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转型的动力机制

王军涛

    各位朋友，我的发言从政治转型的角度探讨中国民间社会的政治角色及活动方式。


第一，政治转型理论经历过两次转变


    传统的启蒙学派的转型思路是，政治转型的障碍是思想认识，通过讨论和教育的启蒙，普及有关转型的知识后，转型就可以发生。马克思主义探讨了反对转型的利益动机和社会基础，但还是认为转型与否的关键是人的意愿。不过这种意愿不是知识决定的，而是利益决定的。

    政治转型理论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20世纪前期。当法西斯国家的宪政或民主政体被法西斯主义颠覆后，人们认识到，政治民主化不仅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还有一些因素和条件。那时，社会研究正在科学化。人们探讨各种宏观因素对转型的正面或负面的作用，作为转型的决定性条件。这些因素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国际环境。

    然而，第三波民主化大潮席卷全球之际，所有这些宏观条件都被证明不是决定性的条件。这些因素不决定转型是否发生，只是影响转型成败的概率的因素。而对于任何个案国家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70年代中叶兴起的转型理论主张从朝野互动来理解转型的动力机制。这种理论总结第三波民主化的和平开放转型的动力机制是政治博弈中的各派理性地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互动中打开就体制，实现政治转型，一般模式为，当发生执政绩效很差、军事战败和继承危机时，面对民间抗议或求变呼声增高，执政者中的开明派、温和派或改革派坚持自由化的方针，在与朝中保守派、强硬派或僵硬派的斗争中逐步与民间反对派结盟的立场；民间反对派中的理性力量借执政者中两派内都提供的空间发展活动方式呼应改革派，最后朝野中的理性派互动打开体制，启动转型。


第二，《零八宪章》的意义


    从上述转型理论看，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没有出现转型是比较转型理论的一个异数，因为按照当时形势看，中国至少具备两个转型的启动因素：继承关头和执政绩效。还有就是六四镇压丧失合法性。中国没发生转型值得深究原因。

    曾经有人在反对运动中寻找原因，但中国民间力量不缺少与当局良性互动的理性力量。这也是中国民主党和《零八宪章》派的政治定位的意义。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反对力量和民间力量，除了一些道德文章外，在实际政治活动和代价及气节上都并不逊色于前苏东阵营中的异议人士。

    因此，中国没有出现转型，原因不在民间力量。而是统治者拒绝转型。

    但是，统治者拒绝转型，与民间力量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主要原因是民间力量的保守政治心态，在继承关头和执政绩效很差时，要么自我感觉还很好，要么惧怕风险不愿转型。这样就使得统治集团感到的转型压力不够大，压力不能诱导分化统治集团。

    第三代转型理论对于政治家的假设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当启动和加入转型对他们争权夺利有利时，他们就会参与。也就是说，转型不是以对民主理念的追求为前提条件。在以往的民运讨论中，一直有这样的看法，统治者为什么要进行一党专制自杀式的政治转型？这不是政客的理性选择。第三代民主转型不讨论抽象的铁板一块的统治集团，而是将其视为不同利益和取向的派别构成的阵营。在利益驱动足够大时，会发生分化。转型会给某些集团带来巨大的红利。因此他们选择转型。


第三，中国政治转型困境与民间反对派力量的策略选择


    就中国案例而言，导致中国在90年代末痛失转型机会，决不是因为缺乏愿意与统治者良性互动的民间精英。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曾有精英作如是反思。例如，社会学者陆学艺曾把8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关于国家改革的讨论作为中国失去转型机会的原因，他认为这样的讨论使得统治集团不能接受，逼迫统治集团拒绝转型。这样的反思学者把所有统治者不高兴或不接受的政纲和活动方式的出现，都视为激进派而定位为导致中国不能转型的原因。这样的看法不符合比较转型的观察。事实上，中国民间精英至今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和重大关头的政纲和政治行动方式，都是温和的。至今转型不能发生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暴虐。而且，民间精英的温和和政治行动的保守特征，是统治者暴虐得以盛行的条件。

    因此，从推动转型的角度看，中国民间精英应当调整自己的策略选择。在统治集团暴虐和民间精英普遍感觉良好时，应当支持甚至寻找适当方式动员底层大众以大众的常识正义感的参与表达，形成治理危机。这样才能一方面打破精英对现状的错觉，另一方面对统治集团产生足够压力，推动变革或催化统治集团的更新式分化。

    在第三代转型理论占主导地位时，就有政治学者分析南非案例，批判那种仅仅从精英和平互动中寻求转型的动力机制的思路。南非的转型中，劳工反抗运动甚至暴力运动，引发国际社会的压力，导致旧制度维持的成本代价急剧上升，产生压力，迫使统治集团接受转型。

    就政治转型的动力机制的民间条件看，中国现在已经有民主党作为组织框架资源和《零八宪章》作为政纲资源，应该说不缺少转型的政治条件。所缺者是统治集团的意向。转型理论不期待他们接受理念；这些在官场上存活的官僚不具有引领变革的政治抱负。但现实的治理危机会让他们寻找新的思路解决问题。民间政治精英能否跳出传统的思路，寻找新的方式动员新的政治力量参与，将是中国形成转型动力机制所需要的朝野互动模式的关键。

    （本文为作者在“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共建政60年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