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这个日子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渐渐远去，但它却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善良人的心中。因为就是在那一天，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成百上千无辜者的生命，并使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这一天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也唤醒了懵懵懂懂活了半辈子的我。

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3日的晚上，我最小的孩子——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喋血于南长街南口，那里离天安门近在咫尺。他是为了追寻心中的正义，也是为了见证历史的真实而走上街头的。他被戒严部队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流血过多而死亡，死亡时间是6月4日凌晨3点半。

他还刚刚开始他的青春年华，却被没有一点人性的统治者残暴地虐杀了。

那时，王楠正在月坛中学读高二。他生性活泼，热情爽朗，又热衷于公益事务，乐于助人。他遇难前不久，月坛中学的教导主任马老师亲口对我说：王楠的品德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他尊敬老师，关心同学，是个很诚实可爱的孩子。王楠从紫竹院到月坛上学骑车要半个小时，在北京闹学潮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会在路上碰到那些去天按门的大学生。他对这次学生运动非常关注，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门拍照。有一次他想让我再给他一点钱去买胶卷，他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贵的镜头。我对他说：“你不要太热心了，学生运动是会被人利用的。” 他说：“学生运动历来被人利用，但学生运动是激发民众的动力。”有一次看国际新闻时，他对我说：“您看这个镜头多么珍贵，如果没有人拍下来，事情的真相就会搞不清。”五月十七日，他和另一位同学组织了本校学生的游行，以声援绝食的大学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怀着“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顶红头盔，骑车离家直奔天安门的。他那时刚刚军训回来，这天他穿着一身旧军服，腰间扎着军训时战士送给他的一条新皮带—— 也许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别是那条真正军人用的新皮带，我们才得以认领到他的遗体。

那年的六月三日是个周末。晚饭过后，有几位朋友来我家聊天，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谈到政府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有一位朋友根据以往的经验说：“共产党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然而，那时我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尚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政府会用极端的手段来对付学生。这天王楠也在家里，他听到了我们的议论。当他洗完衣服准备回他的住处时（他住在另一栋楼），突然认真地问我：“妈，你说会开枪吗？”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帮那时‘四·五’运动都没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为防备意外，我也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对我说：“妈，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别忘了明天出太阳的话，替我把洗的衣服挂到阳台上去！”想不到这句话竟成了我们母子俩的最后诀别。可怜的孩子啊，他怎么能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了呢！

大约夜11点半的时候，我家的邻居告诉我，他看见王楠带着头盔，身穿军便服，背着书包骑车出了大门。我断定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彻夜未眠。伴随着一夜密集的枪声、隐隐约约的呐喊以及救护车凄厉的笛声，我担心孩子，担心学生，也为局势出乎意料的发展感到痛心，感到无奈，但我决没有想到杀戮竟如此的残酷，而且这杀戮竟会落到自己孩子的头上。

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间，看到他留下的纸条：“妈妈，我去找同学了。”看得出他一夜未归。我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却不见他回来。我听院里陆续回来的人述说着镇压的残酷，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心头。

我们决定出去寻找王楠的下落。当天晚上，我们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表示愿意帮着去寻找。他们从晚上到第二天，共去了24家医院，看到了许多被杀害的人，真是惨不忍睹。我的一个侄子从医院回来，见到我就放声大哭：“姑姑呀，太惨啦，我看见有具尸体露在白布外的是一双裹过的小脚，还有不足一米的孩子！”但是他们没有找到王楠。有人告诉我戒严部队还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关在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也许王楠就在其中。从4号到14号，我们没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确切消息。于是我们向学校报了案，请他们帮助寻找。在焦急地等待的10天中，我的心受着痛苦的煎熬，头发开始变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实，那时我先生王范地已经从王楠寄读过的花园村中学得到了他的死讯，只是还不知下落。他怕我受不了，一直瞒着我，一个人强忍着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直到6月14日，我终于接到了月坛中学的电话，说学校接到西城公安局的通知：护国寺中医院有一具无名尸，穿着、年纪和体貌很像是王楠，让我去辨认。那个时期，我先生正在参加国际比赛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医院。在楼下的候诊室，医生们向我述说了事情的经过：这具无名尸是6月7日西城公安分局送来的。因为当时各医院的太平间已经满员，所以送到这个小医院。送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泥土，头部包有绷带，破了的眼镜和头盔上也沾满泥土。听送来的人说：这具尸体是从天安门西侧28中学（现改为长安中学）门前草坪里挖出来的，在王楠这个坑里共有三具无名尸。因为王楠身着军服，特别是系了一根部队正规的武装带，以为他是军人，所以送到这里准备确认身份。自6月7日开始，戒严部队已来过多次，证实他不是军人，才通知学校的。还说别处还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确认为老百姓的无名尸已全都送去火化了。这个情况在我们以后寻访中得到了证实。

找到了王楠的尸体，在那个时候应该说的不幸中的万幸了，然而，在遗体火化问题上却不意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刁难：因为邓小平9日讲话诬指学生运动是反革命暴乱，火葬场接到命令，死者必须甄别才能火化。为此我们几经交涉无果，后来，因王楠的父亲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由北京市统战部通过市委与有关方面交涉才准许火化，那已经是6月22日，离王楠遇难快二十天了。那时的八宝山火化场依然有武装的戒严部队巡逻，而且运送尸体的车辆仍然挤满了院子，遇难的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班。

6月14日那一天对我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从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从此跌入了痛苦的深渊。那个时候，我不吃不睡，止不住地哭泣，身心濒临崩溃的边缘。亲人，朋友，邻居，包括素不相识的人们都来看望我，安慰我。从他们的关心和劝慰中，我逐渐冷静下来。我先生对我说：“你不能这样下去，如果你有个好歹，我们这家怎么办？王楠的事还没搞清楚呢！”我慢慢地清醒过来。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疯了。我要搞清楚儿子是怎样死的；他头上的绷带是谁包扎的；为什么埋在28中墙外。儿子为了记录下历史真实遇难了；我作为母亲，要为追查儿子遇难的真相而活下去。

这时范地告诉我，7号早6点左右花园村中学的一位老师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姓吴，外地人，是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队员。他向那位老师报告说：你校学生王楠，学号ｘｘｘｘｘ……，4日凌晨一点半在南长安街南口，头部中弹，抢救无效，三点半钟死亡。

我从我先生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想：那个能报出长长学号的人，一定是见过王楠的学生证，了解王楠遇难详情的。于是，我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那位救护队员，将我儿子遇难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

从此，我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诉说我儿子遇难的事情：在公共汽车上，在出租车上，在朋友家中，在别人来访的时候……。终于，我找到了第一个见证人，一位光大出租汽车公司（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没有了）的刘姓司机。他一听我是王楠的妈妈，神情很惊讶地脱口而出：那是您的儿子呀！而后他向我描述了当时发生事情：那时他正在南长街，当戒严部队开着枪过来时，有一个小青年冲出去照相，但接着便中弹倒下了。当时有群众冲上去抢救，但戒严部队不准群众冲出街口，不许接近受伤倒下的人。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军人，她说：“那是个孩子，求求你让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凶狠地用枪口指着她说：“他是暴徒，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毙了谁。”此时从南长街北口，先后开来两辆救护车，想到长安街上救人，来到街口被戒严部队挡住（出了南长街南口就是天安门前的长安街）。随车医生下来交涉，还是不准救护，车只好往北，原路返回。这真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啊。即使两军交战也没有不准救护伤员的，而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政府不仅动用机枪、坦克杀戮老百姓，还不准救护伤员，天理何在？人性安存？

后来我又陆续找到两位见证人，他们所说的情况与第一位所说的完全相同。可叹的是在高压之下，他们都不敢出来做证。

既然王楠遇难的事实已经证实，那么又是谁给他包扎，又怎么把他掩埋了呢？我带着这些问题继续了漫无头绪的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另外一些遇难者的信息，我的心里也就不仅仅是丧子之痛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89年的11月的一天，终于有朋友来我家里，告诉了我吴姓青年的下落。他说他有一位亲戚在北大医院工作，从这位亲戚那里听说，该医院有一位刚毕业的姓吴的医生，6月3日那天夜里曾在南长街救过一个名叫王楠的中学生。我得到这个线索很兴奋，但当时还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我无法再委托别人去找吴医生，于是我直接给他写了封信，没有想到他居然给我回了信。90年1月的一天，他和他的三位同学来到我家里，将王楠的学生证、钥匙交还给了我。同时他们告诉我，当时除了一位女同学，其余三位都参加了救治王楠的工作，并一直守护到王楠死去。

在交谈中我这才知道，他们都是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在西单目睹群众被杀的惨状，出于义愤，自愿组织起医疗队。除该医学院的学生外，当时参加救治的还有东升医疗器械门市部的职员，他们是带着医药用品参加的。一位姓张的学生说：“那时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置之度外’。当时大街上人潮如涌，人声鼎沸，民众一边高呼‘打倒法西斯！’一边组成人墙保护我们救护伤员。我亲眼看到一位人墙中的群众被击中，当场死亡。”他们对我说：他们的医疗队随在戒严部队后面向东走，到了南长街南口已是两点多钟，他们发现王楠就倒在南长街南口的路边，而在马路对面，也有两人已经倒下。当时王楠已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的体温和心跳，眼镜是完好的，至于照相机等等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空书包。看到他的学生证后，他们想将他抬离现场，以便去医院抢救。士兵们找来一位军官，年纪较大，上校军衔（据说这支部队番号是51010），看到学生证后样子很同情，可听到医生们要抬他出去的要求，马上面现难色，说：“那不可能，你们尽量抢救吧！”医生们带的医疗用品都已用完，只有医疗器械门市部的人尚有最后一点绷带，他们给王楠包扎了伤口，做人工呼吸。但毕竟血流得太多了，这样简单的治疗是无济于事的。到了凌晨3点半钟的时候，王楠的生命终止了。这时，马路对面倒下的两个人也已死亡。于是，医生们收起了王楠的证件，写好了死亡证明书，清楚地记录了王楠的身份，年龄，中弹部位及死亡时间，同时也为马路对面的遇难者写了死亡证明，每份证明书上都有三位医生的亲笔签名。然后，再一次找戒严部队，希望能允许他们将王楠遗体送到医院，以便家人寻找。这次来的军官是一位年纪较轻的少校，态度非常蛮横，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准抬出去，你们也快走，否则都抓起来。”那时天已拂晓，那位姓吴的医学院学生步行到六部口邮局，按王楠学生证上的地址给他生前借读过的学校——花园村中学打了前面提到的那个电话。

早晨五点多钟，戒严部队赶走了守护在遇难者身边的学生们，又将戒严线向里推进了20米，并击毙了一名喊口号的青年。对于埋人的事，医生们一无所知。

我仍旧不息的追寻。一天，一位姓高的朋友对我说：他认识的一位西长安街派出所警察，这位警察曾经对人说过：他们在6月4日清晨接到一个命令，让该派出所的民警除必要值班的外，都带上铁锨等工具去长安街，帮助戒严部队打扫现场。到了那里他才知道，所谓“打扫现场”就是掩埋倒在长安街上的遇难者。据说早上七点有个卫星启动，会拍下这些尸体。

原来如此！他们这样匆匆忙忙地“埋尸灭迹”，是为了让中国的官方媒体放心地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

关于这件“埋尸灭迹”罪恶行经，我们还从原28中的看门人那里得到了证，他说4日拂晓有戒严部队敲门来向他借铁锨。

6月4日以后接连下了几天雨，本来埋得不深的尸体，浮土冲刷以后衣服都露了出来，再加上腐烂的气味，使得12号要开学的28中领导很为难。他们把情况报到上级，紧接着西城公安局和卫生局就组织人力把埋在此地的尸体挖走了。象前面所说的，除了王楠被怀疑是军人送到医院之外，其余的尸体都由公安局送去火化了。在我们以后的寻访中，就找到十几户人家的亲人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他们很可能就属于被火化的无名尸。

在半年多的寻找过程中，我上百次的叙述着王楠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流干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难不仅仅是我个人、我一家的，那是整个民族的苦难。我的儿子遇难后不久，我认识了丁子霖，从此我们一起开始了“六四”受难者的寻访活动。我渐渐从个人的悲痛中走出来，把这种悲痛转化为寻求真实、寻求正义的勇气，它支持我走过了十几年艰难的路程。丧子之痛不会淡忘，但“分担别人的痛苦，也会减轻自己的痛苦。”难属们的友谊、朋友们的支持是治愈伤痛的良药。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愿望，但集中起来，就是这十六个字：“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共识，我想这也是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王楠的妈妈——张先玲执笔  2004/3)

 

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