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仁兴，男，遇难时25岁，湖北省通山县人，曾就读于武汉市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双学位毕业生。

89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经一夜的血腥屠杀，终于从各个方向开进了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这时，滞留在广场的首都和外地大学生决定撤离广场。但是，还没有等到学生们撤离，杀红了眼的戒严士兵就疯狂地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就是在戒严士兵的乱枪扫射中倒下的，他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下。当时他被救护人员送往北京人民医院，但该院收治的伤员太多，未能及时救治，结果因流血过多而死亡。11天后，程的遗体由其女友及来京料理后事的亲属从医院领回。程的遇难，戳穿了官方所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谎言。

提起当局的这个谎言，我不禁想起发生在1996年的一桩往事。那年12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去美国访问，当他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曾有该校学生就８９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不负责任的外交谎言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肃政治事件的提问。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话说得竟是如此轻松！死了那么多人，竟被说成仅仅是“有一点问题”！当时，我无法肯定广场上究竟死人了没有，更无法知道死了多少人。但是，我对这位国防部长企图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句话来掩盖“六四”大屠杀这一血淋淋的事实感到愤怒。我对一家海外电台说：“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同迟浩田当面对质，请他拿出“六四”事件中军队没有打死人的证据；我要请他去看一看，至今仍然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的‘六四’死难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女们；我还要请他指证我在1994年公布的一批“六四”死难者名单中有哪一个不是倒在人民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履带之下的。”现在，我已有了确实的证据来回答迟浩田和中共当局：天安门广场不仅死了人，而且不止一个，程仁兴就是其中之一！

程仁兴是我所在学校的学生。89年我儿子遇难后，我辗转于病榻之上。我从前来看望我的学生和同事那里得知，人民大学有7名大学生、研究生遇难，其中就有一位叫程仁兴的（当时人们把他的名字误为程红兴）。出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切，我曾托周围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但由于死者档案已在“六四”后封存，也由于知情者慑于当局压力不敢向我提供有关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进一步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下落），也就只好暂时放下。十多年来，我一直心存歉疚。我曾作过无数次努力，然而，寻找的线索总是在最后一刻断绝了，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懊丧和无奈。

大概是感动了上苍的缘故吧，终于在2001年年底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又重新燃起了我已经失落多年的希望。那天我家里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他询问起在我们已经掌握的死难者名单里有没有一个叫程仁兴的？他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位死者的家庭，他有可能向我们提供帮助。两天后，也就是2002年的元旦，这位朋友果然给我送来了有关死者程仁兴及其亲属的资料。一位与我们这个群体毫无关涉的朋友，又是在“六四”事件过去这么多年之后，竟还能如此同情和关心我们的群体，我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示对他的感谢呢！我想我首先该做的，就是即刻同程的亲属取得联系。

第二天，我就按这位朋友提供的地址给程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并不知道程的父亲已经在7年前去世了。我也不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由于地方上行政区划的变动，原来的通信地址已不能再用了。但出乎我意外的是，我的这封信居然送到了程的亲属的手里。后来知道，这是当地一些同情程家遭遇的好心人几易其手，最后才把信送到程家的。

我从程家的回信中得知，2000年年初，风烛残年的程母自不慎摔了一跤后遂卧病不起，因无钱送医院治疗，只能在家里承受煎熬。于是我立即给程家汇去了一笔救助款。十三年了，这是这家难属第一次得到来自海内外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当我收到程家寄回的捐款收据并获知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后，我连日来一直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尽管，这并没有减轻多少我内心的那份沉重。我想，要是能早一点同程家取得联系，也许这个家庭的景况会好一点，也许程的父亲还不至于那样匆匆地离开人世。

从程家的来信中知道，那是在1995年的冬天，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里，一位大半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诚实农民——程仁兴的父亲，终于因贫病交加、不堪承受丧子之痛而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用尽仅有的一点力气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仁兴仔啊！阿爸来陪你了……！”老人死后，程母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几次想随丈夫去找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她趁家人不备，怀里揣着儿子的遗像，把一条绳索系在了自家的房梁上，决定随儿子而去，幸而被年仅十岁的孙儿及时发现。孩子苦苦哀求，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撑着奶奶的身躯，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才被大人赶来救下。什么叫生不如死？我想无须我再多说什么了。一个贫困地区的农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位大学生，希望靠他来改变全家的命运；然而，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家庭竟然在一夜之间坠入了苦难的深渊呢。

现在，这位老母亲仍然支撑着病躯艰难地苦熬着，但她终于坚强地站起来了，她于去年毅然加入了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作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妇，她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但她要等着儿子的沉冤最终能得到昭雪。（2003/12/4）

 

他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