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

——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张耀杰

2009年5月10日，一部分北京朋友聚会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以下文字是对于我自己的会议发言的补充整理。

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最近几个月重新阅读了五四时代的文献资料，并且写了几篇比较长的文章。

关于"五四运动"，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亲身体验过美国的宪政民主生活的胡适与没有亲身体验过宪政民主生活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之间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就是胡适尽管不太恰当地提出了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正统的观念，他基本上还是保持平等讨论并且接受批评意见的平和态度的。他并不以为自己发现并且掌握了唯一的、绝对的终极真理，而是主张针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一个一个进行解决，一步一步追求进步。

与胡适相反，陈独秀在自己还没有动手实验白话文写作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与此同时，他还出了道德至上的伦理觉悟是从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极端观念。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和态度立即得到了钱玄同、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的支持。用钱玄同事后的回忆，他提出的废汉字、关戏馆之类的极端主张，其实是在代朋友立言，这个朋友就是鲁迅。胡适私下在写给钱玄同的书信里面批评说，这种一上来就要废汉字的主张，其实是在抄近路，中国的汉字改革是应该一步一步来的。

在随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坚持的还是这样的观念，而李大钊却以为自己从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里面发现了一种终极真理，也就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一旦转向苏俄一边，就与李大钊一样觉得找到了另一种可以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抄近路的正确道路和终极真理。90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想通过抄近路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最终走的只能是最具破坏性的邪路，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改朝换代、扭转乾坤的暴力革命之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不过采用了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人民专政之类的新名词，来形容和包装所谓的"新政权"。

张博树先生谈到敌对思想和敌对意识，这其实是专政机关最高兴做的事情。2009年3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与京鼎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o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华大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许多政法系统甚至安全系统的官员。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敌意事件"的概念，认为瓮安事件、德江舞龙、学生聚会、杨佳这些事件都是"社会敌意事件"。于建嵘在会上给我发短信，让我到会场表个态，我那天刚好找于建嵘有事情，但是我坚决不愿意进这个会场，因为人家没有邀请我。于建嵘在会上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共识：假如用"社会敌意事件"来给民间的维权事件和泄愤事件定性，就会产生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维权人士和维权群众的政治效果，从而给专政机关开枪镇压提供学术理由和政治借口，这样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六四事件、法轮功事件是这样；孙东东以精神病专家的身份公开表示信访群众99%是精神病，所要达到的也是这种妖魔化效果。许志永等人揭露的北京黑监狱里面打死打伤上访人，所需要的同样是这种妖魔化上访人的理由和借口。

于建嵘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燕山大讲堂上演讲"刚性稳定"和"韧性稳定"，我在听讲的过程中就想到，是不是可以在维权活动中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六四事件"一开始是很理性的，但是后来在天安门绝食并且坚守不退，就明显属于"刚性抗争"。中共本身就是崇尚暴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刚性政权，最高当局里面的强硬派最为方便的选项就是开枪镇压。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中共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刚才莫之许说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就等于是选择逃跑，我是不认同这种说法的，这种说法其实还是革命理论中所说的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对思维和专制思维。我们面对的是力量极不对等的既成事实，没有枪的人为了保存生命而选择退让和躲避，并不是什么耻辱。"六四"开枪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弱势的平民学生牺牲了宝贵生命，相对开明的赵紫阳离开了政治舞台，倾向于改革的邓小平变得势单力孤，更加顽固的陈云、李鹏这些人反倒强化了他们的影响力，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因此走向恶化和倒退。

春节前有一天我在鸟巢附近散步，刚好碰到丹麦电视台在采访，有一个朋友看到我说这个人是《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你们可以采访他。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零八宪章》是一个和平的宪章，他的最高诉求并不是推翻政府夺取政权，而是建设一种文明的刚性的宪政制度来保障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假如中国再发生六四这样的事件，我希望相对弱势的民间力量应该考虑给政府当局留出一点余地，与此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点余地。我自己愿意扮演的是周舵、刘晓波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退让和撤离的角色。即使政府当局搞秋后算账，也只是把所谓的首要分子判刑关押；但是，一旦开枪就会造成许多无辜者的当场死亡，无论是杀人者与被杀者，都会陷入复仇与被复仇的极端恐怖之中。

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我的前辈，并且大部分人都为"六四事件"付出过牺牲和代价。20年过去了，我不得不说一句丧气话，也许我们这些人很难看到中国大陆像台湾、像苏联那样成功实现政治转型。假如这个政府在某一天突然垮台了，推翻这个政府的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人，而是社会合力的结果，特别是政府内部分脏不均、动转失灵的结果。像这样的突然转变甚至于暴力革命，带给整个社会的并不是根本解决的福音，反而很有可能是更大的灾难。1911年的辛亥革命如此，1949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是如此。

中共当局现在虽然不愿意开放权力，不允许结社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不承认农民的土地产权，像毛泽东时代动不动就置人于死地的镇压反革命，已经不再是社会常态。我本人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无理解聘仍然发给基本工资就是一个例证。我虽然觉得很不公正，但是并没有被逼到绝路上去。我的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也一直是在法律框架里面进行的。假如我采取非常刚性的激烈态度，被逼到绝路的不是相对强势的当权者，而是相对弱势的我自己。我一家人马上就会面临生存问题，我也就没有条件再写作文章和思考问题了。我觉得自己的社会价值就是通过自我约束和自我健全来展示一种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目标的理性的、韧性的公民不服从，进而与更多的同道者结合成一种公共性和建设性的健康力量，为今后的社会铺垫出一种非暴力的可持续的路径选择。至于我自己能不能够享受到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人权保障，已经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了。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再复式的告别革命是在替政府说话，是在背叛民众。这依然是敌对思想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观点的前提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没有共存双赢的社会空间。事实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虽然放大了贫富不均，最穷的底层农民毕竟也决定性地解决了温饱问题。暴力革命作为一种选项，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阻止得了的。但是我坚持认为，陈独秀式的抄近路式的根本解决，从根本上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伪命题，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必须是一步一步的点滴改良和韧性抗争的结果。非暴力的社会转型和宪政民主，是更加可取也更加文明的另一种选项。

关于刘自立所说的没有结社自由就很难形成改变社会的有效力量，我的意见是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不能组成正式的法人社团和反对党派，并不意味着没有建构相对松散的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空间。只要有足够多的个人形成足够健康和足够坚韧的价值认同，一旦条件允许，各种各样的社团实体和政党实体马上就会涌现出来。就目前来讲，从自己做起，从胡适当年所提倡的既要严格自律又要承担责任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做起，才是社会改良的根本所在。

2009年5月10日深夜于北京家中。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