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呼吁仅能是维权运动的广告形式

陈永苗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对权贵启蒙，相信其可以说服，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和无法满足的渴望。我借用宗教异端“呼喊派”的称谓，给一贯高喊空洞的道德化政改诉求的人，美其名曰“政改呼喊派”。几千次空洞的政改呼吁，还不如一次维权行动，如果说当下政改呼吁还有必要存在，不要一棍子打死，那么理由就是还可以作为维权运动的广告形式，其本身并不是主打产品。

不断发出“应政改”这样的道德指令，有两种政治效果，一种是，对统治者的劝谏，这时候是对统治者的主权或者政治领导权的确认或者默认。公车上书，是一种让统治者安乐死，然而目的与过程之间，目的被推迟，甚至无限制推迟，而过程中，却对统治者的主权或者政治领导权的确认或者默认强化。说明权威和发动改革的主权，还是在于统治者。另一方面，有隐隐约约地把自己放在统治者之上，认为统治者落后于时代进程，他们有资格指导统治者如何统治。这里隐含着强化统治者政统，同时自己暗中从统治者手上争夺道统。

这里的关系极为暧昧，相互冲突解构，又互相加持强化。公车上书的目的是造成统治者的死亡，然而同时又强化其主权权威。政改呼喊派似乎与统治者对立，但是如果没有放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中间，并从统治者那里分享得道统，或者说没有统治者无意中提高他们，他们就没有话语权，无从对统治者喊话。就像绍兴师爷，要是没有县老爷，那么就没有分量。所以政改呼喊派与统治者的对立，是为了统治者，让统治者安乐死，他们认为这是统治者的最佳出路。一旦统治者拒绝死亡，那么政改呼喊派就陷于荒唐尴尬的局面。

在共产党专政面前，舆论是没决定性力量的。即使左右联合，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话语集团，也不是道统所在。康熙之后道统与政统集于君主一身。更何况共产党作为启蒙政党，或者神话集体君主，道统自足，无需外求，不会有帝王师，只会有秘书。知识分子不能自己老做白日梦，以为自己是道统所在，可以道统牵引政统，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

启蒙运动，尤其80年代的，有一种自命的道统意识，或者暗中夺权的整治行动（因为认为思想革命总引导政治行动），这里背后是一种权力欲暗不做声的专横和自负。可是这偏偏错了。康熙之后，道统与政统合一，后来的启蒙政党同时是如此。康熙之后，只有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的附庸时，组成部分时，才虚假地享有道统。百年以来民国的知识分子地位最高，同样也是虚假的享有道统。所以思想革命总引导政治行动并不成立了。

邓小平的改革方案，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天罗地网般骗局，从经济到政治的路径，或者说从经济自由到经济自由的路径，是不可能的。前者不可能实质性地指向后者，只有一些虚晃的样子。其政改呼喊派提出的绍兴师爷那样的下三烂改革措施，其手段并不一定指向或者带来目的的实现，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无数破绽，那么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本能，不断寻找例外状态，进行政治决断，以拖延目的的实现。那么过程就变为无限长，而且可能每一个步骤是南辕北辙，破绽越发无数起来。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对改革目标的期待，和政改的可能，就成了忍受和期待的镇痛剂，这是一个永久性的缓兵之计。

我们可以看到，改革三十年从来嘴上没有否定改革目标，极其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行动上以最相反的政治决断都出现了。也就是说，改革时代的改革，是最佳维护统治的欺骗方式。在这样的时代里面，绝对不可能用文革或者前改革的政治方案，来维护统治。

政改的诉求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所以与民众急迫的民生诉求，是一定的冲突。空洞诉求的道德立场，并不是一种民权的立场，并不是奠基的维护权利，而是对权贵的道德说教，当没有把自由与民生统一在民权的旗帜下，二者就会发生冲突。我需提醒一点，皇权如何都有巫术的特征，获得民众的拥戴，民众顶多要换换一个皇帝，但是不废除帝制。只要搞好民生，就很容易维持。

自由对于民众而言，并不是紧迫的，而只有如启蒙运动那样，把民众视为潜在的知识分子，才好像自由对民众也是紧迫的。如此政改的诉求，才具有总体性。可是把民众视为潜在知识分子，仅仅是启蒙运动已经证明失败的一种假设。或许对于底层知识分子不是假设，民众好像没有如此。只有底层当中，想当主子的底层知识分子，才用嘴巴和脑袋先当，美曰其名：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

启蒙运动一致谴责愚民，谴责犬儒主义。民众并不是这一些人道德不高尚，而是无法高尚，对于他们来说，反抗的成本或者代价太大，他们无力承受，他们是不能而并非不要反抗，。这时候谴责是在落井下石。没有人不知道民主自由的价值，这一已经是全国人民皆知的秘密，启蒙运动派还以为是少数人独占的秘密。启蒙运动对民众不是阳光，也不是闪电，更不是及时雨。雨下得太多，也成了一种洪涝灾害。

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的路径还要继续么？如此带来的革命往往都是失败的革命，目标堕落的革命。从德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例子来看，无不如此。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此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专政政权，还受到思想革命带动么。现实是相反的，思想思潮仅仅是专政政权的工具。专政政权本身，就像霍布斯的利维坦，已经是最后目标的象征和保障。道统与法统都在他们这一边，不在知识分子这一边。中共的专政，按照其吹嘘，已经是最先进的，是永远的大救星、导师，知识分子不过是他们启蒙的工具，不再是其导师，人民的导师和政权的导师。也就是说，终结了思想革命带动社会政治革命的路径。老子生了儿子，儿子杀了老子。

我丝毫不对这种自命和骗取道统的行径进行道德批判，也不对这种一个磨子刻出来的新精英替代旧精英进行道德批判，而是想指出，这种道德政治结构的延续，是在是虚无主义政治的延续。我关心的问题是新精英的上台，能否达到立宪的目的。我担心一个磨子刻出来的新精英替代旧精英，是加剧了内战的可能性，而不是促进民主，口头上的自由民主宪政与实际上的专政，会被进一步延续，情况会进一步严重。

80、90年代的新精英，由于付出数亿人的死亡，以及几十年的动荡，他们在心头上会警惕，但是内心却没有深入骨髓，成为一种自律的绝对法则，或者有助于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力量均衡。这方面的措施，除了2003年维权运动崛起之前，基本上贡献不大。

—— 原载: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