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谈“六.四”？

——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崔卫平

下面是我十年前写给朋友的信。我与对方在交换意见——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了一定的责任。

这种沉默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绕着走，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上，也同样采取了绕着走的态度。因此，如何来估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言说和各项成果呢？我们如何向他人说明——我们的头脑是忠直的、我们的语言是忠诚的，因而是值得信任的？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我愿意公布这封信，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如果再过十年，情况还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一桩恶行，变成我们所有人的羞愧和耻辱。尤其是我们民族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对这件事情应该首先负起责任。让良知发出声音，才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社会重建的起点。

（2009年5月9日）

ZY你好：

……
整整十年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各种场合甚至私人场合人们都不谈论这件事（我本人也一样），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必然的理由。至少人们这样认为：不谈这件事，正是为了做其他的事情，而其他那些事情也是有意义的。情况的确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向前发展了许多，如果偶尔回顾八十年代的情况，那么更能够感受得出，今天人们的头脑更加开阔，思路更为清晰，资源更为丰富，所做出的成果也更多更扎实。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如何继续下去？通过什么样的依据表明，我们那些写在字面上的东西具有一种真实的意义？如果我们所说的所写的，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来与之相关联相比照，怎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做出恰当的评价，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中隐藏着如此一个巨大的秘密？

　　时间长了，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成为一个巨大的虚空。人们都在回避它，绕着它走，尽量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但有了这样一种经验和习惯，是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在绕着走，回避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坚持，那么同时我们也放弃了其它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本来应该拥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我们的头脑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和开放？我们的语言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忠直和实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宣布说一种观念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

　　这个秘密实际上象一种毒素一样毒化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周围的空气，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和精神。当我们选择阻力最小的那些方面释放自己的能量时，实际上我们都被迫参与了隐瞒真相，被迫和某种东西“保持一致”，参与那种权力游戏。如果说十年前那桩流血的罪行不是我们造成的，但十年来我们对此不置一词（尽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理由）已经使得我们对这件事负有了某种责任。正象对待那些受难者家属和受害人本人，夺走他们的亲人和伤害他们的是另外一些人，但这些人目前仍然处于某种隔离状态，我们看不见他（她）们的面孔和听不见他（她）们的声音，对此我们是否也要承担一点点？

容许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虚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我们在伦理上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不伦不类，在这件事情上放弃评说的界限（哪怕是暂时的）使得我们也放弃了在许多其他事情上评说的界限，或者将这些界限弄得十分含混。如此我们作为一个人基本立足点的那些方面便显得有些可疑，我们生存的底线已经受到攻击和发生动摇，我们自身的尊严已经面临严重的挑战。

十年来被迫的沉默实际上是有些屈辱的，我们的生活和精神都带有这种屈辱的印记，不是说我们不能忍辱负重，但时间太长了，这种屈辱应该有个限度，因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将使一切变得面目全非，真假莫辩，乃至将我们的精神和生活驱逐至一种十分虚无的境地。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目前已经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们何以再往前跨出一小步？做出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建构而不只是提及某些东西？简言之，即整整十年我们对“六?四”这件事不去谈论是有足够理由的，但事到如今，再如此继续下去就变得没有理由了。我们得为十年以来我们已经背负上的东西承担责任，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免遭虚无的伤害承担责任。

　　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见《罪与罚》）后来终于发现，如果他不说出那件事，对亲人和朋友他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他不能倾吐衷肠，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谎言和掩盖。我们虽然不象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自己的手上也沾有血迹，但十年的沉默累积起来的东西使得我们也到了必须要谈谈这件事的时刻了，否则我们不能挽回自己的生活及其尊严，更何谈精神上的自由和创造！

当然不只是仅仅从我们自身出发。我们只要稍稍看一下周围的现实，看看报纸及各种媒体上登载的大大小小的可以说是遍地的暴力，就不能不联想到，所有这些暴力直接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那件巨大的暴力有着某种联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甚至用人们一般所说，在这片土地的“心脏”，曾经发生过那样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于无辜的青年以及广大人民的信念和要求那样粗暴的践踏，并且迄今都没有做出正当的评价，竟然允许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暴力的人逍遥法外，甚至继续作威作福，这实际上等于在全社会的范围之内鼓励犯罪和暴力行为。

对于那样一个巨大的暴力不去修正和限制，怎么能阻遏这之后随时随地发生的那些较小的暴力？实在难以计算，有多少人是这十年以来骤增的暴力犯罪的牺牲品？同样也难以衡量，不得不目睹和忍受周围众多的暴力的人们，如何逐渐丧失了对于生活本来拥有的信心和原则，陷入某种麻木和冷漠当中，以及感受到自己的安全也是处于不堪一击当中？有谁能够保证，类似的可怕的暴力肯定不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到他自己头上？

　　哈维尔曾经具有远见地指出某种延误所造成的难以想象的后果，因为长期压抑不能释放形成的难以支付的超额负担，因为人们的头脑和精神长期倾斜引起的怨恨、愤懑以及互相仇视、敌视，包括急于要寻找一个报复对象。整整十年了（其实远远不止十年），我们的生活到底滑出多远？我们失去了多少本来可以抓住或挽回的机遇？甚至我们是否还能够找回一些基本的起点，区分一些基本的界限，把搅混多年的浊水加以澄清？为此我们得花上多少年力气？看看周围，很容易感受得到人们因长期的羞辱产生的种种消极、负面、压抑的情绪，但往往是这些情绪找不到恰当的输出对象，人们为另外一些事情轻易地大光其火，该说出的那件事或通往所有这些事情根部的那件事始终不能说出来，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和代价都已经足够了。

　　我本人从来未敢忘怀这样的看法，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文明和创造的事业，是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大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添砖加瓦，当然这项事业需要很多前提，甚至需要许多他人的工作做为铺垫。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太有理由把眼光仅仅限制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之内，在其中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具有一个良好的文明的环境来适宜自由精神的创造和真正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当这种环境到了阻碍精神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地步，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得为清理和建设这个环境承担一部分责任。本性上人人都想坐享其成，但眼下坐享其成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我们理想中的东西来得太晚了，它从来而且今后也不会从天而降。要么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时时忍受精神和灵魂上的被削弱、被剜却，直至一天天萎缩和最终瘫痪，要么挺起胸膛来说出真话，摆脱屈辱，重新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创造一个文明的和适于文明发展的环境。

以上考虑当否，请指正。

卫平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８日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