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章诒和揭示告密事件

刘自立

    本文仅针对章诒和先生揭示的告密事件，体系和体制发表感言。

    章先生在此前一次座谈会上明言，这种告密是一个系统，一个（庞大）机构，一个制度所为。而座谈中人，有不敏此题者。他们强调与之脱节的个人道德反省说，以解除对于整体系统做祟的体制批评，而将之指称为，如果言及体制和历史（宗教），会压抑和遮蔽个人道德困境和道德责任。他们鼓吹国人忏悔精神和道德坚持。笔者却恰恰认为，这个现象应该反过来提之：正好是国家政权体制，使得人性大变，异化和堕落，才使得历史上一般而言的道德提升成为戏言。而且，这个人性论（人性消灭论）的背景，恰是极权主义政治。

    宗教魔鬼附体的革命幽灵说，设置于传统未消除，道德犹在的一般性告密和背叛行为上而迥异于所谓人人自危，人人革命，人人背德，人人忤逆，人人反对人人之大体制操作。在极权主义切断传统常规以后，人人反对人人的告密和背叛，和以往传统社会产生之有本质区别。告密说之所以为秘密之行动，因为告密者害怕传统道德道数和正统，所以鬼窃而行。但是在文革中，这个鬼窃之行发展到明火执仗，大言不惭。所谓四维不存，斯文扫地，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和人民已不知耻，且为国耻，民耻。所谓上帝死了——正是这个意思——他并无尼采正面意义上的反奴主义；恰好相反，上帝死了，人人为伪基督之奴。这个教训，在二战以后越发看得清楚；民主国家之人，有尊严，可以反对官方意见，没有绝对真理哲学——而斯大林毛氏政权，人们却个个砍下自己的脑袋，让国家任意玩弄之。这是告密大行其道之原因。

    在这个体制＝人性（人性消灭）的人性论反对时代，简单言及告密者是一种道德困惑和道德反省之阙如，刚好抹去了体制戕灭人性这个基本事实和基本估价。

    所谓陀斯妥耶夫斯基之“未来社会主义革命肯定是无神论者搞起来”的说法，一是否定了革命兼顾传统道德的任何可能性；二是预言，无神论者之道德毁灭之必然性；三是，如何避免革命和革命带来的整体人性戕灭和文化虚无主义，是一个俄、中知识分子谈到，深思却没有办法制止的历史现实。

    我们说，俄国知识分子在《路标》文集中讨论的革命与否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面对西伯利亚流放所言之，“我罪有应得”（见《群魔》）之所谓；国人知识分子所谓民主变民疯和变德谟克拉贼的问题，都是针对革命带来群魔，革命带来疯狂和革命带来虚无主义之严重担忧的最好说明。很可惜，俄国人和中国人不但魔鬼附体，且附制度，附革命，附体制；整个一个群魔乱舞！

    所以，人们不禁要问的是，何以俄国人和中国人之宿命如此严重：二月革命何以势必过渡到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何以势必过渡到毛革命。有没有其中上帝驱鬼不成，鬼魔遍地之说？其间，人人不是变成人人而是人人变成魔鬼。这是一个时代被魔鬼附体的历史。（我们想起西方知识分子讨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宗教反思。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希特勒是不是上帝的鞭子。）如果说，政治解释和政治反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何以陀氏一类极顶智商者还是要回到宗教关怀上去。为何政治变故以来，俄国人一方面反对专制，一方面遥想沙皇（陀氏为什么要说，他罪有应得！而索尔什尼琴既要恢复沙皇也要重新肯定斯大林——他们是怎么了？）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鬼和群魔带来的革命论，影响或深，驱鬼不成而产生的忧虑。

    中国人现在讨论改革，革命和宪政。中国人也有上帝之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敷衍答案不是来自对于上帝的演示，而是来自对于道统的争执。人伦标准的出台和中国历史相辅相成，不可一日脱离和解约。但是，辛亥革命提出这个问题，毛革命泯灭之。于是，中国人的上帝儒家道德开始亡故。王国维陈寅恪担忧的事实终于发生。当吴宓60年代前往广州看望陈氏的时候，他发现陈处在一个世外桃源之中，精神物质尚足尚满（陈女儿尚有一部小汽车）。是的，陈寅恪处境堪称万中一一，无普遍性。除去他们这几个人没有进入所谓酱缸，一切人，都不得以免。酱缸文化直接和告密文化相系不得解脱。其间，祇是存在被动告密，揭发和批判，还是主动之，委派之，机关（作业）之之区别。

    从人性论上讲，一切人，都在选择一种不可选择之选择（想起萨特吗？）这种选择，就是更改道统于权势的关系。历史上，枉道从势和枉势从道之区隔，有了不同于二者的本质变化。这个变化是，道势合一：道为毛，势，亦为毛。这就大事不好！你不可以枉势，也不可以枉道——这二者都是毛主席了——所以，知识分子的道，恒心，恒产，皆完；无恒产者之恒心，因为道统泯灭，也就泯灭了——世间没有不是毛主席之势，之道，之士，之群魔，之上帝。你看，这是不是一种新的“群魔”论呢？陀斯妥耶夫斯基预言的革命毁灭论，是不是一切负面应验了！故此，革命异化以后，不是像老黑格尔说的，精神会回归异化之反，而是和他说的恰恰相反，革命异化使得精神本身产生扭曲变形甚至完蛋！物质的力量不是被物质消灭，而是被精神消灭。当金岳霖49后现身，声称祇有毛主席语录是唯一逻辑判断之真理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道数业已完结。

    故此，政权，体制和主义在一般性道德建制和道德约束中横冲直撞，左右开弓，使得中国人之行为——包括告密，密告和公开揭发批判蔚然成势，简直到了寡廉鲜耻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个人的反抗，如果也成英雄，像林昭和遇罗克，他们的孤独性和非普遍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人民”之思想就是统治阶级之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极权主义政治平板性不可塑性和人人不成人之现状，意味着什么呢？不推倒各种东、西中国墻和德国墻之体外反思和自醒，意味着什么呢？身处古拉格和柏林墻内之人人之要务，是推倒柏林墻，还是依墻而悔，而哭呢？你忏悔什么呢？你深戴精神物质镣铐，你的奥古斯丁写得究竟如何呢！我们一万次说过，反省之道之成功，首先就是考察柏林墻的体制事实，继而集中万力推倒之。也就是民主祇有民主本身可以成就，而非专制和极权可以成就之；当然，在此之中的导向民主的任何努力，也是一种导向之正途，但是，不可以回避你所面临的体制之桎梏，人民之“正统”，加之戏谑和虚无主义。所有这些体制制造的犬儒行径和指向，都是对于告密批判的解构和洗脱，漂白和忽略；甚至是有意为之！

    一句话，揭示章先生告密主义批判的要诀，就是要厘清告密制度对于人性的戕害，而非回避之，而空谈卢梭忏悔录——因为背景迥异。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