥制成的机帆船。但我从无锡出发，无法坐船，只能乘火车、长途车及农用的蹦蹦车。我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离陆家不远的一个地方，农用车在一片田地边停下了。车主告诉我，前面只有田间小路，车子无法通行，只能步行了，一问尚有两三里路，约莫到了中午时分，我总算找到了陆家。

这天陆家两位老人恰好都在家里，陆母一见到我，禁不住相抱痛哭。她一口吴语，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这是为啥呀？这是为啥呀？”我知道她说的是儿子的死，但一言半语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在这样的时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陆母拉着我进屋、坐定。这时我才发现，陆母身上穿的还是用自己机织的土布缝制的旧式海蓝布衫，头上还扎了一块白头巾。这是我小时候熟悉的农家装束，想不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江南的农村，仍可见到这样的服饰。

当天晚上，两位老人把我安排在陆春林生前住过的房间。老父亲亲自打开了已尘封多年的一张书桌的抽屉，让我翻看春林的遗物。我发现，所有儿子读过的书、用过的东西，哪怕是一张发黄的纸片，都完整无损地保留着。其中包括春林生前未完成的译稿。陆的老母亲告诉我，她至今都不敢翻看儿子生前的遗物和照片。她说她一看到儿子生前用过的东西，就忍不住哭泣。

这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耽在这空荡、阴冷的房间里，头脑里似乎装得满满的，又似乎空无一物，只觉得一股彻骨寒气穿透了我的整个心肺……。

1995年是我们“六四”难属群体第一次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人大通过立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那次去看望陆家，我带去了公开信的初稿，想听听两位老人的意见。我考虑到他们在乡间的处境，本不想征集他们签名的。但当我把初稿念给他们听后，两位老人二话不说，要求我一定把陆父陆马生的名字写上。他说他要是不写上自己的名字，就对不起死去的儿子。

第二天，我告别陆家从原路返回无锡住地。临别时，陆母拉住我的手，噙着眼泪不停地对我说：“丁老师，你要再来啊！你要再来啊！”我不断回答：“我会来的！我会来的！”却不忍再回头看一眼两位老人。

第二年的秋天，难友张先玲女士南下来无锡我家里小住，我告诉她去年春天我曾去看望过陆家。她说她也想去看望一下两位老人。于是，由我带路，先玲与我丈夫一行三人，第二次来到陆家。

这次去陆家，已不再陌生，就像走亲戚似的，更令两位老人惊喜的又来了一位北京难友。傍晚时分，由两位老人陪同，我们一起去为死难者陆春林扫墓。春林的骨灰埋在陆家的一块桑园里，我去年春天去扫墓时，桑树的枝条刚放出新绿，这次枝条上已是光光的了。春林的老父为亡儿摆上酒杯，老母在墓地点上香烛，烧了纸钱，喃喃地对着儿子说：“春林啊，丁老师、蒋老师、张老师看你来了……。”站在一旁的我们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不忍心看着两位老人过度悲伤，就尽快地陪着他们离开了墓地。

次日清晨，我们在离开陆家之前，春林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拿给我们一张白纸片，一看上面盖了十多个私人印章。他说，他们两人都不认字，以后再有签名活动，勿需征求他们的意见，就以印章为证。这薄薄的一张纸片，既是对我们的一份重托，也是两位老人的不移信念。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每次都把公开信的文本寄给他们，由有文化的家人念给他们听。有一年不慎在公开信的签名中漏掉了两位老人，事后，他们特地给我打来电话，询问为何没有他们的名字。这以后我们都格外小心，生怕再有类似的遗漏。

那天，为了使这对老夫妇在悲苦的生活中得到一些安慰，让他们高兴一些，我们特地在当地雇了一条机帆船，顺便陪他们去苏南的一个古镇“玩”了一天。他们所在的村子虽然地处江南河网之中，有很多条水路连着这个小镇，但是，两位老人从来没有去这个小镇玩过。为生活奔波的当地农民，没有外出旅游的兴致，何况他们的儿子不在了，已经永远失去了欢乐。两位老人无心游玩，早早乘船由原路回家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对于这两位老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份能使他们冰冷的内心温暖起来的纯真乡情。（丁子霖执笔 2004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