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再难，也要活下去

与难友刘秀臣的相识已有好多年了，我也曾多次去过他的家，但是，象这样面对面地促膝谈心却还是第一次。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怕触动她心灵的伤痕。这次难得的会面，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包括她内心深藏着的爱和恨。

刘秀臣原是一位复转军人，儿子遇难那一年她才45岁，在我们这个失去儿女的母亲群体中，她是最年轻的。那时她还是新街口电影院的职工，但不久就让她退休了。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在离家不远的一家饭店里找了一份活儿，清洁洗涤、择菜帮厨什么都做，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但是，每年难友们相聚，不管多忙，她都会按时参加。这次深谈我才明白，她把我们一年一度的相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在她的生活中，有着太多的冷漠，却难得有一点温暖。

还是在许多年之前，刘秀臣曾经历过一场婚变。之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可以说尝够了人间的辛酸和艰难。她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戴伟身上。这孩子很懂 事，也很聪明，但为了减轻家里的困难，他在新街口职业高中毕业后很快就在和平门烤鸭店找了一份工作，成了一名厨师。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还有什么比儿子能给家里挣钱更高兴的吗？然而，母亲的这份高兴并没有持续多久，在1989年6月3日的那个黑色周末，这位妈妈的希望顷刻间化成了泡影。

 

那一天的傍晚，北京街头的形势已变得异常紧张，但戴伟仍坚持要回店里值班。然而，当他行走到民族饭店那里的时候，戒严部队已封锁了道路，他想过马路却怎么也过不去了，于是只得转身往回走。正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无情地穿透了他的后背，他顿时倒下了……。据知情者说，当时戴伟受伤后被人们送到了邮电医院，但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死亡时间是6月4日的凌晨。但是，家人找到戴伟的尸体，却已经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一个年仅20的青年人，脚下的路还刚刚开始，只因为他忠于职守，在不该出门的时间，在不该去的地方，遇到了杀红了眼的“人民子弟兵”！

戴伟遇难后，他生前所在单位要按“正常死亡”来处理，一次性发给300元抚恤金就算了结。戴伟的母亲刘秀臣不同意这个处理，她也拒绝了那笔抚恤金。她对来人说：人死不能复生，但总得有个说法；戴伟是被无辜枪杀的，怎么能说“正常死亡”？她明确地告诉来人：她要的是一个“公道”！即使给她个五万、六万的，也抵不了她儿子的一条命。

一个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办什么事都难，处处受欺侮、受刁难，更何况还是一位“六四”死难者亲属。她说：一开始戴伟的遗体八宝山不给火化，后来好说歹说总算火化了，又怕把骨灰放在家里不安全，于是暂时放到了他奶奶家。后来又打算把戴伟骨灰安葬在他奶奶的老家，但当地人一听说是“六四”中打死的，说什么也不让埋。结果，花了很多钱才把戴伟的骨灰埋在了京郊昌平的一处公墓里。她说，她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儿子没有一个能让他安息的地方。因此，她在有生之年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把戴伟与他一起倒下的人们安葬在一起。她说她愿意在我们群体的公开信上签名，就是想早一天实现这个愿望。

说起这些伤心的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她告诉我说：在她儿子离开她的最初日子里，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常常神情恍惚，不能自持，以至于摔坏了膝盖。后来又突然下肢瘫痪，无法行走。再后来她又做了胆囊摘除手术，几乎每年都需要住院治疗。最后又因为流泪太多，两眼差点儿失去了视力。

我听着她讲述这些伤心的往事，心里明白，这完全是突如其来的超强刺激造成的。其实，据我们了解，她在儿子遇难后的一段时间里，曾一度患了精神失常的病症。这也正是我们以前不敢向她提起“六四”，尤其是不敢同她深谈的缘故。

然而，这些对她来说还并不是最残酷的。她在自己的单位里本是个先进工作者，但自从家里出了事，她就被当成了另类。就在她精神一度失常的时候，她所在单位竟派出了由六个人组成所谓“工作组”，以所谓“照顾”为名，实际上把她“看管”了起来。在她精神稍稍恢复之后，她要求上半天班，又遭到了拒绝。而且还毫无人性地对她说：“对你家的事还没有定呢！说不定还是反革命家属呢！”这对一位刚刚被屈死了儿子的母亲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要她的命！她二话不说，抱了戴伟生前的一件羽绒服直奔西直门立交桥就要往下跳，幸好被戴伟生前的好友及时发现拉住了。这样的日子，就是不死也得被逼疯！

作为一个母亲，丧子之痛是永远无法平复的。她最怕过年，一到过年就想念戴伟，所以每当过年，她哪儿都不想去。1月5日是戴伟的生日，也是她最难熬的日子。有一年的这一天，她几乎是在失去自我意识的状态下，独自一人来到了京郊昌平埋葬她儿子的墓地。她的行动引起了当地一位放羊老汉的诧异。老汉一直盯着她，天快黑了，老汉上前劝她说：“这位大嫂，快走吧！再晚就没车了。天那么寒冷，要是冻僵了从这山上掉下去要摔死的。”这位善良的老汉一直把她送到了山下的车站。

戴伟的死不仅毁了他母亲的健康，而且株连到他妹妹的前途。妹妹生于1973年，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一直属班里的前几名，升学考试的成绩也超出了录取线。但是，报了几次学校都退了回来。后来她就业的单位有一个出国的名额，她本来是有资格去的，但就因为她哥哥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打死的，结果没有挑选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臣逐渐度过了精神危机期，开始变得坚强起来。

我们这个群体是在1995年开始形成的。那一年的5月26日，我们以公开信的形式正式向人大常委员会提出了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那时，在公开信上签名的难属还只有27位，而刘秀臣就是其中之一。此后，她不管是访亲会友，还是在工作场所，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人们讲述“六四”真相，宣传难属的“三项要求”。她向周围的亲友们表示：她不会再去做过去那种傻事了，日子过得再难，也要坚持活下去；只要能为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做什么她都愿意。

也许是她的一些言行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她所在西城区的国安部门多次去找她，威胁她说：“你们成立集团了！你们违法了！”还查问她与丁子霖、张先玲的联系。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没有团体，我们只要求讨回‘六四’公道！”后来便衣警察又换了一副面孔，装得关心似地对她说：“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或什么活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气得她把留下的电话号码撕了。

……那天她同我们的交谈，如泣如诉，令人心碎，平日里她那以泪洗面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位当年最年轻的母亲，现在也已快60了。在过去的年月里，她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在以后的日子里，但愿她不再遭受到伤害！

（丁子霖执笔 2004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