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遇难者之中，有一位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他的名字叫段昌隆，时年24岁。

段昌隆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被害于西长安街西单路口民族宫附近。

下面是他母亲周淑庄女士所作的陈述：

“1989年6月3日中午，昌隆从国家核技术局参加面试后回家，准备午饭后返校。我见他这段时间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说不行。他说学校实验室的机器还开着，正委托同学看着呢！还要准备毕业考试、写毕业论文。他还对我说，他还准备去参加天安门学生运动。正在这时，一位昌隆的女友从清华来找他说：上午学校广播站动员学生去天安门声援，同学们都上街了。昌隆一听很着急。这时在市急救中心工作的大女儿也打来电话说，她们正忙于抢救在六部口被防暴警察打伤的群众，回家要晚一点。昌隆听后就给他大姐送饭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后也投入了救助工作。这天姐弟俩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在这之前我小女儿和昌隆的女友也骑车出去了，说到外面去看看。昌隆回来见他妹妹和女友没有耽在家里，又推车出去找她们，临走前把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掏出放在家里，身上只带了一把自行车钥匙和学生证。

“当时我家在西城区北端鼓楼附近的北官房，6月4日凌晨1至3点左右，不断听到外面密集的枪声，由西南方向逐渐向我们地区接近。这时，附近上街声援学生的居民都陆续回来了，哭诉着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个孩子都未归家，急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儿蹬车一趟趟去寻找她的弟弟、妹妹，均未找到。她说西单、南池子一带军警林立、枪声密集，根本无法接近去找人。这时我预感到情况不好，已经支撑不住了，由胡同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外面传来的枪声好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紧缩成一团，两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心颤动得历害，气喘不过来，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压抑着我。我像疯子一样跑出了家门，逢人便说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回来！

“4日上午9点多，我小女儿和昌隆的女友从天安门广场辗转回到家里。她们说昌隆并没有和她们在一起，她们就在天安门东南侧清华大学校旗下，昌隆若去天安门肯定会见到她们的。她们估计昌隆由家骑车直奔西长安街去了。下午，我们焦急地往清华大学打电话询问昌隆的下落。天啊！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昌隆是6月4日凌晨遇难的。他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据事后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门去寻找他的妹妹和女友，当他推车至民族宫附近时，正遇上东进的戒严部队与民众形成对峙局面，群情激愤，情势紧张，一场杀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昌隆目睹这种局面，随即跑步前去劝解。他当时也许想，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向双方说明道理可能会避免悲剧的发生。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跑向戒严部队前排一位看来是指挥员的军官跟前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彻底粉碎了他的善良愿望。而这颗罪恶的子弹，就是从那个军官的手枪枪口射出的。

昌隆不是被乱枪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称的“误伤”，而是被戒严部队故意杀害的。他就倒在开枪者的跟前。不知道那个开枪的人十五年来是否受到过良心上的谴责，他是否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罪孽。他如果还有一点点人性，就应该把全部真相说出。

昌隆倒下后，当时由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那时该医院正好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从昌隆的学生证中把姓名、班级抄在自己的裤腿上，拂晓跑回清华报告给校方，昌隆的死讯顿时传遍清华园。清华曾派人去邮电医院，打算把段昌隆的尸体运回来，但医院说上级有指示，尸体5日8点由政府统一处理，不让其它人插手办理！

当时的情景，昌隆的母亲作了这样的陈述，她说：

“那天她从电话中得知儿子遇难的消息后，先由亲友于5日早晨赶往邮电医院，给昌隆做了防腐处理，并剪下他的一缕头发留作纪念。亲友们看着形势已没有先前那么紧张，才把我们接到邮电医院的太平间。他们怕我们过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脱下藏了起来，换上新衣服后才让我们进去与儿子告别。我进到太平间，那里还有26具尸体躺在那里。我见昌隆静静地躺在一张木板上，象是往常熟睡一样，只是脸色苍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气没吐出来，双眼半睁着好象要向亲人诉说些什么。我轻轻将隆儿的眼皮抹下，说：‘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妈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觉得隆儿又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我亲吻着隆儿冰凉冰凉的脸，冰凉冰凉的手，冰凉冰凉的脚，这一切都冰透了妈妈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浑身上下也都麻木了。当我被人搀扶起来时，才意识到我要和孩子永别了！心头的悲愤一下摒发出来，全家嚎淘恸哭，在埸的、路过的不相识的人群都陪我们痛哭不已。有些在埸的青年攥紧拳头对我说‘这笔血债早晚要尝还！’”

昌隆之死，清华全校师生为之哀恸。在为昌隆和清华其他遇难者举行的隆重、悲壮的葬礼仪式上，师生们为昌隆的遗体覆盖上了印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红旗，以此来表达对死者的敬仰与哀思。

昌隆的母亲保留了这次葬礼仪式的全部照片。我是1993年认识昌隆母亲的。我了解昌隆、了解他母亲，就从这些照片开始的。昌隆的母亲告诉我，昌隆是段家的独子，他父亲44岁上才得此一子。昌隆来到这个世界才一年多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段家被抄过家、挨过斗。昌隆和他的姐妹是在劫后一贫如洗的境遇中长大的。后来昌隆考上清华大学，成为人人称道的优等生。作为妈妈，她为段家出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而感到骄傲。她说：“我含辛茹苦20多年，好不容易盼得他大学毕业，好回家顶门立户，报效国家；没想到就这样被打死了。”按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段家的香火要靠她唯一的儿子来延续，可现在一切都落空了。提起这件事，她难以遏制内心的痛苦：“当我听到别人谈及各人的子女儿孙时，就象是触及了我的伤疤，疼彻心肺；尤其在夜雨孤灯之际，面对儿子的遗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但是，政府当局对两位不仅失去了爱子而且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也都不肯放过。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昌隆的父亲去单位“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家门口监视他们，连他们去墓地扫墓也都警备森严。这使两位老人的心灵承受着极度哀伤又极度愤懑的双重压力。头几年，他们的精神几近于崩溃，后来才慢慢挺过来。

我想，人们不仅应记住段昌隆这个名字，而且也应记住一位勇敢母亲的名字。她就叫周淑庄。她在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中，是最早站出来的一个，也是最早走上媒体的难友之一。早在1993年夏天，她就同我一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披露了儿子段昌隆的被害经过，谴责了89年的那场大屠杀。自此以后，她为那些含冤的死难者、为我们这个受难的群体不倦地奔走呼号，从不在强权的淫威下退缩。

1995年8月，我和我先生在江苏无锡遭到非法的拘禁和关押，是她挺身而出，通过海外媒体愤怒谴责了政府当局对我们的无端诽谤和迫害，用铁的事实为我们作了名誉辩护。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下文通知无锡中国银行冻结了以“丁子霖“名义存在该行的一笔“六四”人道救助捐款，又是她和难友们向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并和张先玲等10多位难友前往国安部向有关官员进行交涉。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对于“六四”受难者来说，这是最难度过却又必须度过的一个年头。这一年的5月17日，我们108位“六四“受难者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刽子手李鹏的起诉状，为此，周淑庄女士不顾体弱多病，又无数次地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大义凛然地控诉了杀戮者的反人类罪行，终于因不堪重负而突发脑血栓，从此落下了半身不遂的毛病。现在，她已无法象过去那样为大家的事情奔忙了，我们在媒体里也再听不到她的声音了。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歉疚。如果我和难友们能多关心她一些，她还不至于这样突然病倒。我们惟有常常去看望她——作为一种弥补；而她也总是盼着我们去她家里——以此来获得战胜病魔的力量。她

 多次向我们表示，她要坚持活下去，看到讨回公道的那一天。（2003/12/14）

调停者段昌隆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