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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81岁的老母亲，在她儿子遇难十五周年前夕，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罗维下班后帮我做了晚饭，吃完饭，他还洗了碗，就坐下来看北京电视台的新闻。……大约7点钟的时候，他准备骑车去天安门。当时，他的小侄女抱住他的大腿，说：‘叔叔不要走，陪我玩！’罗维回答她：‘叔叔9点就回来，再跟你玩。’那时罗维的父亲也对罗维说：‘你去干吗！那里人很多，恐怕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但罗维已同一位姓陈的好友约好在教子胡同口集合一同去天安门，也就没有听他父亲的劝阻，骑车径自走了。 “……那个晚上我总是放心不下，从9点钟起，每隔个把钟头我就起床去他的房间看一遍，但他的被子一直没动过；第二天早晨约5点，我又去看时，被褥依然未动。我忐忑不安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罗维的父亲。他当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他一听就猛地坐起对我说：‘糟了！恐怕象“四五”那样被关进去了（指1976年清明节由悼念周恩来引起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当时军警抓了很多人——引者）！’我随即下楼去马路口探望，却一眼见到附近电线杆上贴着的一张小字报，走前一看，见上面写着：‘惨！惨！惨！’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上面还写着昨晚宣武医院死了多少人，别的医院又死了多少人，等等。我没有停留，急忙跑到报国寺路口，但见大街上一片狼藉，满地都是石块，卖菜的铁皮货摊横在马路中间。当时我想，要是被这些石块打着不死也是伤啊！ 后来，罗维的妻弟从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找到了罗维；而在这同时，罗维所在的工厂也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厂里一位姓王的厂长带着两位同事陪我和罗维的父亲到了医院。我们赶到医院见到罗维时，他还活着。罗维脸上无伤痕，却不知道他的伤在肚子里，我们还觉得可以放心，谁知晚间来了病危通知。当天晚上（6月4日）他妻子在医院值班看护，第二天6月5日我又安排罗维的姐姐值班，但罗维终因抢救无效，于6月6日早上8时死亡。” 罗维的母亲在回忆中说，罗维肚子上被射中的是颗炸子。她说她见到罗维的时候是在第一次手术之后，她至今都不知道罗维的肚皮处究竟有几处伤，但当时的伤口是用很宽的纱布捆上的。罗维就躺在病床的褥单上，褥单上都是血、水和尿。她请求护士换过一次褥单，但一会儿又都是血水了。她说，两年以后，罗家的一位以前的邻居告诉她，说两年前他就听广安门医院的一位大夫说过：罗维碰到的是一颗炸子，把肾、脾、十二指肠都炸坏了……她说她相信这个说法，因为她一直保留着当年医院开出的“死亡证明”，上面写得很清楚，是枪伤，伤及肾、脾、肠，等等。 她还说，罗维不仅被一颗炸子击中，而且在左胸部的皮下，还留下了一颗没有炸开的子弹。在第二次手术时，一位外科主任把这颗子弹取了出来，还放在一个盘子里拿到手术室外让亲属看过。罗维胸前还有被利器刮伤的血痕，像是他中弹倒下时被自行车把刮伤的。 罗维的老母忘不了儿子临终时那个生离死别的凄惨场景。前不久我和张先玲女士去看望她时，她对我们说：“当时我在医院见到躺在病床上的儿子时，我并没有想到他会死。罗维当时还有意识。我问他：“你怎么样？”他没有说什么，只流下了一滴绿豆般大小的眼泪。过了一会，他很勉强地问了我一句：“薇薇（罗维妻子）怎么没有来？”于是我派人把他妻子找来，守护在他的身旁。当时广安门中医院设备极差，连氧气都没有，罗维只有熬着，一直熬到停止呼吸。 据事后了解，6月3日那天晚上，罗维与一位姓陈的好友一起骑车至复外大街的木樨地，罗是在附近的工会大厦前中弹的。开始由民众送往复兴医院抢救，因该院伤员太多，又把他用平板车送往广安门医院。至于罗维的那位好友，自罗遇难后就再没有与罗的父母联系过，因此罗维遇难的详情，也就不得而知了。 罗维出生于1958年3月，毕业于北京66中学。在文革后期，罗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插队。77年恢复高考，他从该县考入北京钢校中专电力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半导体材料厂工作，在厂期间又考上北京电大电子专业。罗维在厂里工作积极认真，为人处事诚恳，遇难前已晋升为助理工程师。罗维的老母亲对我们说，罗维遇难后厂里曾给他作了一个“鉴定”，对罗维的评价比她现在记忆中的还要优秀。可惜，这个“鉴定”经几次搬家已想不起来交给谁或放在什么地方了。老母亲说起罗维，带着一种特有的爱怜。她说罗是她的小儿子，老三。平时很爱读书，电大毕业后很想考研究生，因此，即令是周日也不肯放松。像他这一批孩子在“文革”中，在应该好好学习的时候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耽误了学业，因而在文革结束后总想抢时间多学点东西。罗维在这段时间里对英语极感兴趣，曾参加过“托福”考试，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家里，罗维也是两位老人的好帮手，平时买菜、做饭、修理家用电器等等琐碎的家务事他总是主动地承担起来。他哥嫂公派出国了，留下了一个仅仅5岁的小侄女，他也总是悉心地爱护和照料。 罗维的老母亲说起这些，无法遏止内心的痛楚。她对我们说：“自从罗维遇难后，我作为一个母亲，常常都梦见他，和他说话。在我的心里，罗维也应该有他自己的成家了，因此我这样问他：‘罗维，你搬的家房子怎么样？’他回答说：‘房子太小，我还是要回来的。’我猛一惊醒，原来竟是南柯一梦！我痛哭不止，眼泪湿透了枕巾。十五年前罗维遇难的时候刚过3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想不到就这样走了。”说起这些，老人言语哽咽，不胜伤感。 我同这位老母亲相识，已快十个年头了。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这位老母的一个旅居美国的女儿乘回国探亲之机找到了我。她说她在海外见到一份“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但名单中没有她弟弟罗维的名字。她特地来找我，就是想向我提供她弟弟遇难的详情以及她父母的景况。这在当时，她是作为死难者亲属最早向我们提供寻访线索的。我们得到这个线索后，很快就与罗维的父母取得了联系。但是，由于两位老人都是知识分子，长期处于受压抑的境地，更由于那些年管区的警察常常去找他们问话，因而在开始同我们接触的时候免不了有所顾忌，他们既不敢从我们手里接受来自海外的人道捐助，更不敢参加难属群体的联署活动。但这位老母亲对人对事极有见地，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她终于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有一次，她对我和张先玲女士说：“自从认识了你们，我这才知道受难的不仅是我一家，有那么多受难的母亲在一起抗争，对我是一个宽慰；我也明白了当年死那么多人，这是政府的责任。”打这个时候起，她勇敢地在群体的公开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自然又招来了警察的问话，但她已不再惧怕。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她作为年逾8旬的耄耋之年，为了给历史留下一份见证，还强忍着痛苦亲笔写下了当年她儿子遇难的经过。在这篇文字的结尾处，她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但愿能看到‘六四’真相公布于世人的一天，以此来抚慰众多无辜者的亡灵。” 现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母亲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要算是罗维遗骨的安置了。为此，她给难友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难友们： 我已是一个年迈的母亲（81岁），不知是否能看到“六四”问题的解决。我诚恳地拜托你们，将来把罗维的墓穴移至与你们的孩子葬在一起吧！深深地向你们一鞠躬，感谢了！ 罗维的遗骨原由其妻安葬在八达岭人民公墓，现在其妻已经改嫁且在外地工作，作为生他养他且深深地爱着他的老母亲，怎能不考虑让她的儿子有一个最终的归宿呢！ （丁子霖根据罗维母亲提供的书面证词撰写 2004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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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天下慈母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