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危局

温克坚

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有效组合？这些和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巨大疑问，从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就一直占据着公共舆论空间。一年多以来，各种猜测，各种理论，无论悲观的或者乐观的，内生的或者外生的，都有了充分的陈述，也有着各自的支持群体。当然要恰当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经济走势是困难的，因为没有可靠的数据，没有自由而充分的信息，同时经济过程承载了太多的政治意图，刚性的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会不断扭曲经济的进程。我自己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比较悲观，如果从就业人数，财政收入，社会用电量等指标来看，从去年10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基本都是在底部徘徊，从来没有走上真正的复苏轨道。

不过由于"经济复苏"是一种被迫切需要的社会心理安慰剂，在政治结构主导下，各种支持复苏的政策，工具，舆论应运而生，在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组合，各种报喜不报忧的数据，以及各种维稳舆论共同塑造下，克服经济危机所必需要服用的痛苦药方--结构改革被遗忘，而"经济复苏"的公共感受被催化出来，这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高歌猛进的股市和楼市。今年上半年以来，沪深股市指数上涨超过50%，而楼市则更是如脱缰野马，房价炙手可热，在一线城市甚至超过2007年的顶峰。一时之间，复苏之说似乎无可怀疑，从表面数据来看，股市和楼市承担了经济复苏的大任。

对于经济形势走势，公众也会逐步形成独立的感受和认知。一方面，关于经济政策和前景判断的异议一直存在，多少会对社会认知产生影响；另外，借助于生活的直接经验，比如工作和收入状态的变化，公众的经济直觉会逐步提升，从而产生对官方复苏的质疑。

而2009年7月底以来的股市大幅调整，则是一个适时的叫醒服务。7月29日，8月7日、12日、14日、17日和19日，A股均大幅下跌，不到半个月，A股指数毫无抵抗地跌去20％，投资人的账面财富被抹去5万亿元。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市场和投资者的脆弱心态，央行和银监会在货币政策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投资者和市场反应过度，毕竟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股市上扬并没有公司业绩为基础，现在进场操作的投资者玩的只是在流动性泛滥的时代，一个刀口舔血的游戏。

尚无法确定决策层对这次股市调整的解读，不过根据所谓的传统智慧， 经济复苏和股市发展已经被互相强化，股市成为了反映经济复苏的指标，因此从决策层的立场来看，不会允许股市大幅下跌（至于他们是否能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可以观察到的是财经官僚们纷纷表态，表示会继续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种种传闻是政府掌握的资金直接进行托市等等，至于一个长期处在惊弓之鸟状的市场对这种表态的接受程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对于决策层来说，坏消息不仅仅在资本市场，反映实体经济状况的诸多经济数据也表明所谓的经济复苏已经疲态初显。来自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称7月份的经济数据，有多个指标，包括工业增加值、发电量及固定资产投资等都出现了环比涨幅持平或下降。畸形政治结构导致的经济败象将是未来一两年的主要景观。

当然，熟悉最近数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人们，都认识到政策的起伏波动和经济忽冷忽热之间的相关性，遵循这种思路，本文试图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需，内需以及宏观经济决策体制来对中国经济走势做一个综合性的分析。

一．货币政策触礁

这次资本市场的异动传递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信息是，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被逼到了一个拐点。这其中最真实的理由，就是货币政策的运作空间已经被耗尽，这里可以借鉴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的一些观点：

"年初国务院确立了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贷款增长5万亿元以上的目标，相对于8%的GDP增长和4%的 CPI增长是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今年上半年执行结果M2增长28.5%，贷款增长7.37万亿元。如果不采取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的措施，将埋下国民 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从2003年至2007年来看，商业银行上半年的贷款量基本占全年的60%至70%，五年平均下来是65.5%。依照这个比例，今年 的信贷总量将达到11.1万亿元，全年的贷款增长幅度将达35%以上。这样高速的信贷增长，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实，对于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异议声音一直存在，许多有影响的评论人士对当局近乎不受节制的货币投放提出了警告，并把这种做法比喻为饮鸩止渴，最近由于货币政策的畸变越来越显著，这种警示的声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回应，甚至成为主流意见了。

当然，决策层可以蔑视民意和公共智慧，对异议声音选择性失聪，对于体制内的异见（比如吴晓灵女士的看法）可以进行规劝，但是却无法对抗货币运行内在的逻辑，那就是货币投放不可能像上半年那么泛滥， 或迟或早，不受节制的货币投放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对于任何政治结构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极力避免的噩梦。 因此，一些国际上的投行已经在预期2009年的剩余时间内，中国货币当局将被迫频繁展开回收流动性的工作，比如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甚至加息。货币政策的这种调整后果尚难以估计，但是上半年不受节制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堰塞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巨大的隐忧。

二．外需无力接续

根据一些分析，决策层之所以敢大胆推动近乎饮鸩止渴式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期待的是希望欧美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恢复增长，外需这个熄火的经济驱动引擎就可以重新启动，重新接续并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以此换取货币政策的退出。这种期待有一定的历史经验为基础。 这些年来，WTO带来的全球化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之一，在人力成本和汇率成本被认为压低的背景下，中国出口每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速，高层智囊们分析的结果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比较小，欧美市场完成一轮去库存化之后，自然需要重新进口，因此把宝压在下半年的出口恢复上时可以理解的。不过最近数月来的出口数据显然不支持这个假设。

从周期来看，即使中国出口可以再次复苏，其时间也不可能是两三年之内就可以崛起的，尤其是本次危机是美国为主导（上一轮周期中，以东南亚危机为主），与中国出口增长有极大的关系。

并且，即使中国对欧美的出口可以保持以往的速度，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在近十年，尤其是2004年以后，中国同时存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称之为外部失衡。当外部失衡累积到一定程度无法排解，国际压力及中国经济基本面就必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这种情况在2005年8月推动了中国的汇改，但远期汇率取决于内外部的预期，单边升值以及自我实现的预期使得热钱更快涌入中国套利。基于中国资本账户管制的现实，央行不得不回收大量的外币，同时发放基础货币以对冲增加的外储。这形成了2006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

现实是这次危机的冲击之下，欧美尤其是美国消费者深深感受到了财富去杠杆化之后的痛苦，因此对其负债消费的模式已经做了较大的调整，表现为今年以来，美国家庭储蓄率逐步回升。因此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是，哪怕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并不意味着美国消费者会重新回到过去那种负债式的消费模式，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不会回到以前那样的程度。 当局在出口退税等政策层面的微调不可能改变中国出口持续低迷的困境。在从这个意义上，当局寄予厚望的外需这根稻草落空了。

三．内需增长乏力

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引擎---消费也值得好好分析。暂时不管刺激消费政策本身的道德合法性问题，纯粹从技术性角度来看消费的演变曲线，就让我们可以归纳出其对经济走势即将产生的影响。 今年上半年以来刺激消费的一些政策，比如汽车消费税的调整，家电下乡等措施，在短时间内也许刺激了部分消费。 不过在消费观念没有变化，收入没有大幅增长的情况下，社会消费总额是不可能大幅增长的。 事实上，6.7月份汽车销售的数据已经表明这种刺激变成了强弩之末，其后遗症开始显露。汽车消费税的调整策略，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等短期上也许刺激了消费，但是在收入增长缺乏保障，经济形势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这只是透支了部分消费能力而已。从收入状况，失业率以及消费者的信心等视角来看，可以推定总体需求增长乏力。毫无疑问，除了公务员等少数群体，绝大部分社会阶层将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收入减少，自然会影响其消费能力。而不断增加的失业率，也显著的影响着相关人群的消费能力。几千万农民工的失业影响的是上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从供应方面来看，由于权力结构对特定商品的操控导致的价格扭曲，也客观上阻碍了消费的进一步深化。以楼市为例，今年以来价格快速上涨，在释放部分刚性需求之外，很快就因为价格问题而让消费者望而却步，7月份以来的成交量明显萎缩，而房地产的投资形势也开始变得保守，楼市很可能重新陷入一个相对停滞期。当然，内需背后是中国居民收入机制的不合理，反映的是中国权力经济格局下的分配不公。

三． 政策工具捉襟见肘

除了上面分析到的货币政策面临的瓶颈，我们会发现，决策层掌握的其他正常工具也开始捉襟见肘，用起来不再那么得心应手。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例，本来希望通过"铁公机"等大项目为主导的大型投资，快速带动民间和社会投资的跟进。现实情况是这些大型的中长期的工程，由于大多数是行政主导的，没有必要的市场合理性，一定程度上更加导致了资源的扭曲配置，形成了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过剩。而由于经济结构性的障碍，4万亿更像是为国企摆下的盛宴，民间资本只是看客而已。

但是在所谓的积极财政主导下，财政支出能力很快开始耗损。以财政赤字来看，本来中央政府年初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赤字预算接近9000亿，接近GDP的百分之三的国际警戒线。不过这个数据的一个基础是全国财政收入完成10%的增长，而现在看来，后者显然有很大的难度。财政收入哪怕保持零增长，那么中央财政的赤字很可能就会超越国际警戒线。 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情况显然是更加糟糕，大部分地方政府支出大幅增长，但是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一方面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另外一方面，依靠各种各样的政府融资平台，也从银行体系里套取了许多资金。这些都是一个潜在的隐患。这些年金融体制改革形成的金融健康生态开始扭转，这一波经济危机将留下庞给银行巨大的风险资产。如同一些财经界人士分析的是，现在讨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没有条件，因为这对于一些中长期工程会变成半拉子或者烂尾工程，同时对银行资产带来巨大风险。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被不断套牢，压力不断增加。

对于决策层来说，在经济危机刚刚到来的时候，应对危机可以显得胸有成竹，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手头拥有很多的政策空间，财政收入充足，金融系统稳健，要素市场化改革也有很多选项。不过在政策的博弈过程中，决策层基本放弃了那些长期利好的政策选项，比如更多的要素市场化，减税，破除垄断等选项，而只是在选择了那些最方便的选项，比如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充满凯恩斯主义味道的政策选项本来都是应急性的，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但是也许受制于决策层的理解力，以及既有政治结构的制度约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两根救命稻草，在政治压力下，持续发力，快速畸变。到了2009年第三季度，这些政策工具效力已经用到极致，后续政策捉襟见肘。

四．经济活力被绞杀

由于决策层在政策选项上，选取了与权势集团更容易进行利益勾兑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放弃了涵养经济内在生机的经济结构变革和推进经济的自由度，因此，在石油，能源，通信，铁路等行业，政府行政权力为后盾的数百家企业掌控了国民经济的诸多上游行业和关键行业，这些企业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等政治大词维护着其存在的正当性，实际上却早已孽生为一个个利益集团，对经济体的健康部分榨取着不正当的利益。作为一个表现，那就是多年来罕见的国进民退现象，无论在资源性的油电煤气，电信，能源等领域，还是在房地产，甚至在蒙牛案中的快消品领域，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进民退现象。作为现象的另外一端，就是民企的萎缩在经济下行时，中小企业订单通常最先减少，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减产幅度更大、关停更多，所以用电量下滑要高于大企业。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但是没有得到舆论充分阐述的数据是，8月3日，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发表分析文章称，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即中小工业企业）用电量同比下降48.9%，降幅度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工业企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信贷总额达到了7.37万亿元。但数据显示，在上半年7.37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仅占贷款总额的8.5%。据全国工商联的最新调查结果，有58.1%受访中小企业认为融资是最大难题。

雪上加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决策层缺乏必要的自我纠错机制，一旦政策失误，就需要更多的失误来掩盖。目前也出现了这种危险的征兆。以财政收入为例，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财政收入下降本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本来就需要从政策上进行大范围的减税，以藉此涵养经济活力，为走出经济危机做准备。但是2009年的1到6月份，财政收入下降了大约6%，没有完成预定的税收增长10%的目标，因此当局的做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征税检查，对原来一些暂缓征收的税目也进行了征收，或者对一些企业进行税收预征。

政府财税部门还一直在论证许多新的税种的出台时机，比如物业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环境税、赠与税等等。在公民对征税权形成有力的约束之前，这一柄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对经济体进行杀鸡取卵般的掠夺，绞杀经济体残余的活力。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赋税痛苦指数一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靠近，不知道2009年的这个痛苦指数是否会更上一层楼？

众所周知的是，由于中国税制的复杂，只要税务部门愿意，总是有充分的能力对企业进行多增税。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就是杀鸡取卵，涸泽而渔。许多中小企业纷纷收缩经济活动，上述提到的上半年中小企业的用电量下降了48%，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经济糟糕的一面。

货币政策已经产生畸变，出口通道无法指望，既有的政策工具基本耗尽，而经历经济危机的煎熬，以民企和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活力被严重摧残，这几乎就是一种最糟糕的经济后果。 鉴于政治结构的刚性，痛苦的但是长期而言终究无法回避的经济结构变革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 中国经济很可能走向一个长期的萧条状态。

五．决策体制如何纠错

上面的论述已经提到了目前中国经济决策体制存在的严峻问题。简单的说，目前的政治结构已经失去了经济改革的动力。这其中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有既得利益的约束，也有政治资本的约束。目前的政治结构尚不能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困扰，政治人物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充满疑虑。政治决策过程深深的被少数利益集团和政治内斗所俘获，公共政策既没有专业深度，也偏离了公共意愿。

以货币政策为例，无论根据专业判断和尝试，问题已经非常严峻，需要立即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大多的利益，太多的政治赌注都压在这个单一工具上，因此拒绝货币政策做任何调整的政治压力就额外大，估计这也是胡温多次反复强调要坚持既有的经济政策的内在原因。

因此，正如《公民》月刊8月号社论中指出的，走出目前的经济危机，必须依赖政治体制的结构性调整。而这个结构性调整，不可能依赖政治高层的主观自觉，它需要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推动更多的政治竞争，通过舆论和道义压力，对政治权力进行更多的制约，同时逐步通过程序化的民意表达，打破少数权势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垄断。通过政治变革，确保平等的公民权利，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空间，促进更多要素的市场化，降低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纯粹就经济谈经济，变成舆论空转，经济危机和政治变革已经互为一体。

2009-8-31

（感谢聂日明先生提供部分思路和数据）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