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面前放着一位“六四”死难青年的“遗书”和他的父亲写的一份《往事追忆》。遇难的青年叫吴向东，他的父亲叫吴学汉。儿子遇难6年后，父亲也随着去世了。我常常想起这父子俩，觉得这世界太不公平，好人都一个一个走了，几乎留不下一点痕迹。但是，我总觉得不能就这样让尘世的喧嚣把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冤死者湮没了；因为我从这父子俩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尊严与高贵。

儿子吴向东在遇难前曾留下一份遗书。这封遗书是在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写下的，时间是1989年5月21日晚6点30分。全文如下：

父母亲、WD、小QI：

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可能都不了解。父母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要镇压，我作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这是为了民主和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做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子孙，这是我的责任。

以前，我常常不听话，顶撞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我是爱你们的，永远爱你们。WD，以后多听爸妈的话，代我尽孝吧。小QI，我知道你关心我，爱我，我对你的感情也不会变。

我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们。你们多保重。

小QI，我给你的戒指希望你永远留着。请代我向其他朋友们问好。我相信你们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向东  89.5.21晚6.30分

 

这封遗书是向东的父母在儿子遇难后清理遗物时发现的，写在一张传单的背面，发黄的小纸片有几处破损，显然是在广场上匆忙写成的。遗书中的WD，是死者的弟弟，小QI是他的女友。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于亲情和爱情的眷恋，但为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他把这一切都舍弃了。

如今，曾经笼罩在天安门上空的那个神圣的光环早已褪去，那些曾激荡在人们心头的口号与誓词也早已被铺天盖地的广告词语所代替。偶尔提起那场运动，也很少有人再理会了。在一些网页和媒体上，我还常常看到、听到一些人对当年那场运动的责难和非议，什么激进呀、狂热呀、非理性呀，等等。我不否认有一些责难和非议并非毫无道理，尤其是对于当时领导运动的一些学生领袖来说。但是，我想有一点是再怎么主张”温和”、”冷静”、”理性”的人都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当年那些走出校门或家门聚集到广场的学生和青年朋友们，他们确实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投入到运动中去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天真，说他们幼稚，甚至说他们无知，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但无权去嘲讽和责备他们，就象一个成年人不应该去嘲讽和责备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那样。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这位青年的遗书吧！他纵然天真、幼稚，但他写下这封遗书，并没有想到要藏之名山，或传之后世；他只是想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和所爱的人：当他听到政府要镇压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在写下这封遗书两周后就遇难了。在茫茫人海中，也许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也许，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位青年。但我要告诉大家，他确确实实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而且存在了21年。他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过别的，却留下了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这封遗书。这就够了，不能再要求他什么了！这封遗书原来是由他父亲保存的，父亲死后，由他母亲继续保存着。

当年他父亲把这封遗书的复印件交给我的时候，同时还给我留下了一篇他写的《往事追忆》。下面，就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位父亲对儿子的“追忆”吧：

 

“我们的儿子向东去世快五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他，好象他到外地出差去了，马上就会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等呀盼呀，却总是不见他回来。……近五年的日子，我们象是活在黑暗中，又似乎能依稀见到一丝光明。希望这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长久的……。

“我们的儿子生于1968年8月13日。由于我们夫妻都从事地质工作，经常外出，对孩子很少照顾，因此向东从小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遇事能独立思考。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爱好集邮、围棋、游泳、音乐、国画、书法和篆刻。他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因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

“由于业余爱好分散了他的精力，中学六年成绩处于中等水平。为此引起我们对他的不满，我曾一气之下，把他的集邮册付之一炬。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对不起他，但已无法挽回了。85年9月，他刚满17岁，我担心他考不上大学，就让他当了一名工人。进厂后，他后悔上学时没有好好努力，于是报考了业余大学，成为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他学习很刻苦，成绩也很好。”

 

《往事追忆》还写到了向东在89学运期间的活动：

 

“89年5月至6月，是向东短短不足21年生命旅程中最闪光的一瞬。5月初，我从外地一回到北京，正好碰上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与政府对话。向东兴奋地告诉我，‘现在官倒、贪污、腐败象过街老鼠，不敢再猖獗了，人民觉醒起来，什么力量也挡不住。’我开始将信将疑，后来到天安门广场一看，我相信了。那个时候，全北京的市民都上街了，站到了学生的一边。他在厂里贴出大字报，号召工人兄弟行动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有一天下班后，他和厂里的青年工人约数百人，举着厂旗，敲着大鼓，头裹红布条，列队向天安门进发，去声援和慰问学生，很晚才回家。

“在政府发布戒严令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心扑在天安门广场上，每天下班后就去帮助维持秩序。他的行动感动了不少大学生，纷纷在他的衣服上、帽子上、旅游鞋上签名留念。可惜，他遇难后，我们不敢把这些遗物留下来，都焚毁了，现在我们很后悔；这是他生前最心爱的东西，应该留下来的。

“6月3日晚饭时，恰好向东的女友也在我们家。我们对向东说：‘今晚可能会出事，你就不要出去了。’他笑着答应了我们，说送他女友回家后就返回。可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据当时的目击者说，那天夜里在木樨地桥头，民众以肉体阻挡戒严部队的军车和坦克，向东赤手空拳站在民众队伍的前面，军队开枪威胁，他也毫不惧怕，直到中弹倒地……。

“向东是4日凌晨死去的。我们见到遗体时，他面容安祥，只是眼睛还半睁着。他穿的浅兰色衬衫被血浆凝结在后背上，脚上的皮鞋只剩了一只……。”

 

从这些文字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有别于母爱的爱。这是作为一位父亲的爱。这里有自责，有追悔，有痛惜，也有父子间的理解和沟通，当然也不乏作为父亲的骄傲。

是啊！一位向往光明、向往自由、憧憬着爱情与幸福的青年人，就这样被杀戮者残忍地扼杀了。他把这光明、自由和爱情留给了他的同代人。失去这样一个儿子，作为父亲，怎么能忘得了呢！

如今，人们对于这样一位献身的青年，对于这样一位青年的父亲，也许会有另外的看法，有人会觉得这位青年太傻了，当年他是白白去送死；而他的那位父亲，也太愚蠢了，居然把儿子的白白送死当一回事！是啊！十五年过去了，事过境迁，现在人们无论对人对事都“现实”多了，已很少有傻瓜为了虚无缥缈的所谓”理想”去白白送死了。从眼下一些人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从一些学界“名流”的纷纷“告别革命”（在他们看来，89天安门运动也在应该告别的“革命行动”之列），再加上一些人的“悔过自新”和卖身投靠，确实让人不得不怀疑当年死去的那些人死得是否值得？

但是，我要坦然地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无法忘怀这父子俩。虽然，他们中的一位已死去15年，另一位也已死去8个年头了。

我是93年夏天认识向东的父母的，当时向东的母亲还在上班，父亲好象已不上斑了。他就常来我家。他说话不多，但做事很认真。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他那儒雅、憨厚的举止后面，蕴涵着一种倔强、刚毅和执着，让你觉得他是一位很值得信赖的朋友。

后来，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他的话也多些了。他告诉我，他儿子遇难后，常常想到儿子死得太冤。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生前很少得到他的照顾；现在儿子死了，他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为儿子讨回一个公道。他谈到，“六四”过后不久，有一回他上街时正遇上律师们设摊搞法律咨询。他找到一位律师，对他说，他要为儿子的无辜被杀害去告状，询问应该到哪里告去？未料，那位律师顿时惊恐、紧张起来，悄悄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快回去吧！这是不可能的，再别提这事了。

从此，他不再对中国政府、对中国的法律抱任何幻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我们群体中。

在那几年里，国内环境险恶，当局对”六四”难属处处戒备，国安部的便衣警察时时狞视着我们，我们很难出门。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于是，他义不容辞地分担起了我的许多事情。他不分阴晴寒暑，骑车往返于各家难友之间。而每当我被软禁在家里，或遇到危难时，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也总是他。我只要听到习惯性的轻轻叩门声，就知道是“老吴”来了，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笑容。

后来，在他住所的周围，也发现了便衣警察的身影。我意识到他们夫妇俩也已成了当局的监控对象。我为他担心，但”老吴”却并不在意，照常为难属群体的事情整日奔忙着。

1995年8月，我和我先生突然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在老家无锡的一个地方，北京的难友们心急如焚。为了营救我们，他和他妻子徐珏不顾自身安危，顶着酷日骑车穿行于京城的大街小巷，在难友中奔走呼号，终于发出了16位难属给当局的联名抗议信。

从这件事，我看到了另一个“老吴”，一个兼具燕赵豪侠之气的“老吴”。

可是，又有谁能想到，当我们43天后重获自由回到北京时，我们得到的竟是“老吴”的一纸“病危通知”。没有想到啊，这从天而降的厄运！

我责备自己太粗心了。实际上，他早已罹病在身，只是他从不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上罢了。多年来，我能感觉到他那强压在心底的哀伤和悲愤，也能感觉到他那一心要为儿子讨回公道而又不能遂愿的无奈，这都时时折磨着他。但是，我忽略了他是一个极其内向的人，心里有事不轻易向别人袒露，包括自己的亲人。我们没有尽到一个朋友应尽的责任，帮助他把内心的郁积及时排解出来。

有很多事是在他去世后我从他妻子那里知道的。就在他重病期间，他还挣扎着要到大街上去贴小字报。他要把他儿子的死，把难友们的不幸和痛苦，把郁积在心底的一切统统说出来告诉所有的人。他咽不下这口气。

1995年11月，我不得不再次离开北京。我在医院的病榻前与他话别。那时，他已被持续不退的高烧折磨得无法进食了，原来那方正的脸庞已消瘦得变了形，那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须，看着真让人心酸。但他还是颤悠悠地伸出手来与我握别，还是那温和的笑容。他宽慰我：“放心走吧！我是学地质的，体质好，能挺过这一关。我们年底见！”

命运对这样一个人也实在太残酷了！残酷得让人难以接受。

我去南方后未及一月，便从北京传来了噩耗。1995年11月29日，他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对生的眷恋和无尽的遗憾。临终前，他嘱咐他的妻子：你要和他（她）们一起，讨回公道啊……。

 

 

 “老吴”倒下了，他倒在了为死者也为生者的尊严而坚韧地抗争的路途上。这使得在京的难友们悲愤难平，他们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向他献上了一首小诗：

这是最后的告别

但祗是单方面的话诀

我们凝视着您

您已双目紧闭

让我们

献上一束鲜花

八枝马蹄莲

九朵黄菊花

六枝白郁金香

四朵红玫瑰

挽联上写着

学汉老弟含冤早逝

诸难友吞泪默哀

问苍天苍生何辜

骤降劫难于父子

绵绵此恨何时了

愿九泉与儿共安息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

难友们用这首小诗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也以这首诗来呼唤生者的良知。诗中有四句暗含“八九·六四”，以此昭示世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位青年和一位父亲，他们都已经死了，是为了什么死的！

一年后，他的妻子冲破重重阻力把这首悼诗刻在了丈夫的墓碑上，成为历史的一个永恒纪念。

历史忘不了这父子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