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在这篇寻访实录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下面这几张照片吧！

它们是历史的见证。它们将永远向人们昭示：1989年6月4日发生在中国首都的那场大屠杀是那样的血腥和恐怖，而发动这场大屠杀的党国要员们又是那样的暴戾、那样的无人性。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位死者叫杜光学，其尸体的编号为“30”。让我们就从这位死难者及其尸体上的编号说起吧。

在1999年“六四”惨案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曾向海内外公布过155位死难者的名单。就在那一年的“六四”过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国内的来信，此信用的是中国新华通讯社专用的牛皮纸信封，当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新华社有我的什么熟人。打开信件才发现，原来写信者既没有具名，也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显然彼此素不相识。但是，这位不相识的朋友却向我们提供了一条十分确定的有关“六四”死难者的线索。他在来信中说：他从我们公布的155位死难者之中没有见到有这位死难者的名字，所以愿意把他亲属的地址提供给我们，希望我们能把这位死难者补充到名单中去。

我收到信后，恨不得立即前去访问这位死难者的家人。然而，那些日子我没有行动自由，只能先由张先玲女士独自前往探访。不几天，先玲来到我家，说她已经去访问过了。她给我带来了死者杜光学及其家人的简况，还交给了我几张当年由死者亲属在现场拍摄的尸体照片。在这些照片中，除了杜光学的尸体外，还有很多其他死难者的尸体。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决定把这些照片公诸于众。但说实在的，在这之前，我曾再三犹豫过。我想到，几年前美国911恐怖撞机事件中死了那么多人，我们的一些同胞居然掀起了一阵幸灾乐祸甚至弹冠相庆的狂热；最近，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311恐怖爆炸又死了很多人，我们居然再次看到了一些同胞幸灾乐祸甚至弹冠相庆的表演。我更想到，在今天的中国，假如一个人被暴尸荒野，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无知村野的同情；但假如一个人被暴尸于通衢闹市，我们能断定他会得到同样的同情吗？我觉得，人总该有起码的同情心，对于同类的被虐杀，至少不应该幸灾乐祸。这是作为一个人的良知之所在。

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些照片对我却具有极烈的震撼力。当时我从先玲手里接过这些照片时，好似头顶被猛击了一棍，顿时被打蒙了。太惨了！实在太惨了！那满地排列着的尸体，那满地流淌着的血污。他们原来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然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串抽象的数字符号。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这是当年堆放在协和医院实验室的尸体的一部分，显然是因为太平间里放不下了才动用医院的实验室和标本室。要不是该院的工作人员用大幅的白布把其中的一些尸体覆盖了起来，那死亡的恐怖真是很难让人接近的。

然而，杜光学和其他几位死难者的尸体却整个地裸露在外面；人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身上都编上了号码。从杜上胸部的那张纸块上，可以依稀看出编号为“30”。那么，从1号到29号又都是谁呢？30以后还有多少号呢？他们又都是谁呢？记得1989年秋天，我曾从一位老熟人那里听说过，在协和医院的冰柜里，一直到8月份还存放着40多具尸体没有被处理。这位熟人当时是协和医院的护士，而且是一位资深的老护士，我相信她说的是事实。但是，这些尸体又都是些谁呢？后来又被运往何处去了呢？这个谜我当时无法解开，今天我依然无法解开。

不久前，北京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披露了1989年“六四”镇压时他作为该院抢救组负责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一切，他至今仍牢牢地记着当年他抢救过的伤员以及死亡者的人数。那么，当时协和医院或其他很多医院的大夫是否也仍然记着当年所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事情呢？我愿意相信，将来有那么一天，他们也会象蒋医生那样，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历史，为死去的冤魂作证。

这么多年来，写在杜光学身上的那个号码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我对这位死难者母亲的牵挂也始终在心底里蛰伏着。终于，在2004年的春节后，我有机会与先玲一起去看望了这位老母亲。这位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是一位饱经沧桑的退休老工人。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因都是同命运的母亲，无需更多的言语来沟通。我们称呼她为葛大姐。在谈话中我们得知，葛大姐和她老伴在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按理说是“领导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个家庭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都没有沾上什么光。葛大姐的老伴80年就去世了，留下四个孩子靠她一个人抚养。大女儿上了护校，大儿子杜光学连中学都还没毕业就辍学接了他父亲的班，在一家印刷厂当了工人。当时他还不到十六岁。葛大姐说，本来指望他的大儿子能慢慢支撑起这个家；一个工人家庭，没有别的奢求，只求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连这么一点小小的期望竟也落了空。

葛大姐带着一种无法控制的伤感向我们谈起了她儿子遇难的经过。她说：在1989年北京发生学运的时候，她儿子也才24岁。在那些日子里，他并没有做什么；但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常去天安门广场。6月3日晚8点多，他的一位同学来约他出去，他们先在东单公园坐着；快12点的时候，听说天安门广场死了人，就一起骑车沿长安大街西去。当他们来到新华门附近的时候，听到不远处枪声大作，戒严部队从西向东开过来了，于是，他俩随即转身往回走；但没走几步，杜的太阳穴突然中了一弹，顿时连人带车倒下了，一条腿还挂在自行车的车架上。当时有一辆公交车正好在现场，老百姓纷纷把伤员抬上车子。据目击者说，当时有6位中弹者由这辆公交车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但车子在中途就有四人死亡，其中包括杜光学。

她说那天家里人见杜深夜未归，便于次日凌晨去各家医院寻找。他们先去了离家最近的同仁医院，碰巧在该院门口遇上了与杜同行的那位同学，他们又在这位同学的带领下去了协和医院。但是，当时医院堆积的尸体实在太多，根本无法翻动查找。第二天他们再一次去协和，杜的姐夫终于在死人堆里认出了杜光学的尸体。两天后，家人又把他的遗体拉到第四医院，并由四院开具死亡证明后于东郊火葬场火化。

她说后来听家里人说，当时协和医院的太平间、标本室、实验室都堆放了好多尸体。医院为方便家属寻找，把这些尸体编了号，并拍了照片。这些照片一共有三册之多，每册都有20张左右（这里有一旁证：死难者张建（A-182）的尸体其家属也是在协和医院找到的。据张的家属称，当时他们见到的像册共三册，每册有遗体照片约17至18具。他们就是根据像册里的照片找到张建尸体的）。我不知道这些像册是否已经毁了，或者还保存在哪一位人士的手里。我希望能把这份历史的见证留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这民族的不幸和灾难。

说起这段伤心事，葛大姐的内心至今仍无法平静。她告诉我们，当时她女儿、女婿等其他子女都没有立即把光学遇难的噩耗告诉她，只是对她说光学病了。但是，这又怎么能瞒得住这位饱经忧患的母亲呢？她说，当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已再也不可能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她的身心一下子崩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起得了床。

她说，开始的时候，儿子生前所在厂的领导和住区派出所的民警还来她家里劝解过她，说大家对这件事（指杜光学被枪杀）都看得非常清楚。厂领导还说可以让她的小儿子接杜光学的班去厂里当个电工。但是，后来各有关方面的态度却有了改变。原来让她小儿子当电工的许诺也收回去了，说什么管电的部门是要害部门，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他们需要的是政治上可靠的人。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政治歧视吗！葛大姐无法忍受这种歧视和侮辱，亲自去厂里责问领导。她气愤地说：“我家里死了儿子出了事，难道我这个老党员、老工人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她说，自从光学遇难后，连街道居委会都不理她了，有时她去居委会办事，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本来他们在一起说话很热闹，一见她来就都停了下来。她说这不等于在她的伤疤上撒盐吗！

葛大姐虽然文化不高，但对人对事却很有见地。在最近这次见面时，我和先玲向她谈了我们这个群体的诉求，谈了这十多年来大家为了寻求正义、讨回公道所进行的抗争。葛大姐很赞成难友们的做法。她说：我们这样做不就是为了讨个说法吗？交通事故撞死了人还要有个说法呢！我们并没有要政府还我们亲人，也没有要求用命来抵命。但是，共产党不是要实事求是吗？总不能说没有打死人罢，那么我家的人1米8的个头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难道是我们在说谎！杀了那么多人，能瞒得住吗？……

其实在几年前，葛大姐就已托人捎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她自己名字，作为她参加我们群体联署活动的委托书。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欣慰。因为在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又多了一位不屈的母亲。

（丁子霖执笔  200404）

一位编号为“30”的死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