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世界终将是属于她们的

                                    

我在1994年撰写的寻访实录中，有一篇题为《小屋里的挣扎》，写的是死难者刘燕生的遗孀和女儿在经历了那场劫难后的痛苦与挣扎。现在，十年过去了，这母女俩的状况又如何呢？她们是怎样度过这漫长的艰难岁月的呢？我想，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告诉朋友们。

当年，我的那篇寻访实录发表后，有一位在美国定居、经商的华人朋友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读过了我写的一些寻访实录，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愿意为那些死难者的亲属做一些事情，希望我能帮助他联系。他还告诉我，他有两个女儿，年龄都还小，因此最好能找到一个与他女儿差不多年龄的小女孩，由他来承担女孩上学的费用。

对于这位商人的义举，我自然表示欢迎。经过一番调查、考量，我帮他选定了一家难属，这就是死难者刘燕生的遗孀郑秀村。她的丈夫遇难时，留下了一个当时年仅7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年龄恰好与那位商人的女儿相差无几。过后不久，这位商人就直接与刘家母女建立了联系，并认了那个小女孩作他的义女。

这是1989年大屠杀后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位既不沾亲又不带故的陌生人，无私地把自己对儿女的爱分出一份给予了远隔重洋的一位小女孩。他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在那场血腥的大屠杀中遇难了，她成了一个失去父爱的不幸的遗孤。

我不想用“感人肺腑”之类的词语来演绎这个故事，但在“六四”以后整个社会弥漫着萧杀、冷漠气氛的情况下，这件事确实使我感受到了人间的一丝暖意，也让我看到了人性中善良、纯洁、美好的一面。

据我所知，这项由个人承担的援助计划曾经在北京和纽约之间不事声张地持续了很多年。后来，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而且成了一名大学生。这显然是和那位商人的援助分不开的。早先，我一有机会见到那位小姑娘，总要唠叨上那么几句：“将来长大了，可千万不要忘了曾经帮助过我们的那些叔叔阿姨们！你要为你父亲和母亲争气，也要为那位帮助过你的叔叔争气啊！”每次我这么说，她都低着脑袋点点头。

以后几年，我因忙于别的事情，就把与这家难属的联系托付给了其他难友，但我一直惦念着她们母女俩。去年夏天，北京闹“非典”刚过，我从南方回到北京。在一天的傍晚，我特地去看望了她们。先前我曾多次去过她的家，因此不用打听就能很容易地找到那个地方：宣武区和平门烤鸭店背后的一间小黑屋。但这次当我下了公交车一看，这里的一切全变了。整个地段用洋铁皮围成了一个大工地，原先的一些小平房已没有了踪影。

见此情景，我眼前一片茫然。这母女俩搬到哪去了呢？我打听周围的居民，竟无一人知道。我心里想，一定搬到远郊去了。因为城里闹“拆迁”，有钱的人往城里搬，无钱的人往城外赶。所以，像她们孤儿寡母的，就只有被赶出城去的份了。我的这个猜测一点都没有错。后来终于打听到了，这母女俩搬到丰台去了，因无力购买新建房，租了一套两居室的老式单元房。

春节过后，我与先玲来到了这母女俩在丰台的“新居”。叩门进屋，我真不敢认了，多年不见，当年那个长着圆圆的面庞，大大的眼睛，拖着乌黑的辫子趴在床沿上做作业的小女孩现在已长成一个大姑娘。见我们进门，她忙起身招呼，文静、秀气，见人笑眯眯的。

正好是午饭时间，桌上的饭菜依然是那么简单：米饭、炒芹菜、粉丝汤、拌萝卜皮。要知道这是在春节期间，总要比平时吃得好一点吧！但母女俩对目前的生活已很知足。女孩的母亲告诉我们，搬到这里虽然偏远一些，但比原来的住房好多了，室内有上下水道，冬天有暖气，租金也还合理。她满怀憧憬地对我们说：“我就等着女儿大学毕业了，如果那时能找到一份工作，我也要像别人家那样贷款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那就不用再租房住了。”我听她这么说，心里反觉得不是滋味。是啊！现在很多人家都在搬新房，要是没有89年那场劫难，这个家庭或许也能住上新房了，何至于落得像今天这样房无一间、屋无片瓦的地步呢！

谈话间我们才知道：死难者刘燕生和他的妻子郑秀村都是“文革”中的插队知青。由于出身低微，没有“关系”和“门路”，刘一直到1975年才从东北返回北京，好不容易当了一名工人。她说她与刘结婚成家时没有自己的住房，只得同刘的父母挤在一起。后来生了女儿，实在无法住了，她就只得带着女儿住到了娘家，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间坐落在和平门烤鸭店背后的小黑屋。她说，她丈夫本来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对父母很孝顺，对她们娘俩也很好。但是，这样一个好人却不能让他过上安生的日子。她说她想起这些，就像做了一场恶梦似的，心里就堵得慌。

现在，对于一位丧夫的妻子来说，女儿就是她生活中的一切。她说她不能为死去的丈夫做什么，能把女儿抚养成人，让丈夫在九泉之下得到一点安慰，也就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她现在最放不下的一件事，就是共产党杀害她丈夫的这个债还没有讨回。她说她前些年不敢在难属群体的公开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是怕共产党再加害于她的女儿，而现在她已经不怕了。她说她从这么多年难属群体的抗争中明白了一个道理：灾难要是落到自己头上，再怕也没有用；只有站出来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这次访问，当年的那位“小女孩”始终在一旁静静地听我们说话。她为我们砌茶，还抓了一把糖果非要让我们吃。临告别的时候，还非得把糖块塞到我的大衣口袋里。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亲切，一种如同祖孙之间的亲切。

十年前，我曾在那篇寻访实录的结尾处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她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失去了一个小女孩应该拥有的东西。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她懂得什么是生活，懂得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一切。我相信，她父亲失去了的那个世界终将会属于她的。” 我今天仍然用这段话来结束我的这篇文章。（丁子霖执笔  2004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