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的历史功绩

李海

转眼二十年过去，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年步入中年，甚至鬓生华发。在纪念死者，感念青春之余，我这几年有一种感觉，就是多数对六o四的纪念，集中在了其悲剧的一面。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同时，对六o四的正面历史作用，谈的却很少。所以我在这二十周年纪念之际，试图抛砖引玉，从这个方面谈谈，也算我自己对死者，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待。

就历史事件本身而言，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它只是面向着未知未来的人类，其努力与其知识的积累而已。就此而言，所有的事件都是积极的。

要谈到成功或失败，就必须预设一定的主体。如果以整个社会作为主体，那么，历史事件是依其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的效果来判断其成败；如果以那谋求特定问题解决的特定群体作为主体，那么就依其所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来判断成败。

通常说到八九运动的失败，是把学生这一方提出的要求之实现与否作为判断依据的。这是肤浅的，就此而言，八九运动不过是一群心血来潮的学生的折腾而已，这样看来，它当然失败了而且这种失败未必是什么坏事。

这种看法没有看到八九运动所依据的背景所赋予它的巨大历史内容。这种内容的巨大意义甚至超出了运动口号的最大胆设想--它改变了世界。在我看来，八九学运，因其对中国现代历史和世界现代历史的推动，光从其起到的历史作用讲，已经足够称得上伟大。

首先，她成为了结束冷战的最后一击。

有两大历史性事件勾画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阵营消解的轮廓，一个是惨痛的六o四，一个是欢乐的柏林墙倒塌。六o四发生在前，柏林墙倒塌在后。在这两者之间，充填了苏联、一系列东欧国家的革命性变化。从关于柏林墙倒塌的历史资料来看，正是六o四的悲剧，让东德的多数当政者看到了阻挡历史潮流的代价，从而做出了合理的选择，正像在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因此六o四无可争辩地对苏东剧变起到了积极作用，压垮了专制者镇压的信心，从而成为结束冷战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天安门和长安街上遍洒的鲜血，收获的是那么广大的人民凯歌行进的自由。

通常为中共镇压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但中国能有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靠的是什么样的国际环境？靠的是搭上了这一波的资本全球化，而这一波的资本全球化是直接地由于冷战之结束，并且这一波的消费主义被很多专家称为冷战结束的红利，试想一下，如果美欧还在和苏东搞军备竞赛，有可能有前些年那种程度的经济繁荣吗？在美国的穷鬼们有可能成包成包地买中国的袜子吗？可以说若没有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中国这些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就没有了实现的可能。因此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抗争和鲜血推动了冷战的结束。

其次，让极权社会变成了威权社会。

六o四不仅间接推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化，更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本身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刻变化，有些影响大概才刚刚开始。

第一个变化就是戳破了意识形态的神话。六四的血腥镇压，对于正常的人类良知来说，是滔天大罪。它使得镇压者赖以生存、赖以获得人民认可的一切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撑都被粉碎。六四的枪声一响，所有的人民就准备了抛弃这个体制。从此，统治者群体和旧的体制失去了灵魂，其僵硬肢体的狼狈表演，只能用"尸居余气"来形容。

正是这种形势压力，终于迫使中共不得不从革命党拼命要变成执政党，而真实的结果是，它从一个掌握所有真理的先知集团，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需要和人民讨价还价的以统治者身份出台的利益集团。不要小看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中国这二十年一切进步的心理基础。当局再也不能靠从理论上忽悠人民，发一个社论就全国起舞来统治中国了，必须要拿出GDP的成绩。对此的一个小注脚就是：每周的政治学习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个变化，是作为执政党必须要面对的合法性的困境，为了保住统治地位，不得不选择经济自由化的道路，实行了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经济路线、把当时赵在特区提倡的"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的外贸经济模式，推广到了整个沿海甚至内地，才有了随后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六o四造成的合法性危机，邓能说服那些党内保守派接受这样他试了多年都没法成功的原则性变化吗？想想90年、91年中国的情势，是什么样的民意让邓的南巡讲话可以让党内保守派屈服？难道不是六o四后形成的那个认清中共的新民意吗？发展是硬道理，是因为六o四以后，当局其它的任何道理都已经不管用了。

第三个变化是：不管多么弱小，国内和海外的所谓"民运"，在六.四以后实际上成了当局心里的反对派，让他们有了竞争的意识，有了危机的意识。并且不光是意识，还给了很多新思想，新政策以生存和讨论的空间。体制外的反对派虽然不能形成组织，但至少可以公开生存了，共产党一手遮天的局面终于结束了。这样一个局面，从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当局的政策决定不会一意孤行，这也是中共在某些方面努力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一个重要因素。还要道出一点：正是由于直接与中共政权对抗的民运力量的存在，以及他们直接与中共的抗争，给中共体制内外其他先进力量以巨大的生存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讲，民运掩护了体制内健康力量，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第四个变化是：人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决定了。再也不需要认为自己是螺丝钉，再也不需要认为自己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人民从思想上彻底的自由了，个人主义终于至少和集体主义平起平坐了。

而第三和第四个变化加起来，就形成了第五个变化，那就是公民社会的建设终于可以开始了。这些年公民意识的抬头，网络作用的演化，维权运动的高涨，直至最近的零八宪章运动，都可见到八九年以后形成的反对阵营即所谓民运的深远影响。民主、自由、民权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

当然，六四的被镇压，也带来了更多不健康的东西：贪污、腐化的深度发展；贫富差距的加大；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操纵；权力行使的黑恶化；等等。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一不需要把八九的未竟事业完成。试看今天阻碍我们国家健康的一切坏东西，不正是六四时所反对的同一个东西、也就是权力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吗？

最后还要说两句：民运，特别是海外民运的低迷，除了自己内部问题未找到有效解决途径之外，还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他们的很多经济主张，甚至社会主张，随着时代的推进都已经被当局采用或部分采用，譬如经济自由化、譬如呼吁改善工农医疗待遇等。因此这个应该是成功，而非失败。另一个是民运曾经更多地关注于政权问题，而没有集中在民主社会的建设努力。但现实要求是：民主运动的真正内容，其实质在于公民社会的建设。正如前些天一个朋友感想，他说现在比十年前乐观多了，六o四播撒的自由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全面发芽。随着网络和维权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以去年民间抗震和今年邓玉娇案的救助为标志，一个民主社会运动的新时代已渐渐展开。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