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中，有一位死难者是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学生。他的名字孙辉。他是在6月4日那一天遇难的，时年19岁。原藉宁夏石嘴山市。

1989年6月4日8时左右，孙辉骑车出了北大校门，匆匆赶赴天安门方向。他是主动接受同学们的委托，去寻找4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见归来的班长和几位同学的。当时，自3日晚开始的那场杀戮尚未停止，当他行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的时候，正遇上杀红了眼的戒严部队士兵疯狂地朝人群开枪，他没有躲得了这一劫。罪恶的子弹从他左腋窝穿过心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他那件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汗背心，随即倒在了大街上。事后人们议论，也许正是他那件醒目的汗背心，成了戒严部队射击的目标。因为开进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士兵被告知，他们要平息的那场“暴乱”是北京的大学生发动的。

我知道孙辉的名字是在惨案发生的4年以后。在北大化学系，有一位叫肖波的青年教师也是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我在寻访其亲属的过程中，从北大的一位人事干部那里知道了该系的另一位死难者，他的名字叫孙辉。当时她悄悄地向我提供了孙辉亲属的地址。记得那是在1993年7月。之后，我给孙辉在宁夏石嘴山市的亲属写了一封信，很快得到了回音。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与孙家一直保持着联系。1997年1月，我接到了由孙辉的姐姐写给我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尽情地倾诉了她对亡弟的深深思念以及她全家在孙辉遇难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不公，这使我对这个不幸的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在信中说：

丁姨，您好！非常感谢几年来您所给予我们家的帮助，特别是精神上的这份安慰。不知您是否想得到，在这七年里，（从您那里得到的）每个消息对我们这个陷入绝望中的家意味着什么，那是我父母活下去的希望。您来第一封信时，我奶奶还健在，当时的情景我一直都不愿想起。这封信我写了两天，每次拿起笔来，眼泪就忍不住，心里总是平静不下来。

“六四”给我们这个家庭的打击是沉重的。我做为姐姐已经感觉到终生都会有一种痛楚伴随着对他（弟弟）的思念，那么失去儿子的父母又将会怎样呢。您，还有我的母亲，心里是最清楚的。我总是希望自己能给老人以最大的安慰，但我知道他们内心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他们渴望了解事实的真相，渴望得到一种支撑，钱物对他们已无所谓，他们想的是我的儿子不能就这样走，否则死都不能瞑目。我想许多死难者的亲属都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对家里人讲当年我在北京的感受。出事的前一个星期，我弟弟到过我们学校，当时我在沈阳上学。那时他刚刚（在北京）参加完绝食，精神很好，但显得疲惫，在我那里睡了一个下午。傍晚时我陪他出去玩，在路上他拣了一个玩具环，在手里摇来摇去。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姐弟从春节分手后已经快半年没有见面了。他比在家时长高了，象个男子汉，相比之下，我倒象个妹妹。他在我学校里住了三天，没想到这短短三天相聚，竟是我们姐弟俩最后一次。

5月30日，电视、电台（广播）让各院校学生回去上课，绝食的学生回去检查身体。当时他不想马上回去，准备去大连去看他的同学，我怕绝食影响他的身体，觉得学校还是最安全的，没有同意他去（大连）。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原谅我自己的。我这么多年，换单位，换工作，和朋友们说话，总觉得有许多痛苦、许多愤怒无处发泄。如果当时他去了大连，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大约是6月7日，我只记得那天是端午节，我所在学校的领导找到我，说我弟弟病了，而我当时正等弟弟给我回电报，准备一起回家，压根没有往别处想。我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当时陪我去的是我在学校的一位男朋友。当时他可能已经知道了，但他没有跟我说，所以下车我就直奔北京大学我弟弟的寝室，在寝室过道上我看到一副花圈，当时我心里开始跳，到他寝室门口，门锁着，门上写着“孙辉千古”的挽联。但我怎么也不相信他死了，我想肯定是弄错了，因为我们分手才几天，所以我又往化学系教学部跑。这时，我的那位朋友拦住了我。我觉得当时我快疯了，不是因为悲痛而是因为愤怒。不是说没有杀人吗？我见了我弟弟那个系的领导，我见了谁都想吵。那一夜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后来我知道，我父亲那边，又是审查，又是公安问话。我父亲赶到北京已是我来北京的第二天下午了。我姑姑一起来的，我母亲和哥哥留在家里。

家里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蒙了。在北大化学系的按排下，草草处理了后事，骨灰因为当时车站查得紧，也没有带回去，寄放在八宝山。以后的几年，我每次上学路过北京时都要去看看。后来我毕业了，父母不放心我在外边工作，让我调回家乡。家里人去北京的机会少了，我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了，我就把弟弟的骨灰带回了宁夏。那天我们在车站一家人哭做一团。这么多年来，想起这些事仿佛就象昨天一样。

我不清楚将来会怎样，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他们。他们是为这个国家多一份真理而死的，这种血腥的屠杀不应该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们这些活着的亲人不能这样甘心承受这些痛苦，能为这些死去的人做点什么，我想我们的痛苦会减轻一些。

现在社会上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在老百姓心里积愤越来越多，许多企业开不出工资，郑州前几天一对夫妇自焚在省政府门口，权大于法在社会上已不再是秘密。当初，各大院校的呼声（反腐败）是对今天这一切的预言，学生的要求是对的，所以我希望在“六四”中失去亲人的朋友们，能够互相联系，互相支撑。……

这封信我至今仍保留着，我想我应该把它保留下来。现在很多人都不愿再提起十五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了，一些年轻的朋友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曾经在北京街头杀过人。几年前，曾有一位上中学的女学生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在《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中记录下来的一个个遇难者个案是不是真的？我回答她，我对书中所写的一切负责。我在这里引述孙辉姐姐的这封信，就是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在1989年6月3日这个黑色的周末，在中国首都北京确实发生过一场大屠杀，有成百上千的大学生、中学生和无辜平民倒在了共和国的枪弹和坦克履带下，北大学生孙辉遇就是其中的一个。孙辉遇难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今天这个年龄。我想，今天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应该读一读这封信！因为这是历史！是无法掩盖的历史！

孙辉的死，全家的希望成了泡影，更给他的家人留下了无法弥合的伤口。他的父母几次来信说到，孙辉是乡间邻里公认的好孩子。他学习非常勤奋，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三好学生。1987年，孙辉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父母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让他提前去考大学，结果考上了；但他不满意一般性大学，执意要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第二年高中毕业，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考北京大学，果然被他考上了。这对一个偏远贫困地区的矿工家庭来说，那是多大的喜事啊！

孙辉的遇难，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噩耗传来，当地的亲戚、邻居、同学及很多同情者，整整三天排着长队来孙家吊唁，人人痛惜他英年早逝。一场从天而降的劫难，顷刻间毁掉了一个本来有着美好未来的家庭。“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孙辉的母亲痛不欲生，眼睛哭坏了，头发一夜之间全白，心脏病频频发作，怕看电视，怕听电视剧里的枪声，人衰老得不成样子。她念念不忘爱子，经常以泪洗面。

孙辉的父亲虽然性格刚强，但也顶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年之内，牙都掉了。

孙辉的奶奶痛失爱孙，哭得缓不过气来，一埸大病不起，不久含恨撒手而去。

不到一年，孙家痛失两位亲人。从此，孙家再没有了欢乐。

然而，孙家的苦难并没有到尽头。孙辉遇难后，当地派出所把他的家人视为“管制分子”，严格限制他们的行动。孙辉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以前常常出公差，现在连他去一趟省会银川都要经保卫部门批准，而全家的一言一行都有居委会进行监视。孙辉的姐姐在弟弟遇难的第二年毕业，当局命令她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最后，她被迫辞去了公职，离开宁夏老家去郑州自谋职业。

95年孙辉的父亲被提前退休。他想去郑州女儿那里养病，可两位老人还没到郑州，当地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的保卫部门就已安排好监视他们的人员。由于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孙父只得在郑州租个房子，搞点小买卖，可是派出所竟派人找到房东，说他们是“政治犯”，房东吓得再也不敢把房子租给他们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郑州居住期间，孙辉父母的住家前后有6次被当地的公安非法查抄。在2000年12月的一次，当地警察带了一群大汉，以收查所谓“爆炸品”为由，翻箱倒柜搜了一个遍，最后把女儿买给两位老人的手机都抄走了。幸好他们早有防备，事先把一些有关的来往信件及难属群体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之类“敏感材料”烧毁了，否则又会大祸临头。

两位老人这么多年来受尽了欺凌和打压，但从没有在当局的淫威面前弯下过腰。在他们给我的一封信里，孙父这样写道：“弟弟不会辜负姐姐（自93年以来，孙父与笔者一直以姐弟相称，孙的姐姐也一直以姨称呼笔者）及全体受难群体的希望，（我要）爱护受难群体的荣誉，绝不做对不起死难亲人的事情。弟弟一生爱憎分明，以仁义为重，即使头掉了也不会丧失信念。”

1999年是“六四”大屠杀十周年。在这一年的5月17日，我们108位“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为了寻求正义，追究大屠杀的责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李鹏的诉状。在这份诉状上签名的，就有孙辉的父母和姐姐。为此，他们三人共同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证词，并一起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在证词和采访中，孙辉的父亲愤怒地控诉了大屠杀的元凶李鹏，他说：“我的儿子被李鹏这个屠夫杀害了，如今我又年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中国无我立足之地，处处受监视，无一点自由，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我们讨回一个公道，还我们儿子的血债！惩罚中国屠夫李鹏！”

补遗：我撰写完这篇文章，再次翻阅了孙家给我的全部信件，发现有一件事遗漏了：2000年7月，孙家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来信者姓何，他说他是孙辉当年的同学，而且是同一班同一宿舍的。他说，十年啦，一直无法取得联系。但他听到、看到了美国媒体上的许多报道，知道国内有一个“六四”受难群体一直在坚持抗争，又从互联网上知道了孙辉父母的名字，于是就给孙辉在宁夏的家里写了这封信。但当时孙的父母已移居郑州，那封信是从宁夏辗转三个月后才送到孙父手里的。后来孙父又收到了那位同学的来信，信中告诉他，原孙辉所在的北大化学系，仅孙辉的同班同学就有20多位留在了美国，他们都十分怀念死去的老同学，并对孙辉的父母表示问候。这件事说明，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当年的那场大屠杀，也不会忘记那些在大屠杀中死去的人们。在这里，我希望不仅“六四”事件的亲历者，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记住1989年6月4日这个血腥的日子。一个没有记性的民族，只会有黑暗的过去，不会有光明的未来。（2003/12/9）

 

血染的红背心——北大学生孙辉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