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岁末，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国宾州的圣诞卡。从卡上热情的附言中得知，寄卡人是一位旅美的中国同胞。

他在向我表示节日祝愿的同时，还向我提供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线索。这位死难者生前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家住天津武清县。寄卡者没有向我提供死者家人的姓名和住址，只是让我去找天津师大的一位姓×的知情者。但是，他所提供的那位知情者，据他说也已于多年前离开师大“下海”去了，现在下落不明；他要我去找×的一位朋友，说通过他说不定能找到×。这是寄卡者提供的唯一的一条确定的线索，他告诉了我此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尽管只有那么一点点线索，而且还拐了几个弯，我却不想放弃。开转年来，我想约张先玲女士一起去天津一趟，却苦于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时难以脱身；等我把要做的事情告一段落，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敏感时期，国安部的“便衣”又开始对我实行例行的监控了，当然更无法脱身。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六四”这个日子，被束缚的腿脚终于可以放开了。于是，我与张先玲女士商定日期，并由她解决用车问题。恰好，她的一位朋友要去天津办事，我们就搭上了他的车。记得那天我们一路问讯，等我们找到天津师大都已快到中午时分了。车主去办他自己的事，我们却不敢停留，立即按寄卡者提供的姓名、单位去找那位知情者的朋友。令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居然顺利地找到了他，而且从他那里知道了×的下落。原来，这位姓×的知情者“六四”后确曾下过海，但不久又回到了天津师大，现在该校分部的一个单位工作。

至此，我们的寻访算是有了一些眉目。于是缓过起来，随便在路边的一个餐馆各要了一份快餐，草草用餐毕，又接着赶到了天津师大分部。但一看手表，离下午上班的时间还早呢！只好又随便在校园里找一张椅子坐着等候。快放暑假的天气，已经很炎热了，又是大中午的，又赶了半天的路，真让人昏昏欲睡。好不容易挨到了上班的时间，又碰上被访者正忙着要处理公务，说是过一会才能接待我们。我们就只能在附近的学生阅览室等着。这所谓的学生阅览室，也不过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大楼梯厅而已。终于，被访者把我们招呼进了他的办公室，但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对我们的来访是有疑虑的，甚至还有所戒备。幸好我们这次是有备而来，于是先由张先玲女士说明我们的来意，并扼要介绍了我们的身份。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她还向被访者详细地陈述了儿子王楠在“六四”惨案中遇难的经过，并拿出儿子生前及遇难后的照片来作证。经过一番沟通，对方的疑虑消除了，谈话也就变得坦诚和自然起来。这位被访者肯定地告诉我们：天津师大确有一位学生在天安门前遇难，他就是该校中文系87级的学生李浩成。在89学运期间，李随同该校五千余名师生前往北京声援。

据当时与李在一起的同学提供的情况：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李正好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地方拍摄现场照片，当闪光灯亮起的时候，他遭到了戒严部队士兵的射击。据说，李当时连中两弹，致命的一颗射中他的肝部，随即由民众送往同仁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大约是6月6日或7日，医院方面根据李身上的学生证号码通知了天津师大，随后由校方及死者亲属赶去医院认领了尸体，就地于北京八宝山火葬场火化。据说，后来校方曾给予了李的亲属一些钱的补偿。然而，对于我们最急于想得知的死者亲属的家庭地址，这位被访者却无法向我们提供，他只是告诉我们，李的家在农村，父母均为农民，父亲在李入学前就已去世，家中多子女，生活贫困。

初次见面，被访者能向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情况，我们觉得已经是对我们的最大帮助了。但我们还想进一步查找死者的亲属，尤其是李的母亲的下落。对方对于我们这个要求，脸上显露出了难色，他不无歉疚地说：校方已将李的个人档案毁了，我们只知道李来自离天津不远的农村，偌大的农村地区到哪去找呢？再说，这么多年了，他当年的一些同学也都四散了，要找他的亲属实在太难了……。”

我们一方面向他表示感谢，一方面向他介绍了我们在寻访活动中遇到的一些类似的个案。我们对他说：学校可能销毁了“六四”惨案中遇难学生的个人档案，但从遇难者所在单位元的文字记录中还是有可能查到一些相关的数据，譬如一些基层单位都还保留着历年来的工作档案，从那里也许能找到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线索。我们很希望被访者能继续给予我们帮助，因此在访问结束告别的时候，先玲给对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想以此来向他表明，尽管此次天津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我们对李家的寻访不会放弃。

我们第二次去天津，是在2003年年初。年前，我从苏南老家回到北京，先玲就兴奋地告诉我，天津师大的那位朋友给她来信了，告诉她已经找到了“六四”死难者李浩成亲属的下落。她说在那位朋友的来信中，不仅提供了李的母亲以及两位兄弟的姓名和家庭地址，而且还提供了李的大舅的姓名和地址。在来信中，这位朋友还留下了他本人的手机号码，说有事随时可同他联系。这正是我们不敢奢望却又非常想得到的消息，我和先玲都喜出望外。

我们恨不得立即就去李家，但一看地址是在天津武清区（原武清县）的农村，坐火车或乘长途汽车都无法直接到达，还得像第一次去天津那样，等机会搭乘朋友的小车。一直等到2003年春节期间，好不容易有一位朋友的小面包车有了空闲，可先玲却又患了密尼尔症无法成行。这时，我和先玲商量，决定不放弃这个机会，于是另邀了一位原藉天津的难友陪我同往，恰好他当年参军后在武清县服过役，熟悉当地的道路和风土人情。

那天一清早我们就出发了，按友人提供的地址，从京津高速公路至武清站出口，一路打听李家所在的村子。但是，一连询问了好几位当地的农民，都说不清我们所要找的村子在哪里。原来，前些年把武清县划归天津市的时候，乡、村的行政区划作了变更，很多乡、村合并了，李家所在的村子也已有了变动，不知被并到哪个乡去了。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我们突然想起了那位天津友人提供的另一个地址——李浩成大舅家的地址小王村。我们想，总不至于把所有的村子都并掉吧！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位天津朋友的良苦用心，要不是他向我们提供了这个看起来多余的地址，我们此行也就只能无功而返了。

我们的车子继续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奔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可谓一马平川，一眼望去，心胸也似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但是，我们无心欣赏这眼前的景象，一心想着尽快地找到小王村。这里村与村、乡与乡之间，动辄就是十里八里的，很少能见到农户。那时又正值春节期间，公路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我们想打听小王村的地址，都很难找到人。我们几经周折，一直到将近中午时分，才找到李浩成大舅家所在的小王村。这位大舅已经七十多岁了，反应已很迟钝。当我们在他家的炕上坐下，询问他是否有一个妹妹叫“刘××”时，他竟然一个劲地摇头。那一刻，我沮丧极了，心想，年纪大了，难免忘性大，但忘性再大也不至于把自己亲妹子的名字都忘了吧！莫非我们又找错人了？，这时，一直蹲在地上听我们说话的一位中年妇女发了话：“刘××不是我姑吗？”我不假思索地连忙答话：“正是！正是！我们找的就是她，她的名字就叫刘××。”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刘家的地址没有变，只是在并村并乡之后变更了名称，就像一个人改了名字，想找到他就难了。再一问，那里离小王村还有二十多里地呢！

我们赶紧告辞直奔李家而去。下午一点，我们终于来到了李家所在的村子。第一次访问，我怕人多了使李家产生疑虑，就把开车的朋友留在了车里。村民们把我和同去的难友领到了刘的大儿子家。刘的大儿子是个40多岁的壮实汉子，正在院子里干活，蓬头垢面，一身尘土，突然见有北京来的生客，不免有些惊诧，带着惶惑的神色把我们领到了邻近的一个院内。原来，李浩成的母亲有三个儿子，剩下的两个儿子均已成家，而且都有了孙辈，她与小儿子一家住在另一个院。

那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村的院落，院子很宽敞，座北朝南一溜五间北房。李的母亲刘××住东边的两间，外屋是灶间，里间靠窗一排土炕，炕边摆着一个破旧的柜子，此外就没有什么陈设了，但窗明几净，屋里很整洁，看得出来主人是个勤快人。母子仨都不善言辞，母亲刘××安顿我们在炕沿上坐定，就站在一边静静地听我们说明来意。当我们说到我们两家的孩子都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情况时，室内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来访者居然是与自己有着同样命运的人。原先他们脸上的那种疑惑的神情顿时消失迨净，一种同命运者的心灵交汇把双方一下子拉近了。李浩成的母亲刘××比我年长一岁，头发全白了，却思维并不迟钝。我俩的手紧紧拉着，彼此都没有言语，仿佛此时此刻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这位老妈妈很坚强，眼眶里噙着的泪水始终没有掉下来，看得出她是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她一边给我们沏茶倒水，一边听我们说话，就像接待家里的亲戚一样。

我们谈到2000年从海外得到她儿子遇难的线索，谈到2002年辗转打听到她家的地址，又谈到这次找到她家时所经历的种种周折，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胜感慨：也许是一种天意的安排吧！世上总还是好人多啊！刘××的小儿子本来在一旁静静地听我们说话，此时也不禁插了一句：“怪不得今早我听房上有喜鹊叫呢！”可以看出，这次初访，在这个家庭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在以往的寻访中，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凡“六四”中受难的家庭，人们一般都是寄予同情的，但是，在涉及到具体人、具体事的时候，人们往往保持沉默。这一方面是怕一提起这事反而会触动受难亲属的伤疤；另一方面也出于一种恐惧，因为按官方的说法，“六四”是“反革命暴乱”，被打死的人也就是“暴徒”。基于同样的原因，作为受难亲属本人来说，也往往采取类似的态度——不是不想向人们诉说，而是没有人愿意或者敢于倾听这种诉说。这次见面，大概是李家这些年来第一次听别人谈起“六四”这个敏感的话题吧。这次我们没有在李家多作逗留，大过年的，本不该谈这些会勾起人家伤心的事情。于是，我们把来自海外学生学者的一笔人道捐款转交给李的母亲后，就匆匆告辞了。

我们第三次赴天津是在去年的冬天。2004的春节来得早，我和先玲决定提前去看望这家难属。这次是熟门熟道，又有一位朋友开车，不需要在途中倒车，很顺利地便到达了目的地。为了多说说话，我们便接受了主人的盛情邀请，留下一起吃了午饭，但说好只吃农家的玉米糊糊和贴饼子——那天我们一进门就注意到院子里堆放着几大垛玉米棒子，心想用这些新鲜的玉米磨的面要在城里是很难吃到的——哪知在我们只顾与李家母子仨说话的功夫，两个儿媳竟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把一张桌子摆得满满的。主人说平时很难聚在一起，这就算大家在一起过年了。此时此刻，我和先玲都有一种到了自己家里的感觉。已经十四个年头过去了，真难以想见，一位失去了自己爱子的农村老母亲，究竟是怎样一年又一年地熬过那辛酸、苦涩的年关的。

我们一边用餐，一边说话，老人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也就很自然地谈到了她的老伴，她的孩子，她的家庭的变迁。

老人是一个苦命的农家妇女。她生有三男三女，李浩成是她的第二个儿子。以前农村讲阶级斗争，她李家是上中农，虽然不是“剥削阶级”，也算是阶级成分高的农户，遇事常受歧视。因此，前面几个孩子都只上到初中或高中就回家务农了。李浩成是李家最聪明的孩子，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当时河北省的重点中学——杨村中学挑走了。但他刚上高中，父亲就突然病故，家庭经济状况急遽下降。李是一个有志向而又懂事的孩子，他不忍心再让老母亲作难。一看高中毕业在即，他对他的母亲说：“凭我的成绩，我是能够考上北大的，但家里困难，我还是由学校保送，去天津师大读师范吧。”母亲虽然为儿子抱屈，但考虑到家庭的承受能力，也就只能随了儿子的心愿。可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孩子却被无情地剥夺了生命的权利。

她母亲至今谈起这件事，心里还隐隐作痛。她说：“现在儿女都长大成家了，生活也比以前强了，但可怜的浩成当年家里实在太困难，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她谈到了浩成遇难前后的一些情况，听了真让人难以承受。她说那年“五一”前浩成曾回过家，说是回来看看，此后就去了北京。后来到了6月1日，他又要去北京，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再去了，他回答说：“你们不要把大学生看扁了！”他没有听大家的劝告，就这样一去再没有回来。

浩成遇难的消息瞒了他母亲一年多，是浩成的大哥前去北京处理的后事。6月10日左右，李的家属和天津师大校方一起去北京同仁医院认领尸体，当时看到该院还有十多具遗体没有被领走。浩成的遗体在八宝山火花后便由其大哥把骨灰带回武清县南骨灰堂保存。 浩成的母亲是个坚韧的母亲。其实，在一年多时间里，她已经意识到浩成出事了，否则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呢？但她并不把心里的疑问放在脸上，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暗暗地流泪。后来，有一次村里人不慎说走了嘴，她回家追问她的孩子才知道真相。即使是这样，她也从不在人前流泪，更不愿让孩子们看见。她的儿子告诉我们，他们的母亲因为流的泪太多，落下了严重的眼疾，看东西已很模糊。老母亲强忍着内心的痛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老伴中年去世，留下我一个人拉扯这么多孩子，什么难都熬过来了，孩子也还争气，有出息。但我家只有浩成一个孩子上了大学，我盼着老来能享他的一点福，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

我们这个受难亲属群体，每个人都有倒不完的苦水。我和先玲除了好言劝慰，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人的精神是需要有一种支撑的。我们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存在到今天，不正是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吗？我们觉得有必要让这位老母亲知道难友们为了讨回公道、为了让死去的亡灵能得到安息所进行的抗争。于是我们向她讲述了这么多年来难友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她静静地听着，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当我们谈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难友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时候，没想到这位不善言辞、朴实无华的农村老妇人竟是那样的痛快，她连着对我们说：“我也签！我也签！”并亲自找来一张纸，亲笔写下了她的名字，作为对我们的正式委托。我再一次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死难者李浩成的线索是海外朋友最早向我提供的，我一直想着要把我们寻访李家的经过和与李的母亲见面的情况告诉那位给我寄圣诞卡的朋友。今天，我终于兑现了我的诺言。“六四”十五周年快来到了，谨以此文告慰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李浩成同学以及同他一起倒下的人们。（丁子霖执笔  2004/3/10）

三赴天津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