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纪略

                                    

2000年3月1日至20日，我和我先生去了一趟湖北和四川。先去四川的重庆和成都，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又到了湖北重镇武汉。这次外出，说是一次旅游，却又不像是旅游，因为我们并没有那样的好心情。我们的目的是去看望几家外地的难属。这个打算早在前些年就有了，但一直没有实现。正好，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海外人权组织帮我们编印了一个小册子，名字叫《见证屠杀  寻求正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小册子面交给外地的难属。

在出发前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29日，恰好联合国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女士来华与中国政府讨论人权问题。这件事对于中方来说是一个严重的事态，他们担心国内异议人士趁这个机会去向这位人权专员告状，揭露和控诉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于是，像往常那样，我们又看到了北京市国安局派来的“便衣”警察游荡在我的家门口。

大概北京市安全局已掌握了我们要出行的“情报”。一位面孔很熟悉的“便衣”便同我先生搭讪：“听说你们要去外地？”

“是啊，好久没有出去了，想出去走走。”我先生答。

“上哪儿呀？”

“云、贵、川。”

当然，他们绝不会相信我们是为了纯粹的旅游。

他们一定认为我们是外出搞跨省市“串连”的。

在这类事情上他们想象力之丰富一向令人惊叹。

第二天上午，我们搭上了西去的列车。“便衣”们目送着列车徐徐开动，还真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

此次出行的第一站是重庆，因为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就在那里，我们可以住到她家里。我们不想投宿旅店，并非为了省钱，而是考虑到我们身份特殊，不便用自己的身份证去登记住宿。因此，在此次出行之前，我们就已事先征得重庆、成都、武汉等地同窗好友的同意，到时候住到他们的家里。

车行30多小时就到了重庆，一路上似乎太平无事。其实，即使有什么人暗中跟踪监视，我们也无从辨认，也就免得“庸人自扰”了。

在重庆车站月台上见到我的那位老同学，就像在出逃的途中碰到了一位好人。多年不见，大家都喜出望外。

老同学找来一辆出租车把我们直接拉到了她家。重庆搞地方保护主义，出租车一律都是“奥迪”。这种车车体狭小，除司机外限乘三人，我们仨正好坐满一车。我们只顾得说话，后面有没有“尾巴”也就无暇顾及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算是“逃出来”了，只是没有想到重庆的三月竟是那样的阴冷。本来就无心观光，也就乐得与女主人耽在家里聊天。

当天傍晚，我那位老同学的先生下班回家了。他当然很欢迎我们去他家作客，但他告诉我们说，他发现楼下小广场上停放着两辆小卧车，车顶上还竖着一根像天线那样的东西。他说这两辆小卧车看起来很陌生，不像是他们住区里的私家车。他怀疑是专门用来监视我们的呢？我听了心里暗笑，觉得他有那么一点神经兮兮的。也许是当官当久了得了一种职业病：遇到什么事情总是疑神疑鬼，心里好犯嘀咕。

我老同学的先生以前当过重庆市下面的一个区委书记，资历很老，但一辈子谨小慎微，因此直到离休也还是一个“区委书记”。他退下来以后，还在一个公司里发挥“余热”，因此第二天一清早就出差到成都办事去了。在用早餐时，我的那位老同学无意中在厨房灶台上发现了一个白纸信封，一看里面装着1000元人民币。便问我：“这钱是你的吗？”我说“不是啊1”转身，又问她儿子，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她深感怪异，连说：“怪了！怪了！太怪了！”我觉得这老夫妻俩一个样，都有点神经过敏。于是打趣她说：“钱多了还不好吗？都不知放哪儿了！”

当晚，她的那位“老书记”从成都回来了，当即证实那个白信封是他的，里面的钱当然也是他的。但他早上临走前明明是把信封放到了厨房墙面砖的夹缝里，怎么它会自己跑到灶台上去了呢？他断定白天屋里没有人的时候有人进屋作了搜查，是搜查的人忘了把信封放回到原处。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黑色幽默”，但我觉得给他们找了麻烦，很对不起他们。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很多人是这些运动的受害者或幸存者。“文革”不用说了，这是大家都记得的，即使是十多年前的“六四”，也给人们留下了一种难以忘却的记忆。这几十年来共产党的特务恐怖统治，使得这一代人时时刻刻都处于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总觉得有人在窥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而且有那么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自己的头顶上。

当天夜里，我那位老同学夫妇俩怎么也无法入睡，越来越觉得白天发生的事情太蹊跷。于是，趁我们熟睡的时候，他们俩又穿上衣服，来到各个房间巡视了一番，连犄角旮旯都不放过，说是很可能有人进屋安了窃听器。在此后的两天里，我们整整做了两天的哑巴，因为不敢在家里说话，只好在纸上作笔谈。我想，从这个当代中国版的“黑色幽默”中，人们不是可以发现另一种真实吗？，它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令人心悸、战栗！

那位“老书记”的观察并没有错，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事实上，我们一到重庆，就已被置于当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在以后的那几天，那些“便衣”也不再回避我们。我们实在不想在重庆多耽下去了。于是隔了一天，就由我的老同学陪同，搭成渝高速公路的“大巴”去成都了。

那天我们一出门，就发现那两辆停在楼下的小卧车和一辆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摩托车立即启动并紧紧尾随着我们的“奥迪”出租车。在去成都的“大巴”上，一位“便衣”就坐在我们的后排。“大巴”中途停车让旅客下车“方便”时，那位“便衣”也死死盯着，生怕我们“跑”了。至于其余的“便衣”警察，自然就坐在紧随着“大巴”的小车上。车行四个钟头到成都，成都方面的“便衣”早就等着“接站”了。重庆的“朋友”拍拍成都“朋友”的肩膀，转身就消失在站台的人流中了。

我们本来是打算一下“大巴”就直奔成都远郊一个县城的，那里有我们的一家难属。这次我们去成都，就是为了看望这家难属。但现在显然已无法按原计划行动了。我们担心把“便衣”带到这家难属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决定暂时在成都市内我的另一位老同学那里住下，然后再伺机去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的车很快就到了目的地。随着我们的车停下，他们的一辆车号尾数为“6801”的小卧车也同时停下。他们要知道我们住进了哪一家。

成都是一个蜀文化很浓郁的城市，那里的小吃更名闻遐迩。我的两位老同学力劝我们在成都好好逛一逛，说这次机会实在难得。无奈，我们的心却并不在那些令人向往蜀山蜀水之间，而是在成都远郊的那个小县城。

于是决定先去市内的几处名胜古迹“观光”，然后再由某一个旅游点直接去那个小县城。这天上午我们游览了杜甫草堂和武侯祠。午饭后，按计划让两位老同学先回到住所，而我们则单独行动。当我们要了一辆出租车正准备上车的时候，发现监视我们的那几位“便衣”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了。这次计划“周密”的行动又落了空。于是，只好先返回老同学的家里。

在返回的路上，我心里气愤极了：这本来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呢？想到这里，心里反倒一下子敞亮了。我随即跳下车来在路旁一家小商店里给那位难属拨通了电话。我在电话里告诉了他一个会面的地点，约好一小时后见，不见不散。然后，我们又拨通了一位事先约好的朋友家的电话，告诉他半小时后去他家里。

这次，我们做好了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准备。因此，尽管一路上那辆“6801”及一辆摩托车一如既往地紧跟不舍，我们却不想再放弃了。出租车不到半小时就驶入了一个居民小区，接着是上楼，进屋，与主人寒暄。“便衣”们跟着闯进了小区，却被一位看门的老大妈挡在了门外。老大妈问他们：

“你们找谁啊？”

“我们是跟前面两位一起来的。”便衣答。

“几层啊？”“三层。”

“姓什么啊？”“姓陈。”

“三层没有姓陈的，你走吧！”

便衣们一下子露了馅，讪讪地退到了附近的小胡同里。

这一切我们在朋友家的一个小窗口看得清清楚楚，不禁对那位老大妈生出一种敬意。

不一会，约好的那位难友也到达了。我们从窗口伸出手去招呼他上楼。这是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父亲，是他的小儿子借了朋友的小面包车送他来的。尽管我们过去曾多次通过信，但这次见面，仍不禁悲从中来。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想不到，与一位难友见面，竟也如此之艰难啊！见此情景，站在一旁的主人也不胜唏嘘。

此次难得的会面只持续了不到半小时，双方有说不完的话，竟忘了合影留念。但是，不能再停留了，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否则，当地安全部门说不定会采取行动，伤及到这家难属，甚至连累到接待我们的主人家。

在回我老同学家的路上，仍由那辆“6801”随行。到了家，两位提心吊胆地在家里等候着我们的老同学总算松了一口气。经过一整天的折腾，我和我先生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好像一切都要崩溃似的。当晚，我先生突然感到胸闷、心慌、目眩。显然是由于过度紧张、劳累所致。这是他第一次犯心脏病，从此也就种下了病根。

我们在成都的事情已经办完，也就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了。老同学劝我们多呆几天，说这次机会难得，应该到乐山大佛、大足石刻等名胜地看看。但我们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们急着要去下一站——湖北省武汉市。于是再次返回重庆，歇息一天，然后上船，过三峡，经宜昌，换乘高速公路的“大巴”直达目的地。

在轮船上，我们有过短暂的轻松。游览三峡是我平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面对壮丽河山、滔滔江水，心胸豁然开朗。然而，一想到在这次旅途中发生的种种事情，一想到十多年来晦暗的人生际遇，就好像又被从梦境中拉回到了现实，也就不免暗自神伤。更何况，每当我和我先生去到游船的甲板上时，总有那么两位不相识的“游客”忽左忽右地在我们的身边重复地出现，如此“旅游”还能有什么兴味呢！

轮船在江上航行了两天两夜，于3月12日到达宜昌时已是子夜时分。那天夜里天色很黑，码头上的灯光也似乎都熄灭了。我们随着拥挤的人群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高高的岸上爬，我拉着蒋的衣角唯恐被人挤散，真有点像是逃难似的。这时，我们注意到了两个随我们一起上岸的“便衣”警察像掐了头的苍蝇那样到处乱窜，想必是一定把我们两人“跟”丢了。按原计划，我们是想随即从宜昌搭乘高速公路的“大巴”连夜奔武汉的，无奈夜班车已经没有了，也就只能在宜昌过夜。

我们通过一位同行的旅客找了一家廉价的旅馆。这家旅馆很随便，登记住宿时都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于是我们被领到一个房间安顿了下来。至深夜一点多，突然听到有人来敲我们房间的门，说是因为我们登记住宿时没有填写身份证号码，需要补上。我们一下子明白了。那两个愚蠢的“便衣”在上岸的时候不是把我们“跟”丢了吗？原来当地的安全部门正展开一次拉网式的盘查，要在我们离开宜昌之前查到我们的下落。

第二天凌晨，我们上了一辆“依维柯”启程去武汉。这次“便衣”们再也不敢怠慢了。下午1点到达目的地，由蒋的老同学安排在他所在学校的招待所。几乎在我们到达的同时，两辆小卧车也在离招待所不远处的路边停了下来，其中一辆车号尾数为“535”，另一辆为“419”。在以后的三天时间里里，这两辆黑色小卧车轮流着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一直到我们离开武汉。

武汉有两家难属，一家姓刘，一家姓李。我先给李打了电话，约好次日上午去看望他；同时，我们请他代为约请刘氏夫妇，一起上他家里会面。我的考虑是，他们两家离得不远，平时也多有来往；少去一个地方，少生一份“麻烦”。

从我们住的地方到李家所在的学校还真不近，出租车足足开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后面紧跟着的，是那辆车号尾数为“535”的车子。

李老师早已在学校大门外等候着我们了。他身子佝偻，面容憔悴，比我所想象的要衰老得多。家里的陈设也极其简陋，好像除了床铺和餐桌以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了。在房间墙上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幅照片，那是他儿子的遗像。见此情景，我心头一阵酸楚，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我们进屋坐定后，自然问起刘氏夫妇。李告诉我们，刘老师昨天晚上特地找过他，说他夫妇俩今天不过来了，请他向我们作解释：他们之所以不能赴约，是因为去年他妻子去河北娘家省亲时遭到“便衣”一路跟踪，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这次不见面是考虑到他妻子的心理承受力。他要李老师代为致歉。

这次去李家拜访，不意招来了“便衣”的跟踪，而且监视的车辆就停放在他住家的不远处。这对于一位从未遇到过此类情况的老知识分子来说，内心不免有些紧张。我们意识到不宜久留，便把要说的话说完，要办的事办完，就匆匆告辞了。在临别时，李老师赠给了我们一张已经有点发黄的旧照片，一看，与挂在他家墙上的那张一模一样。他说，墙上的那一张就是用这张放大的。除此以外，他儿子就再也没有留下别的照片了。

这次湖北之行，原计划还要访问几家居住在农村的难属，最后不得不取消了。生活在农村的难属要比城市里的艰难得多，他们常常受到当地公安的威胁、警告和盘问，甚至行动受到管制。我们不忍心看到他们因为我们的到访而受到新的伤害。

为时半个月的旅行结束了。3月16日下午，我们带着一种无奈和遗憾，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而去车站送行的，除了蒋的两位老同学，就是从那辆“535”上跳下来的几位熟悉的陌生人了。（丁子霖执笔   2004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