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意识”与“没有敌人”

杨光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身陷文字狱的刘晓波先生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句话引发了一些批评：有人不解，有人不满；有人诧异，有人反感。

我猜想，有些人之所以对“没有敌人”感到失望，大概是因为他们更愿意听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惜乎晓波先生已届中年了）那样的狱中豪言。不过，处在刘晓波当前的位置，如果我们读到的真的是另一种版本的“最后陈述”——比如，“我一个也不宽恕”，或者“与独裁政府斗、与专政机器斗，其乐无穷”——恐怕也同样会引起争议，或许是更大的争议。

一、“敌人意识”与毛泽东

关于“敌人”的话题，中国人是很有发言权的。国家公敌、人民死敌，阶级敌人、民族敌人，外国的敌人、党内的敌人，武装的敌人、伪装的敌人，战场上的敌人、会场上的敌人，政治上的敌人、文化上的敌人，组织上的敌人、思想上的敌人，公开的敌人、隐藏的敌人，……；从美帝到苏修，从国民党到走资派，从孔老二到林彪，从王实味到胡风，从反革命到右派，从精神污染到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百十年来，还有什么样的敌人我们中国人不曾见识过？

中国人民一向缺吃少穿，缺自由、少人权，缺幸福、少尊严，从来就不曾缺少过敌人！我们似乎就生活在敌人当中，而且似乎已经习惯了与人为敌、相互为敌、以邻为敌、以洋为敌、四面树敌、须臾离不开敌人的日子。心中有鬼，大白天也能见鬼；眼中有梁，草木皆兵；写小说的可以反党，写宪章的岂非颠覆？晓波先生说得对，这就叫做“敌人意识”。

毛泽东是无可争议的敌人问题专家。人称毛主义为“斗争哲学”，其实也可以叫做“敌我哲学”。早在1926年，青年毛泽东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个议题上大做文章。毛泽东告诉我们：矛盾无时不在，敌人无处不有；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划出阵线、分清敌我：依靠谁、团结谁？统战谁、孤立谁？打击谁、消灭谁？此事万万不能含糊；人类社会可以一分为二：不是人民，就是敌人，不是人民战胜敌人，就是敌人压迫人民；在战场上，敌人是打出来的，在和平时期，敌人是可以根据红头文件“划”出来的——按出身、按表现或者按思想；“划”敌人又是可以定指标的：大约95%的人可归于“人民”这边，另5%的人则必在敌人那边；敌人就象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旧的敌人消灭了，新的敌人还会产生，永远没有穷尽（所以要继续革命、永远革命）；社会矛盾分两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靠专政，后者靠教育，但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屡教不改，事情的性质就变化了。

毛泽东还告诉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最大的民主，对敌人实行全面的专政；人民民主，也叫做人民的独裁；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绝不能施仁政，要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的此类表述多不胜数，其“敌我哲学”不仅影响了共产党的思维和政策、塑造了中共政权难以消解的“敌人意识”，实际上它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流毒之剧，至今余毒尚存。包括我们这些争民主、求自由的异议者、抗争者在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毛主义的思维陷阱，竟以为争民主、求自由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确定、进而消灭民主运动的“敌人”，似乎非此不足以争民主、求自由。

二、“敌人”与施米特

关于“敌人”这一政治议题，让我们也来看看外国的情形。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曾被称作纳粹德国的“桂冠法学家”，他也是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批评家之一。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说，“划分敌我是政治的标准”，“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而所谓“敌人”，意味着“始终存在的发生斗争的可能性”、“肉体杀戮的现实可能性”。

依照这种对政治的敌我化理解，施米特认为，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多元主义否定了统一的、确定性的敌友划分，而国家只能是政治的统一体。他说，自由主义的典型难题之一是把经济上的敌人仅仅视为竞争对手，把伦理道德上的敌人仅仅视为辩论对象，自由主义标榜国家在政治上（即敌我划分上）的中立性，试图以此限制国家、逃避政治，“但这些所谓非政治的、甚至在表面上反政治的体制，要么为现存体制服务，要么导向了新的敌—友划分，却不能摆脱政治的后果”。

按照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毛式语汇，施米特的理论或许可以这样转述：政治（无论民主的、或不民主的政治）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两条：划分敌我、对敌斗争；不是敌人阵营被打倒或者被消灭，就是我们的阵营被打倒或者被消灭，没有妥协调和的余地；而（刘晓波式的）自由主义者们竟然宣称“没有敌人”，无非是虚伪的自欺欺人；谎称国家权力应该内政中立，应该无分敌我、对所有的公民一视同仁，其实是以自由平等的名义掩饰客观存在的敌我矛盾。

看来，毛泽东若生在纳粹德国，或有可能成为戈培尔领导下的“桂冠政治理论家”；施米特若生在毛时代的中国，亦有可能成为标准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三、“没有敌人”注解

“我没有敌人”不是平常的法庭辩护词，它更象宗教话语。很容易让基督徒联想到《圣经》登山宝训：打右脸给左脸，拿外衣给内衣，“爱你们的仇敌”；也会让佛门弟子想到佛陀的大慈悲：摆脱仇恨、恶意、苦恼与焦虑，示众生（包括恶人）以慈爱；在中国典籍中，“没有敌人”与孟子的“仁者无敌”同文而异义（“仁者无敌”不是没有敌人，而是没有足以为敌的人），与墨子的“兼爱”、孔夫子的“以直报怨”、老子的“报怨以德”，或有些相交之义。

刘晓波不是教徒，也不是宗教迫害的受害者。毫无疑问，我国所谓“国家政权”正以他为敌——哪怕只是假想敌，这“没有敌人”是何涵义？何以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敌人”的批评者们倒是所言不虚、批之有据。他们的观点，我大致总结、转述如下：第一，就“客观事实”而言，自由民主力量与专制独裁体制之间对垒分明、无可调和，现政权欲借国家暴力置民主运动于死地而后快，既然如此，有敌人是明摆着的事实，“没有敌人”则是自欺；第二，就立场和态度而言，在自身安全与自由已遭受直接且重大的侵害之际宣称“没有敌人”，无疑是意志薄弱、丧失原则的退让（甚至有“美化”、“媚共”、“共特”之嫌），在政治上则是绥靖主义、不抵抗主义、不设防主义甚至是投降主义；第三，即使作为一种策略，“没有敌人”也是荒谬的，貌似宽容、实为软弱，共产党可不吃你这一套。在中共治下，自由民主是“乞求”不来的，只能在敌我交锋中打出来、斗出来。

我必须声明，我完全不同意上述对晓波先生的批评意见。刘晓波的“没有敌人”与批评者们的“有敌人”，事实上分属于不同的两种范畴、两种语义、两个场域、两个话语空间，这种争论，有点鸡同鸭讲的味道。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刘晓波是在严格、精确的意义上使用“敌人”一词（从词源学上讲，敌人乃是指战争状态下对立方的参战人员，即如施米特所言，“敌人”意即“否定对方的生存”、“肉体杀戮的现实可能性”）。而刘晓波的批评者们显然是在引申的、比拟的意义上使用“敌人”一词。在他们那里，敌人不必是具体的某人（或某族群之人），而可以是抽象的思想、文化，或物化的权力、制度：比如说，专制制度是民主的敌人，中共政权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我仍有小小疑问：难道共产党员、中共官员就不属于“中国人民”吗？）。当然，在比拟的意义上，你的确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但是，如果你非要说马克思和约翰?密尔相互为敌人，恐怕马克思和密尔都不一定能同意。这样的争论有什么意思呢？

刘晓波先生之所谓“没有敌人”表明：第一，他不以拘禁、起诉、判决他的警务、法务人员为私敌，不以执行过不正当职务的具体的公务人员为私敌；第二，他拒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同态报复理念，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对待那些敌视他、压迫他的人；第三，更一般地，他否定“敌人意识” 、“斗争哲学”，拒绝接受毛主义的敌我两分法，他认为，政治社会乃是由不同观点、不同利益的公民所构成，而非“人民”与“敌人”不断斗争的“对立统一体”。

和那些坚称有没有敌人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的批评者们恰好相反，我以为，晓波先生之“没有敌人”主要是一个价值陈述，意即：不以“敌人意识”、敌对姿态对待任何一个公民，哪怕他是一个以敌对之道待己的执法者或执政者。善哉刘晓波，大哉刘晓波！

谨以此文向《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当代文字狱的受害者之一刘晓波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2010-2-15

—— 原载: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