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共和：中国命运的两种抉择——李慎之先生逝世六周年祭（下）
王康
1991年，“六?四”血痕还淤积在中国人心底，尚未结痂，专制主义“类人孩”（余世存语）还在自由世界上演权力争斗和阴谋政治令人恶心的丑剧，国内思想界正以“识时务为俊杰”、“现实即合理”的东西“哲训”自行瓦解、自弃理想，随波逐浪，中国重归于无声。
“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万念俱灰’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思考、研究、引介和推助全球化，其胸襟之博大、眼界之开阔、气象之宏伟，当今世界，无出其右。
先生起始便不是从书斋式学术的角度，也不以某种“历史理念”或“绝对精神”的名义，甚至不仅仅是从中国的命运出发，而是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本性”、“人类的宿命”以及人类文明与世界全球化的历程，以一己生命的体证和整个民族三千年的智慧、一百多年的挫折和经验，面对全球化。正是通过对全球化“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反复运思，先生终于为中国觅见到从危途转向正道的历史契机。
先生在回首中国二十世纪的苍黄风雨时，极近杜翁当年心迹：“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先生一旦越出中国，放怀天下，思接寰宇，虽一样是满目苍茫，满腔悲悯，却别有无限渺远、高旷、超然的心事，有豁然开朗的大会通、大参悟、大希望，对世界、宇宙满心感戴、赞叹，对人类诗意般的信念沛然而生：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说法，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一百五十亿年。如果把这么长的时间浓缩折合为三百六十五日的宇宙历，要到九月十四日才产生地球，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十秒钟。因此，从宇宙的观点看，一个世纪的时间曾不足以一瞬，即使宇宙与人类最后都要毁灭，从现在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总相信，宇宙花这么长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总不是为了要毁灭它。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妙哉斯言。
先生在中国设坛开讲全球化，正是“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后五百年，先生称之为近代世界全球化的开端，其间经过“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和文化的渗透”以及“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先生称之为“慢吞吞的全球化”。
1991、1992年先生先后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太平洋学会哥伦布远航美洲大陆500年纪念会上，首先正式提出全球化（“在中国，可能是我，最早在1991年提出‘全球化’概念。我在《世界知识》和《科技导报》上撰文提倡‘全球化’。”（李慎之：《全球化与全球价值》），并定该年为当代全球化的“元年”。
先生指证，当代全球化发轫于二十世纪末向二十一世纪过渡期间若干历史、政治、科技、经济和文明领域同时或相续出现的重大变化。“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至今我还能记得他那特有的充满哲理的排比句：地理的全球化始于哥伦布的航行，科学的全球化始于牛顿的力学，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国大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信息的全球化始于电脑网络。他对信息的全球化给以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果。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先生深切了解文明的脆弱、人性的局限和历史的多变，他在倡导全球化一开始，就对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的中国发出告诫，全球化决不仅仅是良辰美景，“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磨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
有人类原罪、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世界，曾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创造转化的现代文明推广到全世界，又将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各种文明、各种宗教之间的冲突带到全世界。一百多年来，在尼采、斯宾格勒、汤因比眼中的西方危机已经扩张为布热津斯基、保罗?肯尼迪、小阿瑟?施莱辛格、缪塞尔?享廷顿眼中的全球危机。
先生是长期高度关注全球危机的中国人。
先生知道，中国的危机是世界危机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最大危机存在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战争，人类几度濒临共同毁灭的绝境。
1955年4月1日，爱因斯坦与罗素以及布立奇曼（美）、鲍威尔（英）、约里奥?居里（法）、英费耳德（波）、汤川秀树（日）等东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签署了一份宣言，致信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来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险。”
人类应再次庆幸，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冷战嘎然而止，核战威胁急剧减轻。这最终应归功于有一千多年东正教传统和近八十年极权主义痛苦经历的俄罗斯人民的良知和理性，这个高尚而伟大的民族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永远值得人类铭记。
现在该轮到中国来向世界表明，它那五千年的文明与一个世纪的磨难，同样可以转化为救赎与复兴的教益和智慧，而且可望光大为神意般地降临于中国的天命。
先生有幸越过二十世纪，他的经验和智慧得以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大放异采。作为最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之一，先生早已作出判断，中国决不能再次自外于世界潮流，决不可再次对立于西方主流文明。中国二十世纪悲剧性、灾难性的历史抉择（或被抉择）是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当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纪录已经大白于天下、毛泽东的本来面貌逐渐浮现，当无数冤魂要求历史的公正审判已经成为所有人的精神重轭和道德责任，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留给世界的仅仅是一堆堆历史的废墟时，先生率先站到了当代全球化的入口处。
先生以抑郁、忧伤的笔调描绘了全球化的危机。除了“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基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化的问题”之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我们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全球文化的大危机”。
我们宁可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种讨论，它代表着全世界的现代化已经走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转折，需要清除几百年来以西方价值观（或者说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的工业文明的积弊，开创出一个新局面，使人类能过上比较合理、和谐、安全、健康的生活。
——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先生特别告诫国人：“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转型期的时候，世界也正进入一个更大的转型期——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换言之也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刚好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重合，它们同样出现在历史大转变的关头。人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有道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有山连山！’”
两千余年间，中国尽管战乱频仍，封闭停滞，但始终没有贯通西方历史的宗教“圣战”，儒释道从未出现不共戴天的仇杀征伐；但现代专制主义强加于几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灾难，却远胜于西方世界。中国人至今远未摆脱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和禁锢。先生曾深受意识形态之累，深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为祸之烈，先生是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第一个呼吁及早“确立”全球价值的中国人。
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但经济、科学、技术已经趋向全球化，而且各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各国的价值也将趋向全球化，这就是全球价值。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虽然没有从学理上系统论述全球化（这种论著已经汗牛充栋），但他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避免再次误入荆棘之途，为中国顺利走进全球化所必须具备和完成的历史前提，为中国可望对世界全球化发挥正面影响并做出特殊贡献而作的总构想，却极富原创性。在漫长的迷茫和黑暗之后，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以中国独有的圣贤心地、圣贤德慧、圣贤胸襟和圣贤气象，对中国与世界之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观照和综摄。
中国要自信、从容、尊严地融入世界全球化，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复兴和光大中国文化，首先应自觉扫除二十世纪的历史残渣和思想迷障。
必须批判和反对东方的、亚细亚的、中国的专制主义；
必须辩识和剔除专制主义孕育的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
必须警觉和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和“亚洲价值观”；
必须全面改革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社会结构；
必须及早进行公民教育，建立公民社会、公民国家；
必须彻底摒弃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专制主义灌输和强化的世界观、历史意识、思维模式、生活方式，重新开始“新民”、“新人”和现代启蒙运动。
“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的汉族，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势必要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恐惧和厌恶。我们只有认真推进政治改革，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博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爱戴。”（李慎之语）
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全球化时代，所有民族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事情特别紧迫，特别重要。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绵延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促进全球由混乱走向有序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就必然要延迟甚至促退这个过程。是非厉害，洞若观火。……对外国的各种疑惧与期待，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文化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的是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还可以再加一句：‘中国之祸肯定是世界之祸；中国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世界对中国的“疑惧”，只能由中国自己去消除；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只能由中国自己去实现。
先生曾再三辩析、再三证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其称谓和形式固然先由西方人创造，却已被西方和全世界五百年来的文明历程和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它们是源于人类本性、符合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和精神的普世价值，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应以真正“泱泱大国”的胸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决摒弃已彻底破产、对中国已无任何积极意义可言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坚定地与西方主流文明合流。——这是现代文明世界对中国殷切的期待。“二OOO年六月二十七日，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在波兰集会并且发表《华沙宣言》，表示‘承认被普遍接受的民主价值’。这在我们年青的时候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其中十分触目地没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几个国家的名字。”（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确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正脉的儒家学说，最积极入世，最谙沧桑变易之道，并以“人之初、性本善”对人性有永久的信任和寄望。中国悠久丰富的人文主义和民本思想，不难认同和践行西方现代普世价值，“中国文化积累如此丰富。我可以说，无论什么现代思想都可以找到本土资源。……现代的民主政治固然不同于中国古来的民本思想，但是只要‘下一转语’，就未始不可以通到‘民有、民治、民享’。”（李慎之：《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李慎之、杜维明先生对话录》）
亚洲文化中本来就有趋向民主的传统，亚洲在民主化方面已取得很大的进步，而且已具备发展民主并且使之超过西方水平的条件。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哲学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民本政治”，亚洲的民主哲学思想并不亚于西方。
——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而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中国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工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我生七十九年，虽然阅历不广、学问不深，但是也总算亲眼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讫，多少也能看出一些世界历史的轨迹来了。
推原起始，也不必远溯古老的历史，我亲身经历的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邱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正是由英国和美国两个近代宪政思想发源国家的政府首脑所宣扬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这一大转变的发端。它不但高高举起了一面旗帜，而且指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甲子以后的现实，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获。
《大西洋宪章》由阐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作战宗旨而发展成为战争胜利以后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与以后一系列的文件，给全世界确立了民主的全球价值。
民主政治最有利于发展经济却是当代世界的共识。最新的例证是美俄两国总统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话：“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无需说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先生自称，“我觉悟所花的时间比陈独秀还长，一直到老年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旧民主，也没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一七八九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宪法，成为治理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群体--民族国家绝对不容侵犯的原则。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的许多宣言和文件，对保障人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
民主起于人权，人权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说的权利一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民主的底线在于防止“人行不义”，民主的精义在确保个人自由，民主的最高价值则在于“人行正义”。“因此，从人文价值讲，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或者用中国人爱说的话来说，是辩证的结合）。这种全球价值都是指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价值。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这才是最后的全球民主价值。马克思所说的‘英特纳雄奈尔’虽然大概不能实现，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则大有实现的可能。”（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在先生看来，西方主流文明宣扬和推行的现代普世价值，不仅不是洪水猛兽，不是西方的阴谋，也不是高深难懂的天条，而是真正有益于中国、值得中国认同和接受且完全能够实行的基本智慧和基础规则：
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毛泽东曾在腥风血雨的文革中期说了一句至今令老辈国人毛骨悚然的“名言”：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种把“封建法西斯”发挥到“顶峰”的“慨而慷”的“万丈豪情”，已行将被代表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时代精神彻底埋葬。先生已经无限欣慰地道出了历史的真谛：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实行民主，行吗？
索尔仁尼琴曾经指出，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先进思想的黑风是上个世纪末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俄罗斯的心灵，俄国为此付出过6,600万条生命。”索氏呼吁苏俄领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给他们吧，让中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以此自豪吧！他们将背起不可能完成的国际重负，让他们呼哧呼哧地去拖吧！让他们去教育人类，去负起全部沉重的经济负担，一个古巴一天就需要100万，更何况还有包括南半球各大陆的恐怖分子和游击队。……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
历史已反复表明，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长期尘封在一种纯粹外来的、僵化的、绝对而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王国里。只有最狂妄、最冥顽不化的疯子和白痴，才拒绝认同数千年的民族主流文明和同样数千年的世界主流文明，才对世界文明神意般的交汇融合缺乏起码的谦卑和热情。
先生与所有中、西往哲时贤一样，非常清楚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现代“普世价值”并非西方文明所独具，而是植根于各种文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本性之中，植根于“人类同源”、“地球是圆的”、“只有一个地球”以及全球伦理的惊人趋同等文明起源、依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物质－精神结构；同时，他也非常清楚，由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原罪、恶、私欲、本我……），由于地缘、种族、信仰、文明特性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这种“普世价值”充满了各种内在和彼此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未必能单独支撑人类文明的殿堂、实现世界永久和平。
先生高度评价西方有识之士对世界文明危机的深刻洞察，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以及为解除这一危机所作的努力，衷心欢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中国文化、中国传统请教的新姿态，同时，先生以“君子求诸己”的东方风范号召国人：“我们中国人应当欢迎，应当支持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不应当等待或者单纯依赖他人而不首先自己从事这种努力。中国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后兴’的人”。
在先生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参予和融入世界全球化只是矫正中国命运的必需，而中国真正的使命却在于：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
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立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都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古来的圣贤，都是东方人文精神的坚守者，也无不怀有深邃的“天命”意识。中国的真精神、真生命向来崇奉天人合一，人神不二，道不远人，其亘古不易的信念是：古往今来神人共建，天长地久物我同心。
先生暮年，一面高度关注国家命运，一面沉潜于“天命”的无言世界。生命的存在、心灵的境界与世界的悠久无疆，与人类的“大命”彼此融通，在先生生命终点达到一种圆满而光明的境界。
先生曾痛诋中国文化传统为专制主义恶魔，同时坚信，一旦解除专制主义，中国文化无比丰富的价值将彰显于世。而一经放怀全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立即全幅呈现在先生目前，直令先生看到绝大多数传统主义者都不曾看到的壮观景象。冥冥之中，中国古老、伟大而神奇的文化精神，穿越五千年时空，在一位八旬老者身上凝伫、韬光、辐射、辉煌。
先生以“返身而诚，善莫大焉”的中国君子之道，诚心“折服”西方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和尖锐的批评：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A SENES）。
先生坦承，重建中国的“自信”、“中国性”，“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也极艰巨的工程”，但是“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正面融入全球化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后重新收拾旧山河、重新上路的伟大征程，先生殷殷希望中国以“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励，重新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
我倒是相信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领袖群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其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好好地继承中国传统中的大国风范，真正以“泱泱大国”的标准约束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深刻反省极左思潮，恢复人的尊严，继承并且发掘中国的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五四精神，来一个再启蒙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在思想上的必要前提。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而哲学在唤醒人的觉悟方面所必须依赖的历史背景、文化色彩、民族感情，却决不是外来的东西所能代替的。惟一的办法是“开发”我们本来的“中国心”。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如何摆脱目前这种“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状态，是中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首要问题。
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中国人历来还认为知识的东西必须以道德为根基。所以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点真精神。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人人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目前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作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和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天将降大任于中国，此其时也。中国古代长期被人（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诟笑的“大而不当”的“空疏无用的学问”（诸如人极、皇极、太极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天地人神的形上伦理哲思），在先生眼里，正是中国所独有、当代全球化所亟需的世界性、现代性文明资源，二十一世纪更高明、更重要的普世价值。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事实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与中国大地上各种各样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达到协调融合，终于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伏尔泰、狄德罗、魅奈、汤因比等西方贤哲也早已承认，中国两千多年来在政治上、文化上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对于当今世界的分裂冲突是一种“绝对需要”。
西方曾经过近千年宗教蒙昧和政教合一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一场回溯希腊、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复活了基督教的内在信仰精神，而且为西方乃至全球提供了近代和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普适价值。中国为何不能经过两千余年专制统治后，通过一场先生梦绕魂牵的中国文艺复兴，不仅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创造性转化”，而且有效地矫正和补救西方基督教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现代危机，为人类的共处和全球价值的确立、丰富和升华开出新路。
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八十年、文化大革命“批孔”三十多年后，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国人就羡慕地说‘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
西方全部现代文明，都是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以个人为中心，直到“人权高于主权”。先生明确指出，这正是中国文化区别于神本主义的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果说，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神本主义而发现和确立了“大写的人”，中国则可能在全球化人类命运的整体关怀中，将自己两千多年囿于专制统治而压抑变形的人文主义的辉光普照于世：
当代世界亟待重建的正是人的价值系统，因此中国哲学并不因其过去的缺陷而丧失当前的意义。
只要是悟道得道的中国人，不论是和尚道士还是寒儒尊官，也不论他一生的遭际是荣华富贵还是艰难困苦，他都感到自己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从中感到一种乐，总是能以微笑来面对惨淡的人生。
在今天这个充满紧张焦躁、危疑忧惧、孤独感、疏离感的世界上，难道不正是中国哲学教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时候了吗？
中国哲学之所以能给人伟大的道德力量，正是因为它把个人的价值源头归之于生命源头的宇宙。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的多数哲学流派——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要求个人把社会责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中自拔自立。
康德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国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经＞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责”；《礼记》上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是说，人是宇宙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发展。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地；来自于宇宙；人当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被哥白尼推到宇宙边缘的人，被达尔文分解到细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贬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21世纪必将重新回到宇宙的中心。而在对人的价值重新发现过程中，中国哲学可以有重要的贡献。
——李慎之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实际上作过‘全盘西化’的绝大努力。即使全盘西化不可能，它也做到了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文化大革命中强调两个‘决裂’，更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没有做到过也许是今后也做不到的。”（李慎之：《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边倒”式的“全盘西化”（全盘俄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值得总结和记取的历史性教训。也许那是历史的宿命，但绝不能再将这一惨痛的教训带到二十一世纪，因为它完全有悖于堂堂中华的古老智慧和大国风范，也有悖于世界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能再对“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调”，更不能与任何其他反对世界主流文化的逆流亦步亦趋。中国曾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虽然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征战杀伐，但中国先哲崇尚和平、宽恕，反对暴力和仇杀的恻隐仁慈之心，却是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当今世界上，比“不以暴力抗恶”的消极和平祈愿更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相处的基本伦理：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和”而不是“争”。虽然实际上大化流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以至厮杀，但是中国从来追求的是“和”，而且总是从“争”中看到“和”。因此，就是到了中国文化确实足以领袖群伦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进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学习，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会是因为受了一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气非要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不可。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尽管秦始皇不惜“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而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可悲结局，蒋介石不惜花园口决堤以阻日军而酿成为祸中原的黄泛区，毛泽东更不惜发动大炼钢铁运动、几乎砍遍神州赤县以逞一己之私，尽管中国从古即今都有“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不怕天、不怕地”的狂妄愚昧，但中国几千年来，从哲人到黎民，真正信奉的仍是悠久的农耕文明启示于中国的东方信仰：“参天地之化育”、“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合谐”。一袭“天地君亲师”，道尽中国价值系统的妙谛。
作为中国文化之本的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出发，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有机体，使人在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中安身立命。这是一种完全摆脱了神话与迷信的哲学，一种完全与当代的广义进化论相契合的哲学。正是这种哲学引起西方科学家的惊叹，被认为是神奇的“东方神秘主义”。但是，我们的先人是通过冥想、参悟、亲证而达到这样的“极高明”的境界的。中间并没有经过足够细密的验证与推理的过程。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中国哲学的本原是忧患意识（以区别西方宗教的怖畏意识）”（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致朱光烈先生书》）。历史、文化、疆域、人民如中国者，苦难、悲剧、忧患如中国者，最大的不幸乃是罔顾天命，背离使命，沦落到物类的田地而不自知。
全球化敞显于中国，命运终于开始垂怜多灾多难而孤苦无助的中国，天命终于开始垂顾饱经忧患而自强不息的中国。先生集一生的磨砺、才华、德行、忧思和聪慧，以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深修持，以其博古通今、融贯东西的气势和胸怀，已经遥望并描述了中国的伟大使命：
一个人往往并不能准确地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但是我们这一代可以确切地说，我们是处在２０世纪到２１世纪的转折点上，是处在第二个千年到第三个千年的转折点上。不但如此，我们也确切地知道是处在全球化的起点，处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前进的门槛上。我们可以为自己躬逢文明转换期而自豪，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重的，而且是极其严重的。
——李慎之：《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这样一来，讨论了100多年的体用之争也可以解决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长处，参加为全球化的过程明道立法，制礼作乐，也就是确立规范的大业，也应当可以算是明体达用了。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也就是说，人是秉承着神圣的使命而出现在宇宙中的，蜗牛角上的蛮触之争不过是过眼烟云，创造今后万代继起之生命者是“大事因缘”。从上个世纪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问题，在中国争得个不不亦乐乎。其实从中国哲学来看，只有全人类的共性、全人类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体”。把这样的观点贡献给未来的世界，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可能作的最大的贡献。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西方是可以取代的，只要有哪一个或者一群国家真能做到“言为世则，行为世法”！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只要我们能直探中国哲学之本源，而综观各家各派之会通，就可以发现中国哲学以宇宙为一个不断进化的总系统的思想是一种最少武断、最少迷信而完全能与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相融和、相发明的哲学。按照人类进化的原理来推测，人类必将逐步发展出对宇宙、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生命、对人的认识能力与行为能力的一系列共同观念，中国哲学将是世界各种哲学中最能与之相包容的哲学。
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提高、物欲横流所造成的危机以后，人类必然要进入一个在精神上自我调整的时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复兴将是一个大趋势，而至少在中国和中华文化圈内，在十亿人的范围内，中国哲学将在百年陵夷之后重新展现其价值。人们将在其中得到寻根究底的智力上满足，也得到安身立命的道德上的满足。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可以把下面一段文字看成一位大器晚成的中国先知留给世界的遗嘱。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份没有个人私心、民族偏见和时代局限的精神宣言，一份人类之子的钧天祝祷：
不管任务多么困难，我有三点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要毁灭他。二，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孟子说：“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顾炎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风俗由敝坏而转为淳厚的经验，得出结论：“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实际上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了。三，虽然追根究底起来，人类发展出的科学与技术是产生今天的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日子总是要到来的。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憧憬、陶醉其中的中国使命，也是中国文化不断慎独、不断反省、不断调适而上达的过程。先生敢于为中国向世界许下如此崇高、伟大、神明的诚诺，是因为他始终秉持着东方的谦和与自知，谨守着人类的本真和良能，透识着世界精神发展的辩证历程，以及对中国的困境和危机怀抱着的深沉的警惕：
中国文化由于上述特别丰富的经验而应当对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经验主要属于近代以前，也就是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对近代的国际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总结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一方面还要加倍学习外域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就是两者之中有利于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我们要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规则和民主法治的真话学到了吗?学到可以从心所欲进行再创造的地步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列圣先贤教导我们的把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践履躬行，“无丝毫亏欠”了吗?
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们自己还正在危机中挣扎，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已经看到了通向彼岸的桥梁，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们又如何能在全人类面前夸口呢?是好样的，只有自已做出榜样来。
谁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哪个民族能“先天下之忧而忧”，才是真正的“先进民族”。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而且要承认迄今为止学得还很不到家，虽然已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这只能使我们更加虚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透它这样做的原理，还要建立它得以这样做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够我们临深履薄学几十年的了。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由先生这样一位博古通今、融贯东西且经历了现代中国的苍黄风雨，对中国道路和世界趋势有深广而清晰的视野和坚定而慎重的判断的思想大家来为中国的全球化抉择奠定一个总原则和大方向，由先生这样一位“思接千载、精鹜八极”的现代圣贤来为中华民族精神与灵魂的安顿和命运与使命的归宗立开山之功，避免中国在二十世纪几度误入歧途的历史悲剧，推助中国与西方正面遇合，造福中国与世界，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
为先生放言冒一句，以当代中国对世界无何估量的份量和意义，以先生对中国与世界安危祸福无与伦比的集大成的体证与思考，先生在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已越逾先生敬仰推戴的近现代诸先贤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熊十力、梁漱溟、顾准……，而与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让?加尔文之于宗教改革，但丁、彼特拉克、达?芬奇之于文艺复兴，哥白尼、伽俐略、牛顿之于科学革命，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之于启蒙运动，歌德、席勒、赫尔德之于狂飚突进，弥尔顿、雨果、左拉之于社会正义，洛克、休漠、斯密、柏克、康德、托克维尔之于自由精神，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之于白银时代，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之于非暴力主义，吉拉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哈维尔、昂山素季之于反抗极权主义……为伍，进入了人类文明创新和自由先驱的不朽行列。先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托命、一个世纪的整体经验、教训献给世界的东方之礼，昭示中国文化复兴和伟大使命的时代先知。
先生抵达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巅峰时，已届暮色苍茫的八十高龄。
先生多次申言，“我曾经是一个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结果不是只成为一个笑柄了吗？”多次申言，“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只是年纪大一点，经验多一点，感受深一点”，多次申言，他是被吓破了胆的人，“战战兢兢、认认真真地编假话、讲谎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一个明白鬼。”多次申言，“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误导了。我们这些革命党对民族是有罪的，看到年轻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多次申言，“直到晚年，才反省到自己一生走了弯路，我的经历唯一可以自豪的是当过二十二年右派，这迫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用孟子的话说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但我损失的时间无法弥补”；多次申言“现在重要的不是唉声叹气，而是认真地做启蒙工作，首先是启遮蔽自己耳目之蒙，启闭塞自己心灵之蒙，只有自己觉悟了才能觉人”；先生只是55万右派人士之一，十数亿中国人之一，芸芸众生之一，“学而知之，困而知之”者之一。但他在古稀之年开始觉悟，自行精神变法而一发不可收拾，直到耄耋之年而达不可限量之境，遥承中国圣贤人格而充实光大。他在中华三千年变局与西方五百年全球化之间，在一世纪的风雨之后，“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为中国思想的创化精进、为中国精神的复兴光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中国二十世纪守墓人、二十一世纪敲钟人。
当你目击末世苍黄黯澹之时
便是你驻足新纪元曙色微茫之日
二百余年来，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率先戳破了中国专制帝国的残旧面纱；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革命最终经由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向中国输出的激进主义，却造就了一个反西方的专制帝国，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中地缘政治、地缘文明最罕见的孤例。
迄今为止，西方对中国依然充满茫然、疑惧和期待。无论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西方还是极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破解、征服和拯救中国。西方依然没有发现真正理解、同情、接纳、善待、欣赏、推崇中国的理由，西方对中国的命运和使命依然一无所知。
迄今为止，中国的世界形象依然严重失真、严重扭曲。中国闻名于世的依然只是秦始皇及其长城、兵马俑，只是成吉思汗及其金帐汗帝国，只是大清天朝帝国及其义和团，只是鲁迅及其“阿Q”、“狂人”，只是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命，只是拒斥“和平演变”、煽动“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及其“六?四”血案，只是四千年“吃人”的传统，只是古董、武术、气功、乒乓球，以及非典。
迄今为止，中国在精神上依然只是西方现代世界的偏远地区，中文只是世界少数民族方言，中国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费解、望而生畏的国家，甚至如马克思所称，依然是先进、文明、法制和人道的“欧洲的直接对立面”，封闭在一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里，实行“普遍奴隶制”和“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是“总体保守”、“总体反动”的顽固堡垒。
西方不可能真正体察中国的困境、积怨、焦虑和危机，也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的气质、抱负和理想。中国拥有东、西方两百年间遭遇、冲突、激荡的复杂经验和深重教训，中国经历了东、西方集大成专制主义最野蛮、最残暴、最反动的黑暗时代，中国悠久博大高明神奇的真精神至今隐而不显。
“9?11”事件极其恐怖极具象征意义的末世图景，已经直观地将人类文明的危机呈现于世人，由西方文明单独导引的现代人类已经继冷战之后，再次面临共同毁灭的“极”点，“生”还是“死”的终极追问再次怵目地高悬在世界上空。
如果继续固执于上个世纪从西方输入的激进主义，中国将再次步入歧路，不仅无补于世界范围内的乱象，而且将因为再次背离中国的使命而再次遭受“天谴”式的惩罚。
中国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前途同时存在。
一旦挣脱专制经济制度的束缚，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令世界瞩目，完全可以预期，一旦突破专制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禁锢，中国将以不逊于任何民族的速度和规模，全面实现现代化。中国正在从二十世纪的巨大阴影中脱身，中国正在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三千年来，中国在“上帝缺席”的苍茫时空中，独自发展出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两千年来，中国“充实光辉”、“大而化之”的圣贤人格，在征战杀伐的无道天下依然生生不息；一千年来，中国在漫长窒息的专制王朝之外坚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肆悲愿；一百年来，中国历经腥风血雨，厄运交错，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空前分裂；六十年来，中国的祸患和灾难几乎达到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中国几乎沦胥到了精神灭绝乃至民族衰飒的境地；直到毛泽东死后，直到现代极权主义的原始淫威滥施殆尽，直到所有中国人从史无前例的浩劫里挣扎还世，直到苏俄解体、东欧易帜，直到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华传统精神先后初照神州赤县，中国才终于开始驻足于历史的分水岭，终于可望且能够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德慧、修齐治平的成人成贤成圣之道、“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崇高理想，正大、坦诚、自信、尊严地遇合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普世价值，实现中国现代复兴，造福人类，毕其功于一役。
欲改善、矫正和升华自身形象，中国可谓任重道远。
首在“恢复中华”。复兴中国悠久博大的精神与信仰体系，将人立于天地间，国立于天地间，立于天地永恒、无限与神意之间，立于形上与终极世界。
恢复中华人神共存共建共荣结构。世俗国家、政权、政党放弃信仰宰控，还精神、灵魂与民，恢复人天合一、对话、感应的祭祀传统。对天地、祖宗、先烈先贤实行法式大祭，建立中华忠烈堂和先贤祠。
重建中华道德伦理世界，倡行贤良品格、君子风范和圣贤气象。摒弃一切专制、等级、特权、尊卑、贵贱，鼓励慈悲、同情、怜悯、兼爱等人性之美善高尚。
继承中华人文风教，表彰变法维新，允公允大，厚古惜今，重申人禽之辨、文野之辨和生死之辨。
无神论、唯物主义和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一切西方思潮、理论与学说，只能作诸子百家之一，不享有宪法强制推行之特权。所有研究、信奉者只能以平等、独立和自负经费、时间方式对待之。非意识形态、非政治化是中国人文精神恢复与发展之必要前提。
重建中华史学统绪，公开、公正、理性、客观研究、批判、反思与总结二十世纪。恢复历史原貌，还前人以公道，辨清善恶是非。开放一切禁忌，解除所有摧残人民身心自由的钳制，恢复天赋人权的全部内涵与外延。一旦中国人在法律和事实上达到西方社会已经享有的各种精神、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权益，中国面貌自然为之改观。
千条万绪，中国形象只能将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与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智慧与经验相结合，摆脱东、西方数千年专制毒化和人性恶素的伤害，才能赢得举世尊重。
即使在风雨如晦、内忧外患的晚清，先知辜鸿铭就为中国形象与世界辩论不休；即使在黑暗无边的文化大革命中，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陈寅恪们仍然深信中华民族贞下启元、否极泰来的一天终会到来；即使在1989“六?四”屠杀、中国世纪之交的“尼古拉一世”时期，刘宾雁、李慎之、何家栋、王若水、胡耀邦、赵紫阳、李锐、胡绩伟们还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精神出路殚精竭虑。
一个如中国这样几乎吸收了全世界正义与邪恶的庞大民族，一个对人类负有天定影响和责任的生命共同体，不可能总是选择荆棘之途，不可能长久拒绝仰望星空倾听内心良知召唤，不可能永远走不上通向历史破晓时分的正道。
共和是比帝国更为古老的历史形态。自公元前841年周代庚申元年始，中国式共和概念已有近三千年之久。雅典、罗马共和制是西方现代宪政共和的历史先驱，诺夫哥罗德则是俄罗斯千年专制社会的例外。共和制与专制帝国的对峙与较量并最终取代后者，是近代世界性潮流。
中国二十世纪曾呈现出“走向共和”的基本趋势。第一共和——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结束两千余年帝制，使一切封建专制在法理人心上不能公然复辟，成为现代中国的元点，具有伟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奠基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对“中华民国”法统的颠覆式继承发展。海峡两岸执政当局都曾表达过某种共同意愿：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国共内战。未来两年左右，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如果上述意愿成为现实，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抵御帝国诱惑，转上共和之路。第一共和（中华民国）和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前后相续的“共和”历程，实行一次涵盖性超越性的新综合，建立起东方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现代共和国，不啻是中国的最幸，也是人类的一大福音。然而，与超级帝国的巨大而致命的诱惑相比，这个几代仁人志志殚精竭虑殒身奋斗的理想，中国命运唯一顺天应人的正道，一切矢忠中华愿意生死与之的国人的理想，却是如此微茫、难以凑泊的彼岸。这是当下中国最令人沮丧、悲观和绝望的事象。
李慎之先生晚年徘徊在对中国两种抉择的思虑之间。六年过去，中国内外演变的世局，不断验证了这位先知的忧患，弥深至大，绝非启示良多。
西方绝非尽占真理，美国亦危机不浅。它们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未必全都真实、正确。但六十年间一以贯之的帝国潜型和日益强悍的帝国意欲与令世界戒惧不宁的帝国抉择，中国自己应承担主要负责。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然到来，我们必须遵照“反求诸己”的高尚道德和“天下一家”的伟大情怀，重新审视国家的哲学、道路和使命。殷鉴不远，苏俄帝国惨痛的教训犹在目前。“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中国已经到了又一次历史关头，——也许是终极性和不可逆转的十字路口。抵御任何帝国迷梦，转入和推进共和大义，当成为全体国人的历史性共识和不二抉择，则中国幸甚，世界幸甚。
2010年2月11日 重庆
（全文完）
—— 原载:《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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