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北大学生喋血于木樨地

在我们公布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中，已确定为北京大学学生或教师的有三人。他们是化学系讲师肖波、与肖波同一个系的学生孙辉，以及数学系学生严文。这三位死难者的线索，都是北大的员工向我提供的。

在“六四”大屠杀后到处弥漫着萧杀、恐怖气氛的日子里，首都高校中一些遇难学生的名字作为“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地在学校和社会上传播着。这些消息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其中也有北大的，而且据说有一位还是教师。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些死难者的亲属。后来，也许是我开始寻找“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消息辗转传到了北大，遂有北大的人悄悄把他们知道的死难者线索送到我的手里。我们今天能记录下上述死难者的名字，我们能同这些死难者的亲属取得联系，这些死难者的母亲今天能够成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员，都与最初向我们提供线索的北大人有关。我不便公布他（她）们的姓名，但我要感谢他们，今天站起来的“天安门母亲”要感谢他们。当年他们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宣言、声明之类来谴责那场大屠杀，但他们是一些有良知的人，他们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想，这些年来肖波和孙辉的名字已为大家所熟知。我这里要说的是严文。

记得当年一位北大职工把严文亲属的线索交到我手上时，我正处于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于是，我把初访严家的事情转交给了张先玲女士。过了一些日子，我家门口的“便衣”撤走了，我便在一天的傍晚随张先玲女士拜访了严家——当时严家就住在三里河国家计委的宿舍楼里。

一路上先玲叮嘱我要作好思想准备，她说严家父母的精神状态十分不佳，胆小怕事，说起话来战战兢兢；而且，他们都不太愿意与外界接触，似乎对生活也已失去了兴趣。她说：她第一次去严家时，就觉得这家人有点特别——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好像是故意弄得凌乱不堪，连下脚的地方都难找到。

那天我们严家，是严文的母亲谭大姐给我们开的门。当时她正在做晚饭，便与我们在厨房外面的门厅里说话。先玲把我介绍给她，她表情木然，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说她刚刚下班，屋里很乱，不便请我们去里屋坐。但我们瞥见她的老伴就在里屋坐着，也没有其他客人在里面。这分明是不欢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这次我们在门厅里站了几分钟，只说了几句话，就动身告辞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按时给严家送去人道救助款，送去海外寄来的慰问信卡，我们也给他们寄去一些通报情况的信件什么的。一年，两年，三年……严家没有同我们联系过，我们也再没有去看望过他们。我们觉得，应尊重各家难属自己的意愿，决不能强加于人。在此期间，我们这个受难群体渐渐壮大了。也许，严家的两位老人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也许他们已对我们这个群体有了较多的了解，严文的母亲谭大姐终于改变了对我们的拒斥，开始与我们联络了。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自然非常高兴。人心都是肉长的，毕竟是有着共同苦难、共同命运的母亲啊。中间有过一段时间，严家因所在地区要拆迁，两位老人一连搬了好几次家，他们怕我们无法同他联系，就主动把新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们。从此，谭大姐加入了我们群体的联署活动，成为我们难属群体中的新的一员。

去年隆冬季节，我与先玲又一起去拜访了严家。这是我与谭大姐第二次见面，中间一晃就是十年。严家早从三里河计委宿舍搬走了，现在的新居是在城南铁路边的长春园，。

这次见面，发现谭大姐真的变了，变得判若两人，我都不敢认了。但我相信这次见到的，才是真实的她。人要是被不可抵御的恐惧所慑服，就会整个地失去自我；而一旦从心理上解除了这种恐惧，也就会复归到原先的自我。我完全能理解早先谭大姐对我们的冷淡。像我们这些突然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在心理和心灵上一般都会留下或轻或重的病症，常常会做出一些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来。我不相信这种病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完全消失，但我相信我们会渐渐地恢复自信，并增强自控的能力。

午后的阳光从窗子投入室内，室内有了暖意。谭大姐头发剪得短短的，看起来很精神。她的湖南口音很浓重，说话也很快。那天，她终于向我们敞开了心扉，要把十五年来深藏在心里的话向我们倾吐。

谭大姐夫妇俩都是湖南人。丈夫跟所有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青年时代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共产党，而且“有幸”被吸收加入了这个党。他1954年从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了国家计委，后来又转到了冶金部规划院。他一辈子兢兢业业，一直到年老退休。谭大姐本人是一位老会计师，她做事认真、事业心强，很早就掌握了会计的电算化。严家两个儿子也都很争气，两人同时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大儿子是数学系的博士生，小儿子是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提起小儿子严文，谭大姐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严文从小聪明，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保送到了全市的重点中学——北师大实验中学。这个孩子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对文学很感兴趣，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家庭都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文科，认为搞文的与意识形态打交道很危险。于是父母逼着严文在两个月内改学了理科。结果他考上了与哥哥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严文上了大学，仍不改对文学的特有兴趣，时不时编些小剧什么的。他在学校也很活跃，交了不少朋友，又是搞社会调查，又是搞社会问题讨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像许多同学那样，热情地投入了89年的那场运动。

严文在随后的大屠杀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23岁。

谭大姐告诉我们：当年的6月3日晚上，严文与同学一起携带一架摄像机去了木樨地，他们是想把当时现场的情况拍摄下来，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然而没有想到，严文不幸中弹了，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大腿。当时民众把他送到了海淀医院，但由于主动脉破裂，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谭大姐说：想不到这样的灭顶之灾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她说，她们夫妇俩一贯信任共产党，根本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会向老百姓开枪。因此，那几天外面的形势虽然已经很紧张，但她都没有把儿子叫回家里。然而现在再后悔还有什么用呢！最美好的东西已经毁于一旦，无法挽回了。

她说，严文的父亲性格内向，儿子的死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但是，更让人无法理解、无法承受的是，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还对他施加压力，逼迫他写检查，要他承认自己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天下居然有如此不讲道理的事情，平白无故地打死了人家的儿子，不谢罪、不赔偿，反而倒咬一口，怪罪于死者的父母！这胸中的郁闷，心灵的重创，导致了严父的精神分裂。

当年还不到60的他，现在已经73岁了，他的心灵的伤口也已无法愈合了。去年他与长子一起去金山陵园为严文扫墓的时候，他禁不住大声恸哭，从此病情日趋加重。他常常在梦中呼喊儿子的名字，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他对不起孩子。可见，当年他所在单位说他没有管教好儿子的那些话，在他的潜意识里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他，他已经难以自拔了。这些年，家人送他去了好多个医院，但所有的大夫几乎是众口一词，说他这是神经受到强刺激所致，不是一般性的老年痴呆。现在，老人已神志不清，瘫痪在床，只是苦捱时日了。

提起这些令人伤心的往事，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心里都很沉重，我们的泪水流到了一起。但是，人在经历过大劫大难之后，反而会变得沉着、冷静起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处世不惊”之谓吧。儿子走了，老伴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要搁在别人身上也许是难以承受的，但谭大姐似乎对这一切都很坦然。她反而劝慰我们说：“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下去，而且还要活得很长。”她还说：“我现在一想起严文心里就难过，觉得不能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现在事情越来越清楚了，只是是非被颠倒了，我想总会有一天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是啊！但愿这一天能早一点到来，因为有一些父母已很难再等待下去了。（丁子霖执笔  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