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的生命在我们父母身上延续 —— 丁子霖访谈录

李衡

李衡（以下简称“李”）：丁女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今年2月底，也就是“两会”前，我们看到了“天安门母亲”给“两会”代表的公开信，题目是《请拿出勇气，冲破禁区，直面“六四”》。自1995年以来，您们每年都坚持给“两会”代表写公开信，要求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您们提出了3项要求，概括简要地说就是“真相、赔偿、问责”。我想问的是，这些年来政府对您们的这些要求是否有所回应？他们怎样对待您们的这些要求？再有，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您们的这3项要求？

丁子霖（以下简称“丁”）：好的，是这样。从1995年我们27位难属第1次写公开信，到今年2009年的2月底，我们已经是第15次给政府领导人、“两会”代表写公开信了，但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包括今年在内。这些信除公开发表外，我们也用挂号信邮寄给了政府和“两会”。今年，我收到了信访局给的挂号信回执。

政府方面的态度，你们可以从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得知。当时，美国之音记者提问：“九五年以来，天安门母亲几乎每年给‘两会’写信，提出解决‘六四’问题的主张。这些信‘两会’代表收到没有？有什么反应？”赵启正不就是这么回答的嘛：“党和政府已经做了结论”。他们不断重复这句话，这也就是这些年他们对我们的公开信的答复。当然，他还讲了一些别的，什么“必须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他们一直是这样为当年的镇压辩护的。

李：据我们所知，各界都很支持您们的3项要求，即调查、公布真相；公开道歉，给予赔偿；追究法律责任。这3项要求，既坚持道义原则，也很理性。

丁：其实我们“天安门母亲”提的这3项要求也有一个过程，就是有一个初步形成共识和逐步完善的过程。譬如说，1991年我第1次向海外媒体披露了我儿子遇难的真相；1993年我向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采访者注：丁子霖受邀出席此会，但终因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成行），其中公布了16位死难者的名单、他们遇难的真相，以及我们寻找这些遇难者的经过。那个时候，我的要求只是停留在要求真相，要求政府给我儿子的死一个说法，给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一个交代。

到1995年，我们提出要组成专门的“六四”调查委员会，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并向死者家属作出个案交代。到1997年才形成了3项要求，也就是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1997年我们公开发表声明，除了提出3项要求：“真相、赔偿、问责——就是司法追究”，我们还特别提出了要求和政府平等对话来解决“六四”问题。所以应该说，我们的诉求到1997年算是基本完善了。

李：您说，您们预料到政府不会理睬您们的这些要求，更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但是您们多年来为什么如此坚持提出这些诉求呢？

丁：我们之所以坚持这些，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不断地搞政治运动，草菅人命，乱整人、整死人。将人整死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他们根据政治需要，或者可以说是根据党内派别内斗的需要，又来平反，笼络人心，重新组合他们的力量，维护他们的统治。因此，我们觉得必须改变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不接受所谓的“平反”，不接受将受害者当人质的做法。我们终于认识到，需要改变中共那种“迫害——平反”的传统轨迹。好像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说一句“平反”，受害人就要感恩戴德，事情也就此完结。所以我们要求，必须把“六四”问题的解决纳入法制轨道，要按照法律准则解决问题，对于责任者必须追究法律责任，不能由某一个党派、某一位领导人说了算。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类似的悲剧今后再发生。

李：您们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死去的亲人讨说法了，这已经有一种“为天下”的胸怀了。

丁：在“六四”中，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因此我们更觉得应该珍惜生命，珍惜孩子、青年，哪怕他们不尽人意、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够再让年轻人及他们的后代遭到我儿子和那些“六四”遇难者同样的命运；也不能够再让中国的父母亲们遭受像我们这样的丧子之痛。我们必须杜绝这些悲剧在中国重演。因此，我们要求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如此，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可以以此为鉴，在中国民众中建立并普及尊重生命的观念，而这也是迈向公民社会很重要的一步。

“六四”是共产党残害生命的集中体现。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历史。在我们“天安门母亲”中，没有人想要去颠覆中共政权，但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宣扬的、从苏共列宁、斯大林那里所接受来的那一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颠覆掉，而且要彻底抛弃。否则我们的中华民族那真的将是万劫不复，永远难以立足于人类进步的潮流。

这也就是我们年年坚持写公开信的意义——我们自认为的意义。所以尽管政府当局不给我们任何回答，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全体难属的事，是我们的信念和主张。就我们的实际情况，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我们就按着我们的理念来做。这样做，我认为不仅是向中国政府呼吁，而且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自我启蒙，也是对我们的信念与耐力的考验和培养。当然，我们也是对社会说话，对民众说话，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对他人对民众的启蒙。人们看到我们的公开信——如果他们能够突破网络封锁而看到，他们的某些公民意识、良知和责任感就会受到触动或启发。我觉得公民间需要相互的交流、启发、促进，不是谁对谁，这就是民众的自我启蒙和觉醒吧。作为“六四”难属，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以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方式来呼唤民众的公民意识。当全社会人人尊重生命，抵制暴行，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有力量制约权力，那么“六四”惨案就不会再发生了。

虽然政府早已给“六四”定性了 ，并声称不会改变，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去做。我相信“点滴”的努力，点滴积累，水滴石穿。中国的进步需要人们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去做，需要坚韧，需要坚持，按着同一个方向，事情或迟或早会起变化。“天安门母亲”是个很弱小的群体，能说能做的事情很少，很有限，但是我们会坚持去做，做一点是一点。

李：您说的很让我感动。就我所知，您们原来都是普通的母亲，要求的也是普通人的生活和幸福，您们并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做英雄，您在6月3日曾阻止您的儿子上街，您们自己也没想过要担负国家、民族的重任。但是“六四”改变了您们，改变了您们的全部生活和命运。我记得“六四”后，那一段时间很是恐怖，学运领袖们不是被捕就是逃亡，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您们站了出来，先是找自己的亲人，然后是找别的死难者；先是讨个说法，后是寻求社会公正和道义；您们由痛惜自己的孩子，而要求珍惜天下的青年和生命；您们由“六四”血案而想到国家和民族，要求改变当代中国的残酷政治。一晃，您们已经做了20年。其实，您们已经是“六四”这场血难的祭奠者，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道义承担者，特别是这20年来，是中国人道德急剧沦丧的时代。

丁：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民族确实是个健忘的民族。这点上，我们不优秀，远不如犹太人，许多生命白死了，血白流了，我们没有把苦难转化为文明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提醒民众、提醒执政当局，坚持为死难者说话，为他们诉求公正和道义。我们对“六四”的记录、 叙说以及道义的追求，就是与民族的健忘抗衡，就是与当局故意淡化血迹抗衡，也是和我们自己的消沉和郁闷抗衡。我认为我们这么多年的坚持，还是带来了越来越好的结果。尽管政府没有善意的回应，对我们持续打压，但是我们的讲述和呼吁还是在海内外有了一些影响，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六四”有了更多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民众同情和支持我们，而我们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改变和提升。

李：最近戴晴重新提出以南非模式来解决“六四”问题，您怎么看？

丁：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十年前陈一谘先生从美国给我传来了一份宽容和解的呼吁书，对这份呼吁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份呼吁主要是在美国的流亡者搞的，他们认为我能够说服许良英先生签名。可是我看了这份呼吁书，觉得不能认同，因为它没有提出调查真相、伸张正义、给予赔偿的要求。而这些是和解的前提，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和解。我就跟他们说，当局还在赤裸裸地镇压，全无悔意，你这份宽容和解完全是剃头担子一头热。镇压者一方他们有没有认错、道歉？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感觉到他们有这个意思，他们还坚持认为“六四”是平暴呢。难道要我们受害者向他们和解，来宽容他们吗？谁宽容谁呀？我没法和解。所以我说我不认同。你要我签字可以，我也可以拿去给许先生签名，但是呼吁书要改，就是和解要以正义为前提和条件。我说据我对许先生的了解，他的观点跟我的差不多。陈一谘说我说得有道理，但是改已经来不及了，呼吁书马上就要发布了。因此，这份呼吁书，我没有签名，许先生也没有签。这是十年以前的事。

我注意到最近戴晴重新提出的见解，借鉴南非模式来解决“六四”问题。前一阵子，有媒体问我对戴晴呼吁的态度。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基本上是欢迎她这个呼吁的。为什么呢？这里，我只能谈我个人的态度，不代表其他难属，我们还没有交换过意见，但我相信，难友们的意见不会一致。

我跟戴晴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欢迎戴晴的呼吁，因为她说的“真相、正义、和解”和我们的3项基本诉求有相似之处。首先是真相，一定要真相。我们要求对“六四”进行独立的公正的调查，整个“八九”运动的真相都必须大白于天下。屠杀者施暴者这方面的真相是什么？受害者方面，学生方面，工人、市民方面，以及学自联、工自联方面的真相是什么？大家都需要尊重事实。这个真相，我觉得是应该全面的、完整的。只有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我们才可能求得公正和正义。真相是正义的基础，没有全部的真相是谈不上正义的。在要求真相这一点上，我们与戴晴一致。

再有，戴晴的呼吁书也提出了“正义”，当然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不同，但我想如果我们在对生命的尊重、对法制的尊重上能有共识，那么我们对“正义”的理解的差异就不会很大。再有，戴晴的呼吁也提到赔偿问题。

至于戴晴对“八九”运动的评价，她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应该尊重个人的见解。但南非和我们的背景有所不同。南非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而且当时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那时白人已经处于劣势了，他们主动对黑人做出了让步，归还了黑人的社会权利，这是和解的前提。如果中国政府也能对民众这样做，那么和解就有希望；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

现在不断有学者发出解决“六四”问题的呼吁，虽然观点各有不同，但我认为这样的呼吁越多越好，因为每一个呼吁都是对中共政权说“不”。体制内外、海内外、海峡两岸，大家都来提解决“六四”的模式，各种方案都可以提，要鼓励提，彼此启发，互相比较、弥补。不要当别人拿出一个方案，不合自己心愿，马上就给人家打回去。我觉得这样不好。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就应该建立在多元的基础上，要互相尊重，何况像“六四”这样重大的事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过去、未来以及今天的现实。中共当局不希望人们发表对“六四”的意见，他们只想保持政府的结论，全民一致。

其实，我们在1997年就提出了与政府当局进行平等的、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1999年10周年的时候，我们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六四受难者对话团”。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还以对话团的名义给政府领导人和“两会”代表写信，表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到了2008年2月，我们寄给“两会”的公开信的题目就是《关于六四，请政府拿出一个对话的时间表》。

李：您提到了海峡两岸，那么您认为台湾方面也可以对解决“六四”问题起到作用吗？

丁：解决“六四”问题，我们需要坚持原则，但也需要务实的态度。比如马英九可以不用说“六四”问题不解决，统一不能谈。国民党当局可以和中共沟通，进行和解；国民党也可以就“二二八事件”的教训及问题的解决，给中共提出一个参考方案。总之，解决“六四”问题的方案可以是多元的，可以有各种见解。关于“八九”运动，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评价。

李：您怎样看待“八九”运动？

丁：到今天，我还是认为“八九”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伟大就伟大在首都有百万民众参与，我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史上非常壮烈的一面，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一面，我以此为荣。我想这百万民众都是普通的参与者，他们并不是受到哪一个学生领袖鼓动起来的，我觉得这股动力来自于全民对我们国家的热爱，对民主、自由的热爱；对共产党40年专制的抗议，对社会不公、权力腐败的抗议。正是这些，将民众推上街头，这是“八九”民运的精髓。所以我认为“八九”民运是非常伟大的，尽管最后以悲剧告终，尽管我儿子为此丧生了，但是我还是赞誉这场运动，为我的儿子自豪。但我并不排斥别人对这场运动的不同评价。

李：我注意到，为了打破解决“六四”事件的僵局，在今年给“两会”的公开信中，您们提出了5条具体要求，包括：“1、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2、允许死难亲属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3、不再阻截、扣没海内外人道救助捐款，悉数发还已冻结的救助款项；4、政府有关部门本着人道精神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受害人解决就业、低保等基本生活保障，此项帮助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5、消除对‘六四’伤残者的政治歧视，在公共参与、社会待遇上与普通残疾人一视同仁。”

丁：这些要求是我们在2006年提出的。这些年来，我们的3项基本要求，即“真相、赔偿、问责”，始终如一；但是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从实际出发，我们提出了先易后难、逐步解决的方针，这也是我们集体的智慧吧。3项基本要求是原则，但事实上这些不可能一下子完成。那么，我们就先争取从容易的做起，一点一滴地做。我们提的这5条具体要求，都很实际，其实也都是政府能够做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李：3年来，您觉得您们的这5条具体要求有所实现吗？

丁：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我不说“进步”这一词，但是事情还是有些变化的。第1条就是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以我自己为例吧。我觉得当局对我的电话监控没有撤销，不管我到哪里，都是24小时的电话监控。另外，我们的电子邮件也成了“公开信”，每个邮件都被他们“过目”，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脑也是受他们监控的，我们没有“秘密”可言。但是，我外出不再有贴身跟踪了。2007、2008两年，我在6月3日夜里到木樨地，给我儿子及此地遇难者做祭奠，没有受到阻拦。这说明他们对我的人身限制还是有所放松。第2条，允许死难者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前面说到的木樨地路祭，那也可以算是“公开”吧，当时面对众多境外媒体。虽然有便衣们的监视，但他们没有干涉。当然，我们没有发表讲话，只是默默地祭奠。第3条，当局在1998年扣押了我们11,620德国马克的人道捐款，这是德国留学生在“八九”后，捐给“六四”难属的。

李：他们一直没有给您们吗？

丁：没有，他们没有给我们，也没有退还给德国留学生。这笔钱是德国一个州的大学留学生为我们募捐的。对方送来的是支票，在兑付现金的时候，北京国家安全局就通知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将这笔汇款冻结了。每次冻结半年，至今已经冻结了21次，一共冻结了10年半。就是在前几天，我给国家安全局打了电话，我提醒他们不要再继续冻结了。这么一笔小小的款子，你如果继续冻结下去就真的太没有道理了。但他们依然如故，又给银行发去了第21次续冻通知。

第4条是他们最应该做的，这完全是一个人道问题，而且这对他们来说也最容易做到。生活困难的市民还有低保和就业帮助等等，为什么因为是“六四”难属就没有这些福利？而且政府有钱，官员们大量地贪污、挥霍公款，为什么就不能拿出一点来帮助“六四”难属？许多难属非常困难，但是20年来，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

李：一点都没有吗？

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李：实际上，这已经是政治歧视了。

丁：关于政治歧视，我跟你讲件事。现在方政不是到美国去了嘛？“六四”，他的双腿被坦克碾断，高位截肢。我是90年代初认识他的，我知道方政和他的家人根本就没有想要出国的意思。国家只要消除对他的歧视，能让他一家生活得下去，他哪会愿意背井离乡呢？当年，方政23岁，现在已经43岁了，20年了，成了中年人了，女儿也大了，上小学了。可是他一家三口，妻子没有工作，方政是个半截子人啊，两条腿都没有了，他们怎么活？他一家的生活就靠他父母的退休金维持。方政多次要求，安徽合肥残联才给他一份月薪320块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地点在3楼，他的轮椅怎么上得去呢？

这次是美国的教会系统帮助他去美国治病、装假肢、换轮椅，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登机前一天，省残联叫他回去，不要去美国，说什么：你的问题都好解决，生活、工作都会给你安排合适，假肢、轮椅也都可以给你换最好的。但是，他们早干什么去了？整整20年了。方正是非常温和、非常理性的人，他真是什么苦都吃够了。他只有个小小的要求，给他一份工作，让他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前两年，他们给他安排一个为残奥会训练运动员的事，一个月就几百块钱，这让他一家怎么糊口啊？1994年，由于方政是“六四”伤残者，当局剥夺了他参加远东及南太平洋伤残人运动会的资格，这完全是政治歧视。在国内，他一家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方政是被迫无奈走的。像方政这样的“六四”残疾人，国内还有一大批，20年来他们一直在默默地承受着苦难。

李：他们其实都是普通的老实人。

丁：如果一个政府真有点诚意，这些问题根本不难解决。你国库有那么多钱，你们可以刺激经济、去买美国的国债什么的，怎么就不能拿点钱帮助这些同胞呢？还说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呢。

政府不作为，我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我们从2007年开始，成立了一个“六四”难属老年特困户专项基金，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2007年新西兰某民间团体给了我们一笔“天安门母亲勇气奖”奖金，3千新元吧，之后刘晓波也把他的那笔奖金给了我们，王丹、王军涛也给我们捐了钱，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也捐了钱。虽然这些钱的数目不多，但是够我们启动的了。目前，我们找到的“六四”难属很少，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有政府才有完整的名单。

我们要求政府解决“六四”难属的困难，但绝对不能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比如不能以息诉为条件。我们和政府之间什么都可以谈，但是有两条，一个就是不能亵渎亡灵，另一个就是不能损害我们死难者家属的人格尊严。这是我们的底线。别的都可以谈，这两条没商量。我们为了表示解决“六四”问题的诚意，为了打破僵局，确实很认真地思考了可以先做些什么。

李：您们提出的这几条都很实际。在您们的公开信中，我还看到至今您们这个群体中已经有19位难友过世了。20年前，您们还是中年人，但现在已经是老年了，许多人已经八九十岁了，在今后一些年中，可能还会有人陆续离世。这让人很悲哀。您们认为，比如您和蒋老师，还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重新评定“六四”吗？当然，我们期待这一天，但是如果等不到呢？您们怎么想？怎么准备？

丁：我们今年给“两会”代表写信的时候，已经有19位难友离世了。信发出以后不久，3月3日那一天段宏炳先生又去世了。他们没有看到讨回公道的一天。像我们这些年迈多病的人，可能也未必能看到那一天，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有生之年尽心尽力地去做。我们意识到人死不能复生，那就让孩子的生命在我们父母身上延续吧。只有这样，我们每活一天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们的心也就安了。所以我们在世的时候，要把这个事情的基础打好了。我想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了解的有关“六四”真相都记下来，用文字、用声音交给历史，交给我们的同胞，交给这个世界。

你看我们近年来每年的新春聚餐会，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的难友是由他的儿子陪着来的，有的由她女儿陪着来的，有的时候是由兄弟姊妹陪着来的。好几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这些亲属已经走得越来越多了，但是自有后来人吧。最近我们有两家外地难属，经我给他们介绍，他们认识了、见了面，相约如果他们也不在人世了，将由他们的孩子来完成他们的遗愿，来讨回公道，这让我很受鼓舞。

李：这是很欣慰的事情，您们的志向可以传递下去了。

丁：我有点心慌，但还有点力气，不想休息了，就把话说完好吗？

李：好。关于“六四”惨案，人们对学生方面也有批评，认为他们也有责任，特别是对某些学生领袖。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丁：我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它对我是很残酷的，我常常都不敢往下想。这20年来，从寻访到的遇难者来看，他们都是些普通的参与者，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还是市民。当年5月16、17、18日，一连几次大游行，每次都有百万人参与，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觉醒的一天。但是，接下去的“六四”大屠杀，却又是我们民族的悲剧。那些在大屠杀中浴血奋战、最终罹难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众。当然，“六四”屠杀以后，有很多被通缉的学生领袖，有些成功逃亡了出去，有些被抓走判了刑；他们出狱以后，有的留在国内，有的流亡到海外了。可是在我们找到的遇难者伤残者名单里面，你能找出当时一个大大小小的学运或是工运的领袖吗？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民众挺身而出，自发地、自愿地在最危险的时刻、到最危险的地点去保护广场内学生的安全。我不知道广场上的学运领袖是怎么想的？以前，我在接受卡玛《天安门》影片采访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柴玲说过那一番话。后来看了《天安门》以后，我才知道她说过：“我们期待的就是血流成河，这样民众才能觉醒。”我觉得她这话说得不对。如果确实讲过，我觉得她就应该反省认错。因为她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她和大家不一样，她是为了安全[采访者注：“我跟大家不一样”、“ 我要求生”见于1989年5月28日柴玲与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作的录影讲话]。人的生命是等值的，都应该是无价的。你怎么能够期待的就是血流成河呢？让我怎么说好呢？刽子手不惜血流成河，你搞民主运动的，你们不肯撤离的，难道你期待着屠杀吗？

李：是啊。这样的话，无论是谁说的，谁曾这样想过，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丁：这里，我无意责备这些当年年轻幼稚的学生领袖，但是20年过去了，我想至少我们这些遇害者的母亲有权利要求他们反思一下吧。

李： 对。

丁：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现在可以远离政治，他们可以去投身商界，去臣服权力，可以去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也可以去享受幸福甜美的家庭，这是他们的选择，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对于20年以前发生的这场惨案，他们应该不应该有一点道义的担当呢？这个道义的担当并不是要求他们今天来如何如何，但是至少应该有所反思吧？有错就要有勇气来承认错，所以我们说的直面“六四”，当局要直面、刽子手要直面、我们遇难者要直面，当年的大小责任者也应该要直面。那份民族的苦难，屠杀以后的苦难，天天由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普通的父母们来担当，这公平吗？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隐隐作痛。

我始终认为，杀人者有罪。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的想法、愚蠢的想法甚至于野蛮的想法，这是过。罪和过是不一样的。但是必须反思，有过错就必须承认过错。不要直着脖子，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共产党不也是直着脖子认为它一贯正确，从平暴、到动乱、到风波，到什么什么，党永远都正确。你学生这边不要也批评不得。有错就是要认错。那怕你现在跟政治完全脱离了，无关了，可当时你是参与政治了。你当时错了，就应该认错。

从90年代初以来，坚持给我们遇难家庭人道捐助的大部分也都是海外普通的留学生们，风云人物并不多。当然，也有团体捐助。全美学自联1993年开始给我们捐助，从1999年以后，中国人权也开始帮助我们。

李：“六四”血案给您们带来了太多的苦痛，这是可想而知的。

丁：这个世界确实是残酷的。我想唯其残酷，所以我们才需要呼吁这个世界多一些爱。让爱的力量消除这种残酷、这种无情。我想我自己也是母爱的力量才促使我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其实，我所能承担的这份道义责任极其有限，非常有限，并不足以促使当局去改恶从善，只有大家一起来做，方方面面一起来做才有力量。

李：海外各界还能够给予您们哪些帮助吗？

丁：我丈夫去年11月1日发病（采访者注：脑梗阻），大夫嘱咐说他3个月内是最佳康复期。在这3个月内，我尽我所能地帮助他康复，所以我在今年2月1日以前基本没有接受什么采访。2月1日以后，我才开始接受采访。到3月5日，我觉得我的身体实在不行了，而且我也得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完成我们难属的重托，就是我们为纪念“六四”20周年做的一些事。

最近在接受采访的这段期间里，我深深感觉到，英语世界对“六四”了解不够多，包括这些媒体采访，什么都要从头说起。尽管当年的大屠杀、“八九”民运是在全世界的聚焦之下发生的，但毕竟过去20年了，这些也不是人家国家的事。我们“六四”难属的第3本书《寻访六四受难者》（2005年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其中我们整理了50篇寻访录，还有1篇“风雨如晦十五年”。我想如果这本书能够翻成英语出版，那么将有助于让西方媒体、读者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八九”运动和“六四”惨案，以及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出版这本书的英语版是有意义的，我们期望有人翻译出版。

你想，我们这些老弱病残，来日无多，我们个人已无所谓了。我们就是想用所有生命的力气把这些文字资料留下来，留给历史。

李：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2009年4月1日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