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记忆与伦理

林培瑞

亲身经历过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的人们，当时情境在记忆中一如昨日。不过，鲜活形象只是创伤性重大政治事件给人类记忆造成的若干特定影响之一。这篇文章将集中在关於“六四”三类人──加害者、受害者、路人──各自如何记忆、如何失於记忆、又如何有意无意改动记忆。几乎所有问题都具有道德内涵，因此我将本文命名为《记忆与伦理》。

文章摘录如下。

记忆和基於记忆的讲述

人类记忆是非常複杂的课题，至今仍未得到完全理解。大学心理系为此而开设专门课程，可是，记忆如何活动（及其活动成效）之谜仍然没有解密。记忆很少像我们在生活中通常假定的那么单纯。当然，我们不应放弃记忆。但我们应该瞭解潜意识有可能变更记忆。而记忆储存之后，又会有另一系列问题侵入。

“六四”一类叙事在重述中发生“修饰”的困境，直接出现在我个人经历中。事件发生时我在北京。我没有看到屠杀，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走上街头，我亲眼目睹了青年人自行车后座上浸透鲜血的衣衫和写着“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横幅；看到围着一辆军用吉普的愤怒人群，另一辆军车正在燃烧。我听到恸哭，听到演讲，在人民大学大门旁的临时广播站，学生们依次讲述在全城各处亲眼目睹的屠杀。那天我探访了好几位中国朋友，既是去瞭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尽力在需要时提供帮助。

我於六月九日离开北京，在香港待了两个月，然后转赴加州一个月，最后抵达位於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并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开始在这里任教。行程中的每一站，人们都问到，六月四日那天我在北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什么感觉.问啊问啊问啊。第一次回答时，大概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我的反应是直接搜寻记忆中储藏的形象──五花八门，冲突迭起，杂乱无章──并从中选择。但是，几次以后，就像是驾轻就熟，我已经知道“到哪里去”搜寻记忆。然而，知道要到哪里去的那一份轻松本身，正在将我所讲述的叙事简单化。更糟糕的，我想，是我开始注意到我的故事里有哪些方面得到听众的积极反响。无数次回答同样问题之后，我所搜寻的，逐渐不再是原始记忆素材，而是“上次我是怎么讲好这个故事的”。多年过去，恐怕大部分原始记忆印象已不知所终.而那些故事却依然健在。

可以肯定，同样问题必定也发生在别人身上，其中包括“六四”屠杀的直接目击者。目击者自始就不得不有所简化，他们的讲述在不断重复的压力下，难免流於枯燥程式。不消说，区别始终存在，直接经验流落成的呆板仍和间接印象或通

过与其他情境类比造成的套话有所不同。这两者又可以清楚地区别於统治当局谎言构成的程式化故事，而当局要的就是建立一套本质虚假的叙述。这两者同时可以区别於各种旁观者版本。

六四记忆：加害者

首先，谁是我们说的“加害者”（the perpetrators）？如果不拘泥於表面意义，对屠城负有罪责的人当中，首犯是发出攻击命令的邓小平，以及最高级别政府官员中极力推动这一行动方针的李鹏.在此意义上，所有倾向屠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那些制造类似“流氓暴徒”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等谎言的干部，都可以被视为加害者。

一般观察认为，“六四”加害者希望全世界都能忘记曾经发生在那个日子的事情。但这个回答过於简单了。在中国国内，屠城发生当时和其后数年里，加害者们所做所为恰恰与此相反。他们要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内遭清除的对立面（赵紫阳以及与去世不久的胡耀邦相关的其他人）都注意到血腥屠杀，并且好好记着它。关键在於，恐吓依赖於记忆。假若大家都很健忘，镇压就无法造成人人自危人人自审。

决定“六四”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使用坦克机枪──而不是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清场并不是因为缺乏较为良性的工具。周恩来去世后的一九七六年四月，警棍大棒足以把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数万名示威者清理出场，几乎没有生命损失。而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四日，抗议示威不仅发生在北京，而且出现在上海、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济南等全国一百多个城市。中共领导人很清楚，这是社会不满的爆发，其根源比那些精英学生高喊的民主口号要深刻得多。形势亟需发出强有力警告，彻底终止所有指向统治权威的挑战。这正是屠城达到的效果。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社会情绪一直阴暗，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有所好转.但人们记得──一直到现在还牢记着──能够允许的只是经济自由，不是政治自由。后八九时代的中国，关於屠杀的记忆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合谋默契”时，扮演了关键角色。

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加害者（及其后继者）在什么情况下要人们记住，又是在什么时候要人们遗忘？这里就有分辨的必要。后八九时代的中共政权守护人要他们的政治对手记住“六四”，但却要别的人（特别是外国人）都忘记；他们要人们记住的是“官方”说法，而受害者确凿可信的证言却要被遗忘；他们无法希冀年长的人们忘记真相，但却希望这真相青年一代永远不会得知。

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象徵性领袖，丁子霖的经历，在这方面极有启发意义.丁子霖今年七十二岁，一位退休哲学教授，头脑清明活跃，身体却已见弱。然而，这位老妇人周围满是便衣警察守卫.是为她的安全守卫吗？错了，是为国家安全。确实如此。虽然有千亿元预算，千万人的军队，中共却需要在丁子霖面前保护自己。恰恰在这里，浮现出一个答案。我们不是问过，“六四”在高层人士心目中究竟有多重要吗？假如真以为“六四”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们还会做出这些行径吗？如果他们并不因丁子霖所象徵的思想可能在中国社会里存在深广共鸣而恐惧，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严密地看守她？究竟要神经质到什么程度，才必须要派出一群警察陪同一位七十二岁的妇女前往菜市场？

“六四”记忆：受害者

公平而论，任何关於“六四”受害者如何回忆的调查都应该始於──当然，只是作为一种思维实验──那些死者。由於他们的沉默而萦回不去的困扰，常常因其形影不离的共生体而更形尖利，这就是生者的沉默。那些人虽然从屠杀中生还，但却因恐惧而不说话。其恐惧产生於屠城最初的几小时，不但出自杀戮本身引起的震惊，同时也出於政府关於杀戮的官方解释正如酸雨一样瀰漫中国。谁都不会误解其中的残酷信息：六月三日至四日夜里的罪犯不是手持冲锋枪的军人，而是受到反革命分子和境外敌对势力支持的“暴徒”和“社会闲杂人员”。如果你，亲爱的公民，加入了这倒霉的一夥，你最好还是保持低调；如果你痛苦，那最好还是别出声，免得招来更多痛苦；如果我们打死了你的儿子，那是你应该向我们道歉，而不是相反。

“六四”以来二十年，倖存受害者中最不易听到的声音属於那些普通工人和北京市民（中共称之为“社会渣子”），他们曾支持学生运动，他们的名字我们很少听闻，但他们仍在沉默中哀悼着死者和伤者。禁止在公共场所谈论“六四”已经禁了这么久，到如今这禁令似乎不过是社会风景线的特色之一。禁忌初始所依据的恐惧已逐渐流失，如今人们不过是像服从红绿灯一样服从这些禁律。抗拒反倒像是违背本性，甚至很愚蠢。

这种趋於僵化的自我审查状况，使得“天安门母亲”群体格外不凡。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以及他们那个小群体里的其他成员，寻找受害者，帮助受害者，鼓励受害者寻求正义.瓦茨拉夫·哈维尔写出《无权者的权力》三十年之后，“天安门母亲”群体继续昭示着哈维尔曾经注意到的，前苏联和东欧异见人士曾拥有的那种奇特而强大的力量。

不过，“六四”受害者面对痛苦记忆时的困难远比政府压制的问题要来得深刻。人类要正视自己的苦难并将其表达并

不容易。很少有受害者会当即跳起来高呼“绝不重现（never again）”！总有人倾向於在静默中或只在私下里回想，有时则根本不要提及。普立莫·莱维（Primo Levi）是纳粹屠杀倖存者，也是关於其受害者所受苦难最有力的分析家之一。他曾报道说，事后多年，一种对受害者并不公平却相当普遍的“羞耻”感，仍然追随着他们。在回顾、检视并公开自己的记忆之前，许多纳粹大屠杀幸存者首先寻求的是能够返回正常生活的切实保证.广岛原爆灾难二十年后，大江健三郎发现一些受害者很不满於他的调查。其中一位给大江写信说：

广岛人情愿保持沉默。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创伤当作“资料”陈列，用来支持反原子弹运动或者什么其他政治斗争。我鄙视那些人，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希望沉默的情感。

大江对他称为广岛受害者的“尊严”生发出由衷尊重；并由此产生出对受害者和旁观者之间区别的强烈敏感。他注意到各种人怎样纷纷提出就受害者所受苦难的遗产应当做的不同方案。大江的结论是，无论谁在这类事情上领头，“受害者在这方面都有第一位的权利”。用同样的标准衡量，我们作为“六四”旁观者，即使敬佩丁子霖选择了记忆和行动，也应该同样尊重那些希望（如果这确实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共产党的愿望）私下承受损伤的父母亲.

“六四”记忆：旁观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到四日那天夜里，很多北京人都是旁观者，而且不少参与干涉。从广义来说，如果将播放到全世界的“六四”电视影像计算在内，那场大屠杀的目击──旁观者人数完全可能高达数亿.有几百人、至多几千人在那天夜里遭到杀害。这意味着“六四”屠杀大概在历史上所有灾害中有着最高的旁观者对受害者比率。

这一事实追问着为什么六四显得这么“不成比例”地重要。我的目的是要明确指出一个六四的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全都清楚意识到的事实──“六四”事关重大，其意义远远超出计算死伤者的人数。人们付出死伤的代价，因为它关系到对中国──而且间接地，对全世界──有标志性意义的根本问题.一个更为公正、诚实，同时也不那么贪腐的中国政府，可以在非常长远的时期里对许许多多的人意味着极大的不同。遍佈全球的目击─旁观者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那些今天仍然记着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牢记不忘。

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几位作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始自鲁迅，一直极为担忧旁观者。死刑现场的围观人群不但几乎和加害者一样应该坚拒，而且也许更令人厌恶。鲁迅对“围观”受害者的憎恶不止限於当受害者处於挫败的场合──这种场合使鲁迅质疑为什么人类会在看到他人遭难时感到亢奋.鲁迅的憎恶同样适用於受害者被视为英雄或圣人的场合。“我们局外人，”大江健三郎在《广岛笔记》中写道，“常常希望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一位作为牺牲的圣者。”如果受害者死去，这感觉反而会加强。在死去的瞬间，受害者好像是在我们的记忆中进入了一个永恆之界。这使得我们的记忆尤为重要。──要记住那些并未死去的受害者仍在人世，如果我们以圣贤标准要求他们，那不但错误，而且不公平。创痛和凌辱通常不会使人们离圣贤标准更近，而会更远.受害者在压力下会撒谎，偷盗，欺瞒，也会出卖.旁观者没有权利期待与此不同的事实。

观众想要看到英雄在角斗中获胜的热望甚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例如，方励之和李淑娴本属“六四”受害者，出於极不公正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连续十三个月躲避在美国外交建筑里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间.他们决定不向中国政府低头；在当局手里，他们的遭遇肯定会更糟。旁观者当然可以追问这一决定的后果，以及不同决定可能引发的不同后果。但是，谁──除了魏京生、徐文立、郑义，以及那些曾将自己的安全舒适搁置一边的人──有权利指责方励之缺乏英雄气概？然而，很多中国旁观者恰恰就这样做了，这是道德愚钝.生命危险不是剧场表演。渴望烈士的人应当自己去做烈士。

渴求邪恶同样会毒化道德。站在受害者一边的局外人──就“六四”而言，这包括人权活动人士、共产党的批评者（包括我本人）等等──会变得依赖於敌手。年复一年，我们对准“撒旦”，它反而继续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其受害人。每当听说又一个令人愤怒的事件发生，那消息竟会在某一层次上让我们觉得是个好消息，因为又有更多的事情要我们去做了。但这完全错误，完全是自利。正如我们本应坚持告诉世人，中共仍在继续侵犯人权，我们也应当提醒自己，这是一个纯粹的坏消息。我们必须始终期冀一个更好的时光，到那时我们将无事可做。

这些都属於旁观者作为伦理主体的複杂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旁观者如何记忆的问题.

“六四”之后未及一年，方励之仍在北京躲藏时，写下了一篇极不寻常的文章，叫做《共产党的遗忘术》，其基本思路是，中共镇压了一代又一代敢於自由思考的中国人。每一次镇压都很容易，因为后一代从来不记得前一代经历了什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十年前“民主墙”活动家们（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所知甚少。民主墙活跃分子则很少明瞭“一九五七年右派”。方励之强调说，其中反复重现的遗忘现象既不是由於中国人大脑构成有什么特殊问题，也不是因为中国文化，这是统治当局特殊控制手法的结果。

方励之的确是极有远见的。二十年后，世界大半已经忘却“六四”。比忘记屠杀更糟糕的是，人们也任由那个政治统治集团的暴力本质从记忆中消退。教科书、博物馆、媒体等等，都乾脆忽略“六四”。关於“六四”的网站遭到封杀；境外有关讨论的影视广播受到干扰.在校大学生可能隐隐约约听说过一些，但更倾向於不予理会。在那些对重大政治课题确实有自己看法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太多的人依赖的不过是年轻气盛之下沙文主义的稀薄能量。这种意识形态虽然有时会令当政者紧张，但总体来说却能与其各种目标合拍。中国青年一代精英，明显不同於以往几代人，他们基本上不惯於面对自己社会里贫穷和受欺压者的苦难.吊诡的是，他们同时显示出全然不瞭解一旦他们自己──无论出於什么原因──严重妨害了统治者的目标，那些统治者就会像对付以往一代一代人那样，力图将他们碾成齑粉。

海外旁观者对屠杀的记忆要好一些，但也没好到哪里去。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多少世纪以来是一贯如此）受到他们自己利益的过滤.这类问题有两种重要表现形式，不妨称之为“金钱偏见”（money bias）和“中国自豪偏见”（China-pride bias），对六四记忆具有特殊的破坏力。

外国人中的“金钱偏见”有若干来源，比如说希望向中国出口；或者企图从廉价消费品进口当中获利；也或者想在目前尚无利可图之处准备将来的“市场分割”；再比如说（政府）想借中国政府购买债券走金融政策的捷径；或者（卸任政府官员）从商务“中国谘询”中获取收入。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激励外国观察者去记住“六四”。比尔·克林顿，托尼·布莱尔，老少乔治·布殊，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早就争辩说开放商务交往可以为中国带来政治变革。在一定意义上这确实有道理。但是，在“六四”问题上，在广泛的政治和伦理问题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已经影响着，而且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融入了其他国家精英层。

“中国自豪偏见”决不限於海外定居者。中国境内华人一直被灌输说“共产党是中国的大救星”，再加上认为西方列强已经凌辱祖国近两百年，使得许多人原宥中共的过分，认为中国政府就是民族自豪感的标杆。海外华人作为外国的少数族裔，有时成为当地非正义反华言论的攻击目标，也会将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视为“靠山”。由於他们自己并不需要生活在地方党委书记淫威之下，也没有威权统治带来的种种其他不便，任何可能令他们去批评中国政府的冲动，一定是近乎全然地出於他们与国内同胞甘苦认同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六四”屠杀那种时刻曾达致顶峰。但是，时间一长，就很难抗拒对强大中华象徵的欲求。中共也刻意培植这种欲求。“六四”屠杀时的义愤记忆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比一般记忆消退得还要快。

那么，那些“六四”屠杀仍如昨日之事一样在记忆中“惨叫”的人们呢？二十年前，他们属於世界人口主流，如今人数稀少。然而他们减少的同路者并不是唯一损失。更重大也更令人担忧的，正是那主流自身所丧失的。

——文章来源：《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