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1995年初冬的一天，我从门外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写给我的小纸条，上面留有呼机号码，说希望能来家看望我。几天后，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来到我家里，说她叫胡 ×，是本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进修生。她说她两年来从外电中常常听到我的声音，也听到很多有关的报道，知道我们一直在寻访“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和伤残者。她想见到我，是要向我提供一位死难者的线索。她说在她父母居住的一个军队大院里，有一位退伍的女军人在“六四”时被打死了。她认识死者的丈夫，也是一位退休的老军人，只是年龄比他妻子大一些。她说，这位老军人自妻子遇难后，精神很痛苦，生活很孤单，朋友们出于好意，为他介绍了一位丧偶的退休小学教师，作为晚年的伴侣，现在两人相依为命。

这位女学生举止文雅、大方，说话慢悠悠的。谈话间，有一种很容易沟通的亲切感。那时，“六四”大屠杀所造成的恐怖氛围尚未消退，我正受到安全部门“便衣警察”的严密监控，象她这样敢于迈进我家门的青年学生并不多。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珍视这份纯洁的友谊，这份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

同那位老军人接触，我有很多顾虑。因为毕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六四”后各个单位都搞清查，要求在“六四”问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不知道这位军人对那场大屠杀、对他妻子的死持何种态度。为此，我请那位女学生事先作了探询。结果证明我多虑了。

我记得第一次与这位老军人见面是在我家里，是由他后来的老伴陪同一起来的。初次见面，老军人就坦然地陈述了他前妻的身世及遇难的经过。

他前妻叫马承芬，1934年出生于河北省，1949年参军，1951年入朝参战，在朝鲜战场上历经三载幸免于难。归国后于1958年复员，做了随军家属。“六四”时，他俩都已退休，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了，却没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

他告诉我，当时，他们所住的干休所就在复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距大街只有200米左右。这个地段是民众和戒严部队之间对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员死伤很多。惨案发生后，在他们居住的干休所楼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的军队老干部，他们都对军队开枪屠杀民众的行为忿忿不平。夜间约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竟毫无人性地朝胡同里的居民开枪扫射。当时他的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而他就站在离妻子2米远的地方。突然间，一阵乱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妻子的右下腹部，顿时栽倒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众人见她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忙着送附近的医院抡救，可他们部队单位有命令，所有汽车都不准出动，于是只好借了一辆三轮车，于11点多把他受伤的妻子送到了304医院。但是，当时医院的伤员太多了，直到4日凌晨3点多，他妻子才被推进手术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给输氧。当时都以为她的伤势并不严重，她躲过了这埸劫难，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

妻子的突然死亡，他痛苦万分，致使心脏病发作，医生又把他送进了抡救室，经两个多小时才缓过来。

老军人无法遏制他对这场杀戮的愤慨。他说，89那场运动，广大学生和民众从国家前途着想，起来反对贪污、反对腐败，要求实行民主。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还有身为一国总理的李鹏，本来应该听取广大民众的呼声，但他们不仅不听，反而丧尽天良地发布戒严令，调动军车、坦克进城，把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他说，他妻子在学运期间，没有上过街，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当年她没有死在朝鲜战场上，到了晚年却无缘无故死在了“人民军队”的枪弹下。这个政府怎么了！还是人民政府吗？

他说，他也是一个军人，军人怎么能向老百姓开枪呢？为了给死去的妻子讨个公道，他曾在“六四”后多次向军队的总政治部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一个说法，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从此，这位在共产党军队里服役了大半辈子的老军人，不再对这个党、这个军队抱什么希望了。他说当局一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想以此来掩盖他们屠杀的罪行，“我要问问他们，我妻子是不是你们打死的？她究竟犯了什么死罪！”他说他是尊重事实的人，他在妻子遇难的那天早晨他从医院的急救室出来时，亲耳听到医院的护士边走边议论：“可把我吓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辆坦克把一个人碾成了肉泥！”他说这难道也是老百姓造的谣！

这是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老军人。他胸怀开阔，深明大义；他同情弱者，心地善良。在我同他的接触中，丝毫感觉不到军、地之间的隔阂。他现在的那位老伴，也是一位明白事理的善良女性，为了抚平丈夫心灵的创伤，不仅在生活上精心照顾他，而且同他一起参加我们难属群体的活动。我想，正是她的这种关心和支持，才使得这位晚年丧偶的老军人能从痛苦的煎熬中挺过来，而且顶住了来自所在部队的给他施加的种种压力。

他曾对我说，自从他参加我们的签名活动后，他所属部队的领导曾多次对别人说：“×××本来是很老实的，现在却不老实了。”部队领导还常常找他“谈话”。说什么：“你是军人，原来还是我们的领导，道理你比我们懂。‘六四’的事不要再提了，要服从国家的大局，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要再去掺和地方上的事了。”但这位老军人断然地回答：“不是说军民一家、军民鱼水情吗？为什么不参加！‘六四’是对人民犯罪，必须平反。难属群体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为什么不支持！”以后他每次签名，领导都要找他谈话，他也都是那几句话，而且反过来要他们回答：政府为什么把他的妻子打死？打死了为什么不给个说法！后来，单位领导一看压不服他，就改变了方式，一到敏感时期，就“请”他们去外地“旅游”，省得耽在北京又去参加签名什么的，给单位的领导添麻烦。

但是，他和他的老伴还是照常参加难属群体的活动。在这个到处是强权和金钱主宰着的世界上，两位老人从这个群体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因此总想着要为大家做一些事。当他们得知还有很多同命运的人生活在无人过问、无人帮助的境地时，遂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他们常常去附近地区访问受难的家庭，给予难友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外出旅游，也不忘外地的受难亲属。有一次他俩去我们苏南的居所小住，回京时还特地绕道苏北，去看望了一家难友。

在几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被国安部的警察监控在家里，不能出门。一天，他俩来看我。说话间，我提到有人提供了一位死难者的线索，可是姓名、地址都并不确切。两位老人当即答应由他们试着去寻找。事后，他俩向我描述了寻找这家难属的艰难经历：

那天他们顶着烈日，乘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走了很长一段泥泞小路，又在居民区的楼群里转了好半天，终于找到了所要寻找的一个住宅楼，但一问却并没有要找的那个家庭。他们又询问了好多人，仍无下落。就在两位老人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发现路边有几位老妇人在聊天，便上前打听，问他们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家，前些年孩子出了意外？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只说是从外地老家来找人的。也许是他们的诚意打动了那些老妇人吧，其中一位指着另一位说：“她就是，她家儿子没有了；她自己也刚出院。”原来所指的那位老妇人正是他们要找的人。那位老人的儿子打“六四”失踪后，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父亲因失去儿子抑郁过度已于94年病逝，老母亲接着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也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一位是退休的老军人，一位是退休的老工人，他（她）们经历不同，职业不同，甚至地位不同，但相同的命运把他（她）们连在了一起。从此，他们与这家难属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现在，这位老军人已70多岁了，他的老伴也快70了。但他俩不想象别的退休老人那样，无所事事的过完一辈子。他们除了有一个小家，还有一个大家，一个由100多位难友凝聚起来的大家。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他们义不容辞地为群体做了很多事情，相信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还会继续下去，这正是我最为感动的。（2003/12/13）

 

 

 

 

从生还到死别—— 一位退伍女军人的人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