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共和：中国命运的两种抉择——李慎之先生逝世七周年祭（中）
王康
中国再次徘徊于历史路口。
两种截然不同的抉择和命运同时并存于中国。
有几种力量和观念正在塑造时下中国，并把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大帝国之路。无论就其幅圆、人口、经济、财富（尤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军事还是制度、行政规模和官僚体系，乃至历史情结、遭遇、记忆和现时在世界图景中的特殊位置，中国都已具备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诸项要件。
将上述因素拼合为帝国形态、尚未成形为能够公开陈述与表征的只缺两个要素：新帝国缔造者和新民族主义。
因为下述两种原因，新帝国缔造者不可能在可以想象的将来出现。一是毛泽东对党内同事的整肃比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更为彻底，导致独裁统治的历史性断代；二是邓小平的世俗性现代转型，从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上堵塞了独裁统治在短期内卷土重来的路径。
新帝国缔造者在血统和世系上的阙如，却很可能导向斯大林→毛泽东式亚细亚帝国在精神上的复活。其现代承继的天意和法理基础，将是某种地缘历史和民族共同体空前恶性综合的帝国诱惑。
就历史沿革而言，新帝国已经具备三种巨大资源：春秋、秦汉五百年间的“天下主义”，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振兴中华，统一中国”的大汉族主义，以及“英特纳雄耐尔”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观。“天下主义”使中国版图维持了两千多年中央大一统集权主义的一统世界，任何导致中国分裂的力量和可能性，都不可能对抗这种“在政治和文化上把几亿中国人团结起来这一无与伦比”的人类最大非理想观念。占人口94%的汉民族成为维系这种主义难以撼动的血缘基础。
孙中山所缔造的亚洲最早最大的民族共和国，既包含近代大变局全部“亡国灭种”的忧患教训，又接纳了美国革命到法国革命再到俄国革命的法律制度遗产，并声称继承了中华帝国从尧舜文武周公以降的正统地位。经过北伐东徵和抗战以及二战结束全球非殖民化运动，又撞上美苏冷战而滑入世界共产主义新天下主义。
邓小平改革开放一个不期而遇的世界性境遇，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柏林墙坍塌带来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成为新技术革命，高科技浪潮和资金、技术、贸易、人口全球无障碍流动所产生的空前历史红利的最大享有者。这一结果，意外地强化了中国的帝国实力与意欲。
由于邓及其继位者执意拒绝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革，斯大林－毛泽东遗产反常地存活并成功融入了经济发展进程。国家垄断型现代化在苏联、东欧停滞、失败后，却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西方、尤其美国智囊人物在后冷战时代，过早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福山、亨廷顿等人关于文明冲突的诊断预见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却不能解释后苏联时代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帝国的死灰复燃，更未能辨识中国在经济上崛起带来的真实的世界意义。
在中国一切变化中，最剧烈最重要而又最少得到研究和分析的，是中国国民性和民族主义。
五·四前后，以日本为发端的“华族国民性”、“支那观”和|“中国印象”整体服从于日本帝国的“大亚洲主义”和“黄种人罗马帝国”史观，服从于日本侵略、奴化并灭亡中国的帝国目标。它源自1868年启动的明治维新，历经1874攻台，1895甲午得手（“日清战争”）、1905对马一役战胜沙俄、1910吞并朝鲜数次变法、战争，并强力引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欧现代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越论，法西斯体制，军国主义以及俄国、德国现代绝对主义和极权国家概念），它必以压制中华民族主义，尤其否定辛亥革命至北伐东徵时期由国民党主导的中国现代国家合法性为前提。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虚无派早期受制日本“支那观”，以通盘否定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种族性为宗旨。《狂人日记》、《阿Q正传》纯然是北一辉、内正、内藤湖南等日本支那史学者“华族国民性”的文学翻版。中国国民性呈现空前否定性形态：贫穷、愚昧、自私、冷漠、滑稽。既不见东方悠久传统踪影，又无任何现代西方文明影响。乃是比土耳其、波斯、印度等亚洲民族更无独立、自治、转入现代社会可能性的“铁屋”状态。鲁迅后期则深受苏俄斯大林主义影响，公然指控中国现代民主政府及其执政党，自甘卡尔、伊里奇和约瑟夫的信奉者，甚至陷入对托洛茨基派的围剿与迫害。而由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代理势力的特别塑造，以及取代“五·四”启蒙运动的苏俄式红色新启蒙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鲁迅先后被抬举为“民族魂”和“中国的高尔基”，毛泽东再将鲁迅定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现代中国一等圣人。
1949年到1976年近三十年间，鲁迅反复鼓吹“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缓行”，诬蔑中华文明为四千年“吃人筵席”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厌恶、蔑视，对中国底层的膜拜等，成为历次政治洗清和以对中国历史文化空前摧毁的天条式经典；更与输自苏俄斯大林主义的“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无产阶级专政”、领袖绝对崇拜和暴民拜物教结合，造成新型国民性。在“狂人”、“阿Q”诸般恶习之外，平添残忍、狂妄、嗜血、拔扈、滥施暴力。
邓小平“一切向（前）钱看”、“发展是硬道理”，尤其“六·四”镇压的总恶果，再次改造了中国国民性。在毛之后，中国社会公然鼓吹寡廉鲜耻，贪婪无度，犬儒哲学，道德虚无、反智主义和整体堕落腐败的恶俗现代化。
这是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民族主义。毛泽东集秦始皇、斯大林之大成，仇视文明、善良、宽容、慈悲和一切人性人伦人权人道；邓小平则拒斥一切高尚、理想、神圣，以物欲、利益和现世功利再次徵服中国。在两者之间，则一以贯之以唯物主义、无论神和历史虚无主义。
一个痛失其伟大传统，历经蒙元、明清专制毒化，又遭日本侵略、苏俄精神徵服的民族，一个积累了巨量苦难、仇恨、狂热、偏执的国家，一个数以亿计缺乏敬畏、感恩、救赎，不认同自由、民主、宪政的饱受精神创伤而又充满世俗欲望的人类最大共同体，一旦被某种事变刺激，被某种意识形态裹挟，被某个领袖盅惑，那就谁也难以逆料它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显示其力量、意志和愿望。
欧洲，美国，俄罗斯乃至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都无以作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参照。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对自威斯特伐利亚以后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性超越。传统绝对国家主权和民族至上论因为两次世界大和冷战而消褪于历史帷幕后面。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人民诸项传统主权范围的竞争与扩张，已经被一种新型超国家共同体逾越。但它那具有人类文明新型范式的伟大尝试，对中国却几乎没有吸引力。
美国作为人类文明天然熔炉，更与中国呈现几乎全然相反的形态。只要中国庞大社会维持目前状态，中美之间的根本差异将几乎难以避免地演变成冲突。
俄罗斯仍处于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低谷，大俄罗斯主义退缩到四百年来不可能再狭小的空间。中俄之间出现某种结盟以对抗西方，并非天方夜谈。
苏俄文豪和圣哲索尔仁尼琴曾在致苏共领袖公开信中告诫：建立大帝国的愿望与道德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追求帝国的民族注定要遭殃。二十世纪，德国法西斯“第三帝国”、大日本军国主义帝国和苏联红色共产帝国三大帝国的覆灭已证实了索氏的预言和论断。
中国现代民族性是中国内外历史事件、思潮和运动交相影响的产物。现在仍处于深刻变化的阶段。中国民族主义无论出现何种面貌，都必然强烈改变中国并影响世界。
如何抵御大帝国的诱惑，避免帝国噩梦变为现实，是中国民族、尤其思想界最严峻最重大的历史性责任。最早对帝国前景发出警示的是李慎之先生。不妨将我们这位先知的有关思虑略加引申。
中国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与同样令世界瞩目的专制主义制度，两者在中国同时并存的状态已临近终点。究竟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最终“消解”中国的专制主义，内承中国历史传统的“精华”，外与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从而造福中国与世界，还是中国专制主义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复辟中国历史传统的“糟粕”，为祸中国与世界，其最危险、最需警觉的，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向新的大帝国道路的可能。
先生虽然很少直接使用“帝国”一词，但已预感到它的不祥之兆：“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而“中国是天然的大国”，“作为数量上占人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时间长达两千年的一种模式，……最好就称之为帝国主义”。
中国向来缺少西式民族主义，而有东方式的天下主义。先生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两大目标“反满”、“反帝”已经通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完全实现了，“不料，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有了一个新的转向。由在世界的东方四征不庭、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情结发展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情结’。……中国历史上是东亚的大帝国，几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形成了中国人一有点条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称之为虚骄之气。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往往叫人害怕。”（李慎之：《和平奋斗兴中国》）
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极左路线，其最高目标，同时也是其最后动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这是中国人民“即使没有裤子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就是这股“虚骄之气”几致中国于死地。二十年过去，中国人口袋里的钱稍稍比过去多了一点，但这股虚骄之气又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本着国家主义的实质开始冒起来。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这是一种历史的大感觉和大提防，这是植根于巨大的历史异数和剧烈的文明创痛的忧患和预感。中国专制主义如果重新复活，它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形式就是大帝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纯属虚幻的景象，却是曾经笼罩了中国二十年之久的历史浩劫，是先生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从“中央之国”转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再转到“大中华红色帝国”，并不只是某一个或某一些人的梦呓。
中国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幅员辽阔的疆域，近代以来它的受难、屈辱、创伤、不幸，它的孤愤、积怨、忌恨、危机，它与西方主流文明失之交臂而远未消弭的隔阂、疑惧、对峙和冲突，它那沉潜不显却欲伺机再度引发的底层革命和共产圣战，以及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东西方所有大帝国的历史诱惑，都可能在某种历史环境下，一齐转化为一个“高耸而立”的大帝国的历史资源。一言以蔽之，中国步武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汉高祖、元世祖、明太祖、清世祖、毛泽东之后尘，走上一条扩张、征服、革命、战争之路，并不缺少它的缘由、动力和基础。
君不见，无论“极左”还是“极右”、“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国家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会在高唱“大中华”时热血沸腾，都会为“巨龙腾飞”的远景热泪盈眶；
君不见，中国国家主流传媒决不与西方在自由、民主、人权、信仰领域，更不在国家制度、法律精神以及全球价值、全球伦理、全球安全和全球秩序上展开严肃的对话；
君不见，中国一些狂热分子的激进主张（《中国可以说不》、《超限战》、《为中国声辩》等）几度走红，广有市场；一位曾经以传播自由为己任的学者近日迫不及待地站到民族主义阵营一边，推出《中国站起来》，不存避讳地为义和团以来的仇外势力声辩。中国青年一代在“9·11”事件时的“自由”而“独立”的狂欢表演已一再令世界瞠目结舌；中国国家电视台通过直播，通过中国的“天之骄子”——北大、清华男女学生——对美、英国家元首的挑衅性（当然是经过安排的）质问所表露的骄狂、轻蔑和敌意，乃是向数亿中国青少年暗示和引导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否定和拒斥。
君不见，无论海湾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无论伊拉克战争还是巴以冲突，中国都从来不站在西方一边，官方军事评论权威甚至按捺不住地在电视上教诲萨达姆卫队和伊拉克人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去淹死、烧死美英联军，而对美、英联军的任何伤亡、失误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
君不见，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环境、全球核不扩散和全球反恐战争等攸关人类存亡福祸的重大领域，正形成并亮出自己另起炉灶的世界性战略，这种战略已使人类临近又一轮对抗和毁灭的威胁。
一言以蔽之，中国拒绝与西方握手，拒绝与西方对视。——除了满清王朝式的颟顸虚骄外，中国统治当局还另有一套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另有一套世界观和世界战略。
如果以李慎之先生为代表的知识界仿效八十年前鼓吹“纯正社会主义”、“超大国时代”、“大亚细亚主义”、发起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北一辉、大川周明、井上日召、权藤成卿等日本“有志之士”，仿效七十年前公开集会支持希特勒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主义”运动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海森堡、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经济学大师沙赫特、艺术史家平德尔等纳粹知识名流；如果以先生为祭酒的中国知识精英公开宣扬“国家第一”、“民族至上”、“中国高于一切”、“二十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如果以先生为矜式的中国学人公开拒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公开对抗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公开颂扬绝对专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爱国主义、奴性集体主义、工具英雄主义，那么，中国离帝国之途，也就一步之遥了。
任何诱发和强化帝国意欲的言论举措，都将是对中国最危险最有害最凶险的误导，都将使中国近代以来全部经验和教训付之东流，都将使中国文明（包括近二十年的物质成就）毁于一旦，都将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都是对中国和世界命运的极其反动、极其无耻的挑战，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的启示录式的威胁。
当这种东方、亚细亚和中国式的专制主义还没有溢出它的边界、还没有尝试它的世界形式时，先生与无数国人已经从内部饱受过它的残酷刻毒了（中国红卫兵一代和“群众专政”犯下的罪孽难道不比希特勒德国的党卫队、冲锋队和斯大林暴政的“契卡”和“克格勃”多吗！）。皈依专制，拥戴独裁，效命帝国，意味着对中国和人类一切正面价值和理想的蔑视和背叛，对现代文明的反动和对人类本性的进攻，也是对一己生命不可宽赦的犯罪。
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历史、文明、道德和人生的大限。
也是一条对国家、民族真正负责、忠诚和挚爱的大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先生为中坚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与权力当局和弥漫全中国的物质崇拜、权力崇拜、国家崇拜、专制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之间最后的分野，就在这条大限。先生晚年全部圣贤之心和先知之智，就是首先守住这条大限，守住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守住中国的生机与希望。
让我们再次回到苏俄（整个二十世纪，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最深，中国至今没有正视），借几名先知之笔对这个曾让东、西方同时发抖的大帝国最后的崩溃投去浮表的一瞥。
最早预见到苏联帝国崩溃的，是一名西方剧作家。
1949年，东、西方冷战铁幕垂下，苏联已牢牢控制着东欧，斯大林几乎成为人类“救星”时，瑞士德语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发表了四幕历史喜剧《罗慕路斯大帝》。这位自阿里斯托芬、易卜生、萧伯纳和布莱希特以来最出色的西方戏剧大师，借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这一历史戏剧主人公，天才地预示了四十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名苏联末代总书记的出现。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利用其特殊身份，运用“老良知”和“新思维”，让历史上最强大也最不义的帝国寿终正寝。
当女儿和女婿愿为罗马牺牲，妻子谴责他背叛了帝国缔造者，帝国元帅、财政部长和骑兵队长都发誓与日尔曼人血战到底，宫廷侍从深信“罗马这样伟大的帝国根本就不会完全崩溃”时，那位唯一领悟到历史真谛的先知说道：
几百年以来，我们已经为国家作出了那么多牺牲，现在，该是国家为我们作出牺牲的时候了。
罗马早已死亡了，你们在为一个死人作出牺牲，为一个幽灵而战斗，为一堆倾圮的坟墓而生存！
几百年以来，大罗马帝国之所以还存在着，就因为它有一个皇帝。因此对我来说除了自己当皇帝，以便有条件消灭帝国以外，别无它法。
不，爱祖国不应该超过爱一个人。对一个人忠诚比对国家忠诚要伟大得多，也困难得多。
我们的爱没有使罗马变得善良。如果祖国变成杀人犯的巢穴和刽子手的屠场，就把它弃如敝履吧，你对它的爱已经苍白无力。
背叛了我的帝国的不是我。罗马是自己背叛了自己。它曾懂得真理，却选择了暴力；它曾懂得人性，却选择了暴政。罗马历代皇帝的宝座由层层头盖骨堆砌，建基在无数牺牲者骸骨之上，它的债务还没有偿还，罪孽还没有清算。一夜工夫时代已经破晓，牺牲者的咒语已经应验。
我一生都算计着罗马帝国崩溃的那一天。我授予自己充当罗马法官的权利。我牺牲罗马，通过牺牲我自己。
无所畏惧地观察世界，无所畏惧地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学会战胜恐惧，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必须掌握的唯一本领。
1969年，正当苏俄帝国处于其鼎盛时期（刚刚严厉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准备对中国发动核外科手术，“一劳永逸”地削弱中国，解除中国的威胁），犹太裔历史学家阿马利里克就在《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一文中预言：“这个由日耳曼人、拜占庭人和蒙古人所建立的东斯拉夫大帝国已进入了自由生存的最后数十年。接受基督教曾经延缓了罗马帝国的覆灭，但未能使其免于必然的灭亡；同样，马克思主义学说推迟了俄罗斯帝国——第三罗马的崩溃，但无力阻止它的崩溃。”
1994年，索氏结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苏俄解体，分崩离析，“俄罗斯再度陷入可怕的状况”，索氏的告诫一语成谶。索氏再次对祖国发出呼吁：“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应当指出，在没有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条件下，世界上最强大的极权主义帝国几乎自行解体，乃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对于解除冷战和热核战争的毁灭性威胁，对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对于世界的缓和与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和现代复兴都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而对于俄罗斯人民，却是在经过了74年的漫长苦难、付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生命代价后，才看到了那个专制帝国寿终正寝的一天。
“俄国总统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人。几个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国人几乎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转向西方，向美军开放了历来被视为俄国的后院与禁脔的中亚以至高加索地区，完全改变了古老的地缘政治学认为自己已被包围、受威胁的观点，而代之以所谓“地缘经济学”的观点，以为这将促进这片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而有利于俄国及其前“属国”的经济发展。改变如此之大，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还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七成上下，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羡慕的。有俄国评论家说，普京的事业是三百年前彼得大帝全盘西化的战略经过严重挫折与倒退以后的恢复与延续。追溯俄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只有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才是俄国最大的民族利益，这也应该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虽然已转向民主，但还不是一个充分民主的国家，民主所必须要求的法制还远未确立，目前的转变是它挣脱奴役十年以后的又一次突进，对世界的明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但是世界上地域最广大的国家，还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且千万不可忘记它还有半个世纪称霸半个世界使全世界在它的威胁下战栗的历史，迄今手里还握有威力可与美国比拟的核武器。‘9·11’以后，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表示相信‘这股邪恶势力的阴影中应当能诞生永久的善良’，我也抱有同样的希望。”（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中国不能重复苏俄的老路，中国并非没有重蹈苏俄覆辙的可能，中国如果走上苏俄帝国的老路，它的前途和结局将不堪设想。
先生已经站到中国和世界历史交汇的时空高处，他的不可推却的历史使命，是拦截和阻断中国专制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牌号的专制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合流，尤其要警惕这种合流泛滥成“绝对”和“极端”的大帝国祸洪；同时，推助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主流价值融汇，再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世界潮流中的庄严复兴，为东西方文明的伟大遇合，开出新路。
这就是先生圣贤视域中的中国救赎之道，先生全球视域中的中国复兴之道，这就是先生寄身和仙逝的世界潮流、天地境界。
先生中年而后四十年间，长期面对一个大困惑：中国专制主义为何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借尸还魂，变本加厉”，全面复辟且至今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怎样才能最终消灭专制主义？
在生命最后几年，先生单枪匹马对中国专制主义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一次严正的审判。
先生绕过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里查德·琼斯到马克思、列宁、魏特夫等西方人关于“亚洲古代村社和治水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诸理论大厦，撇开中国官方学术界仰人鼻息奉为圭臬的“五阶段论”的历史笑柄，“截断众流”，独自闯进中国二十世纪的昏暗堂奥，擒住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头“东方利维坦怪兽”的“总角”。
先生“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论”，首先直接将批判锋芒指向中国专制主义“老祖宗”秦始皇，将公元前221年秦赢政自称“始皇帝”“立定”为中国专制主义的“元年”，指认王夫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李卓吾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谭嗣同“两千年之政皆为秦政”以及毛泽东“百代多行秦政制”之谓，“实在千真万确”。“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这个大帝国，确立中国专制皇权的人。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中国实行的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我杜撰了一个英文名词，叫做emperorism。二千年间虽有损益，但是基本上没有变化，在中国一直由皇帝统治。”（李慎之：《新世纪 老任务》）
先生明言，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策天下，威震四方”，一统天下所建立的乃是中国第一个“大成至上”的专制帝国，是“中国停滞论”真正的历史起点。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灾难性的断裂、变异和倒退。它“车同轨，书同文字”，“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结束了天下共主、列国并立的封建制度，“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只要打开《左传》和《战国策》一看，就会发现那个真正的封建时代有那么多铁铮铮的汉子以至妇女。你甚至会纳闷，中国人后来是不是堕落了？……我所最推崇的中国人恰好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人，那么尊严，那么‘强哉矫。”（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结束了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秦帝国开启和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绝对皇权专制”、“普遍奴隶制”“军事官僚专权”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帝国传统，将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毒根，深深植入中国的头颅和心脏，它是比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严酷千百倍、中国两千余年间所有苦难和罪孽的总根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黑暗、最阴森、最封闭的专制帝国，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之集大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共和国；“五·四”运动引进了“民主”与“科学”；抗战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跻身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四强之列；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反专制、反独裁”、“争自由、争民主”相号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已经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动了，而他的伟烈丰功却还是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而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达到高峰”，而毛泽东竟公然标榜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直到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最当红、其父辈没有少在1949年后、尤其文化大革命中尝够专制滋味的电影导演，竟也为秦始皇招魂，将“英雄”的桂冠套在这位专制暴君一世的木乃伊头上。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谱系，截然相反的哲学，泾渭分明的历史潮流和民族命脉。为什么“整个二十世纪，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扫地以尽的时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主义却历世长存，而且变本加厉，最后竟发展为最野蛮的群众专政……！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竟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为什么秦始皇取代孔夫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正脉”？毛泽东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正脉”？专制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正脉”？
先生拨开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层层思想迷雾，“以其历经世变沧桑后的大彻大悟，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傅国涌语）洞穿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斯芬克斯真面目。
首先，通过军事战争夺取政权，建立起“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的“政治制度”，即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其次，创立一套旨在维系、阐释、强化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体系”。
先生深刻指出，自秦一统天下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正流”已转向为“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专制主义的文化，“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几乎受到中国古代所有学派和思想的“支持”，甚至具有神学和形而上的终级意义。中国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与其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共荣共损，缺一不可，且共存于“一个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数万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大躯体之中”，这个“庞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身躯”不仅无情而有效地统驭和禁锢着中国人的肉身和内心，而且“还有足够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转化”一切外来的现代化因素。
就实际历史说，则秦始皇与作为其对立面的陈胜、吴广以及两者的结合正是中国“激进主义或曰极左路线”的活水源头。这种思潮以劫富济贫，分田废债的平均主义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为另一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一直没有断绝过，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其结穴的杰作而已。而且，由于其社会基础迄今仍然存在，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单靠西方理论（无论古典还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可能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尤其不可能解读中国古代精神，因为几乎不存在地缘、空间、事实和经验的联系和交流；而欲观察近现代中国，则必须具备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历史文化贯通解读的眼界和器识，先生正是以其丰富的中国经历，以其对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交互历程的宏大而犀利的眼光，对中国专制主义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历史环境、资源、动力和路向，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性思考。
先生强调，“‘五·四”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的精神就是以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它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国启蒙文粹〉序》）
但历史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提供西方文艺复兴、启蒙时代那样壮观而持续的时空舞台。相反，历史以其诸多“意外事件”、以其诡秘不宣的“偶然性”几度搅乱了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步伐。
由西方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纵容的“二十一条”、半西方人的俄国人发动的十月革命、俄国人声称的《加拉罕宣言》、《越飞－孙文宣言》以及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这些本来与中国无关、至少不由中国负责、更不由中国掌控的外部世界事件，完全不容中国极少数启蒙主义者对中国的现代认识和现代设计，而大幅偏离、最终背弃“五·四”启蒙运动，出现二十世纪第一次严重断裂和错位，乃是中国难以避免的历史宿命。
先生以过来人和觉悟者的特殊感受指出，从1919到1949，开头是“救亡压倒启蒙”，接着是“革命压倒民主”，最终是“专制压倒革命”。真正使“五·四”运动发生变形、转向的，比外部世界所有重大事件更有压倒性力量的是“源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即源于“从俄国革命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源于“要求达到社会运动根本解决的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史观”一类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崭新的历史理论和世界观；源于“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理想”。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以陈伯达、艾思奇、李达、邓初民、张友渔、张申府、何干之、沈志远、钱亦石、潘梓年、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以及陈豹隐、王亚南、郭大力等成百上千名中共党员和左翼知识人为骨干（这个“理论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改换成同样以毛泽东为首，以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为骨干的“写作班子”），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奉斯大林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百科全书’”、实则充斥着谎言和谬误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编写的《大众哲学》、《社会学大纲》、《新政治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等作为普及读物‘启蒙’了一代共产党人和左翼精英的‘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由于二十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苏俄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特殊贡献、二战后斯大林主义对东欧的胜利以及东西方冷战的降临等一系列国际事变，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旧启蒙’，而且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我们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因为受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相信在民主的价值之上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那才是我们值得为之斗争并且为之献身的全球价值。这种思潮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影响广大，一度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自此，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意识形态君临中国，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一种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终极目标的国家“赶超”发展战略，得以确立，一种按照这一国家战略制定的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这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识形态现在成了唯一的、绝对的、决定论和永恒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阳”。在它的笼罩下，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一切资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须服从这个总目标，一切不同意见和个人自由都必须严加控制；最后，最重要、“悠悠万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须要有一名集最高权力和最高真理于一身的最高权威。
于是，中国人终于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中国有古典诗词修养的人士终于读到这样一首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
孔学名高实粃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于是，中国人终于从“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极度概括、极端坦率的表白里，领悟到了什么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终于经历了秦始皇以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的中断、变形和倒退：“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
“从毛到邓，他们这一代讲的专政，同三权分立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形成很自然，但是有这个意识形态，我们的苦头就够大了。毛嘛，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实际上是秦始皇加斯大林。从中国继承了秦始皇，从国外继承了斯大林。”（李锐语）
于是，中国人终于看清了一个历史怪兽的真面目：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则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与半西方俄国专制主义杂交的集大成者；终于明白，只有这种现代专制主义集大成者才具有将中华文化几乎摧毁殆尽，将中华民族几乎推到绝境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毁灭性力量。
于是，中国人也终于等来了历史开始复归正道的启机：中国现代集大成的专制主义已经因为文化大革命“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结局遭到“全盘否定”而丧失了在中国的公开“支持”；又因为苏俄、东欧的和平“易帜”而丧失了来自世界的公开“支持”，专制主义终于临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日了。
感谢历史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中国舞台上各种可能有的思想总算已经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进行战斗，……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承认，他是经历了五十年的痛苦磨练和艰难思索，才正式与中国新老专制主义集大成者决裂，势不两立。
先生仍然忧心忡忡，“五·四”民主启蒙被“新启蒙”取代，而无论“旧启蒙”还是“新启蒙”，都一概成为了专制主义的牺牲或奴仆。
“‘五·四’运动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中国的陈独秀，当他经过二十年的磨练阅历而重新觉悟的时候，已是‘刑余之身’，贫病衰老，僻处江津小城。……他的话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一贯倡导民主、鼓吹自由的“胡适和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生，在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的揭露和鞭挞其力度无可比拟的鲁迅，晚年政治思想急剧左转，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而中国“新启蒙”的左派们（先生再三表白自己曾是其中一员）在领到“黄金世界的预约券”、进入由“新启蒙”催生的“新中国”后，所受的磨难和意外，更远胜于“旧启蒙”的先贤。
真正的、唯一的胜利者，仍然是“几乎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态，深深地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都有反复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中国人确实如胡风所说，是浑身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要冲决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罗网是何等困难”。“专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整个地换一种‘活法’，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有世界意义的大事。”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专制主义的毒素不仅远未从中国的社会机体内排除干净，而且在特定环境下，还可能引导和促使民族主义的“恶魔”成分突然转化为毁灭性的非理性力量。
欧洲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对阳光下的份额”、“权力意志”和“生存空间”的觉醒和渴望，极大地增进了财富和文明积累，同时催生了欧洲十九世纪两股最强大的思潮：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它们一旦与被伤害被刺激、精力充沛而规模庞大的民族生命和民族运动相汇合，就会焕发空前强大的盲目力量，这种力量一旦与某种邪恶有毒的使命意识相碰撞，就会产生二十世纪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式的恐怖帝国。
曾把欧洲和世界以及德国自身拖进深渊的“第三帝国”，其精神内核就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后者在十余年时间里迅速演变成“人民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演变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始力量，演变成“人民性——民族性——兽性”的法西斯历程。
先生曾再三总结他所属一代中国人的铭心刻骨的迷误和觉醒，以作中国年轻一代和全体国民的倾覆之鉴。“当时在我们这些左派青年的心目中，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我们那时候爱唱的《祖国进行曲》里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但是不过十五年，苏联当政者（斯大林）的罪行披露，苏联原来是专制程度绝不亚于希特勒德国，而远过于我们心目中专横独裁的蒋介石中国的国家。”（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先生在审视中国外交的演变历史时指出，“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这正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号召‘解放全人类’。中国的红卫兵也把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在国家制度方面更是岿然不动。目前，意识形态的因素只是比毛泽东时代大为削弱，从根本说则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又转化成为某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正当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捡起列宁、毛泽东关于帝国方义存在就有战争的理论，主张对美国说‘不’，质疑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说，并且批评中国政府的外交太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因为中国是一个天然大国，面积还略大于美国，人口世界第一，历史世界最长，五十多年来宣传起来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好转，因此又出现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虚骄之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中国，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中，似乎很有市场。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
2009年10月1日，天安城楼上站列“新中国”新一代领袖人物，并举行中国和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阅兵式。全世界都在观察着这个时刻，都在等待着接受这个庞然大物的自我定位和抉择。
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力量，另一种前途也神意地存在于中国。关于中国高尚使命，慎之先生的运思亦可作当下和未来若干年间的珍贵参考。
先生常说，他是以长远的乐观来掩盖眼前的悲观，但先生从来没有因为眼前的悲观而放弃当下的责任。
先生最早最坚定向国人呼吁：回到“五·四”，“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先生最早最坚定地呼吁中国修改宪法。他希望中国参考美国制订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经验，“早早修订出一部也能管一百年、二百年而无须作重大修正的宪法，这正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
先生最早最坚定地“鼓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主张尽快进行政治改革。他告诫说，“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控一样，造成惨剧”。
先生个人念念不忘、身体力行的，是在中国、首先是青少年中间，推行公民教育。
中国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公民。
从不随地吐痰、不乱抛果皮纸屑到坐公交车要礼让老弱妇孺，都是公民课最起码的内容，一直到懂得什么是政党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么是对权力的制约平衡，什么是司法独立，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懂得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成就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
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是四个现代化以外的更重要的“人的现代化”。它不但为四个现代化提供前提，也是为四个现代化设立目标。
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近年以来，我又萌生了一个愿望，很想编一套12册（备6年12个学期用）的中学公民课本。它应该分两个层次：头6册是供初中用的，也就是每个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的必读课本；后6册是供高中用的，也就是有条件上高中的人的必读课本。因此它应该有循环加深的特点。我虽然有此志愿，只是学无根底而年已老迈，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倘若有志于此的年富力强的学者愿意担当起这个神圣的任务，我还愿意以衰朽残病之躯追随左右，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与有荣焉。这实在是我可以设想的21世纪对祖国、对人民的最好的礼物！
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
这就是先生的坐言起行，先生的“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先生置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禁锢于不顾，兀自召开会议，作出规划、分工。除了何家栋先生几位清贫志士“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外，整个社会完全无动于衷。这一切，都丝毫无损先生践行这一宏大而朴实的“志愿”的古道热肠。无数后来者是否会从一个八旬老翁的夙愿中再次倾听到中国古代圣贤的不朽誓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当中国终于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公民社会时，亿万男女公民也许早已记不起曾有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为他们的公民尊严、权利、责任、义务而流尽最后一滴心血。先生当不会为此悲哀。
无论西方哲人抑或东方圣贤，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以传播真理、绵延文明。苏格拉底不惜生命代价而为“青年的导师”，托尔斯泰以誉满全球的声誉却不惜花费精力为孩子们编写“初级课本”；中国自“万世师表”孔夫子以来更有两千五百多年“师道”传统，近代仁人志士无不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新民”的精神致力于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复兴。
中国和世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卓越奠基人晏阳初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人类四大自由原则外，提出“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睁开眼睛，识字读书，扩大心胸，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壮体力、组织力，为中国新民”奋斗了八十年，而千古传颂；
梁漱溟、卢作孚、张伯苓、罗家伦、陶行知、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等先生都曾为中国现代教育呕心沥血，卓然成家。据称，就连没有接受过现代完整教育的毛泽东，晚年也厌倦于“领袖”、“统帅”、“舵手”一类缺少雅望的称号，只希望保留“导师”一项，称其晚年的愿望是回湖南老家做一名普通教员。
先生“做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的心愿，最与陈独秀晚年编写《小学识字教本》略同。陈独秀晚年患高血压，不顾“左边耳聋、右边脑子时时作痛”，将生命最后三年全部用于“下一代儿童能循此学习，当省却许多脑力”的识字教本上。“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陈独秀只好独自辛苦，当写至下篇《合体字》“抛”字时，还未作解释，便成绝笔，连《小学识字教本》上篇的油印校对稿也没有看到，这名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五·四”运动总司令、新文化运动旗手便在江津郊野穷乡僻壤一户简陋的瓦房里抛弃尘寰，撒手西归。
先生早年幸逢一名优秀的小学公民课教员，青年时代自己做了深受欢迎的中学公民课教师，从中年到晚年，先生更深感“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因而衰年发心，致力中国公民教育。“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时时都在为唤起人们的公民意识而努力。可惜，慎之先生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公民老师！”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从美国归来，立即找李郁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并且给我写了封信：“问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够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会’，那就是可以千秋万代的工作，我们这一生就可算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归宿了。（对我们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虽然很低调，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社会上思想混乱，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公民教程来，对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行政与司法，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都有顺应世界潮流合乎文明原则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敢来挑战。
直到去年年终，慎之还在约任不寐参加编写《公民课本》，可见慎之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这不过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失败。我相信慎之设计的《公民课本》或《公民试行教程》是一定能编成的。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始终保持谨慎而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得到民族命运和时代精神以及历史事变的“支持”，更得到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大势的“支持”。
先生最后的信念和支持，则是源于他与现代专制主义长期对峙、从生命意识最深处喷涌而出的现代中国集大成的圣贤世界的支持。
当代中国，孤独、悲观如先生者，可谓寥若辰星；通达、乐观如先生者，也可谓寥若辰星。先生正是在中国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最宽广的谱系之间，展示着一个圣贤生命的光彩。
先生对中国和世界前途持长远的乐观，因为：
“真理在我们一边”，
人性在我们一边，
历史的辩证法在我们一边；
天命、上帝在我们一边。
先生对中国最终寄于乐观希望，是因为他已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那就是复兴自由主义，走向全球化。
先生衷心推崇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布拉格之春”代表人物之一哈维尔，推崇他在“后极权社会”中呼吁人们凭良心说真话的勇气和智慧，推崇他那看似离奇实则真实可靠的“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推崇他那神秘的信仰：“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应当永远谦卑。”
先生是1949年以后最早反思和警觉斯大林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他曾为此向毛泽东提出实行“大民主”，建立宪法法院，“还政于民”，并主编过中国唯一一本《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他隆重推介哈维尔，因为这名捷克剧作家不仅也是从斯大林绞肉机里“滚”出来而继续追求真理的思想斗士，而且是东欧“天鹅绒革命”一面胜利的旗帜，是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战胜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典范，对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启示意义。更重要的是，先生从哈维尔身上发现了铲除专制主义的最寻常而最有效的武器，即从每一个人内心一点一滴地剔除专制主义的存在基础，用人皆有之的“良心”和“真话”的权利消解、挑战以至最终终结专制主义。这与甘地“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恶”一样，都是直指本心、诉诸人性的大智慧。
历史没有以苏俄（它的巨变太艰难太复杂）、而是以一个东欧小国的自由之光来显示其本性和希望，但在先生焦渴而敏锐的眼中，它已经足以让中国欣喜、振奋、向往了。
先生几乎逐字逐句引用的哈维尔的貌似简单的话，想必也可作为他所希望的现代精神在中国最终胜利的借鉴：
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良心的声音，甚至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之上的责任。
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 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先生诸多愿望之一，是为中国人编撰一本苏俄、东欧二十世纪史。先生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深刻影响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巨著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译者之一，对二十世纪为祸世界的极权主义有极深刻的研究。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先生更有切肤之痛。完全可以设想，由先生主其事编撰的与“第三帝国”孪生的“第三罗马”的兴亡史，一定会使中国从极权主义浓黑的阴霾中再次惊觉。“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哈维尔应该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自由不仅出自人类本性，而且出自宇宙本性。自由是天地间最基本最普遍最无须强制和阐述的精神，人性和文明一天也离不开自由。近代以来，人类所有伟大的历史运动，莫不高举自由的火炬。对自由有独特理解的马克思，也把自由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甚至在骨子里从不理解自由为何物、视自由如寇雠的造反派头目毛泽东在掌权以前，也没有少以自由相标榜。
使将来的历史学家难以理喻的是，自由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一度成为洪水猛兽式的异端，成为国民生活的最大禁忌，甚至成为修辞学上的一大避讳。
西方经过希特勒和斯大林两大反自由帝国的兴亡，自由主义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并成为现代西方自我约束、矫正的天然武器。中国虽然不必从头开支构建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却必须践行自由主义的道路。
先生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祖师，也未必能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权威，而是1949年、1989年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两度中断之后起死回生的“破题人”、自由主义实践的领头者、自由主义目标的预告家。
先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抱有罕见的乐观，他的理由未必赅备、深刻，却以其特有的“宏大叙事”风格，为中国自由主义展示了历史－逻辑的趋势：
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
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
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和复兴》
公元耶酥1840年或孔子2391年或略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第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向，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命运第一次与世界结为一体。对于中国，这是开天辟地未有的大变局；对于世界，这是划时代的大事件。
无论有多少迷误、悖谬、悲剧以及惊觉、抗争、成就，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其安身立命、其现代复兴，都只能在与世界潮流的际会和融汇中，才可能求取。
无论中国如何惊涛骇浪、经纬万端，都可以概而括之，“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对中国最重大的贡献，是把全球化的潮流、趋势、方向引进中国，以中国古代伟大德慧把中国引向全球化。先生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最终摆脱厄运、晦气和异变，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性触媒，是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中国现代转型风雨如晦之际，为中国另辟路径、为中国历史贞下起元式的现代悖兴而英勇前驱的精神摩西。
2010年2月11日 重庆
（未完待續）
—— 原载: 《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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