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揭黑幕与“干涉内政”

 

 

辛可

 

毒奶粉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一时间，国人谈“奶”色变。可就是十天之前，国内的生产厂家、广告代言人和质检部门还在用自己的信誉为这些有毒奶粉背书，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大肆对三鹿奶粉进行正面宣传，而中国公众很少有人知道三鹿及另外一些国产品牌奶粉的危害。如果没有新西兰总理越过河北地方政府直接知会中央政府，可想而知，懵懂的孩子们至今还会饮用着这些名牌产品。

眼下，这场由洋人揭发而引起的扫荡毒奶粉事件继续发展，除奶粉外，液态奶及相关产品中三聚氰胺含量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且，对奶品安全的质疑，已经远不限于三鹿一个品牌，由于毒奶粉事关儿童的生命安全，民众对这一问题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已经使毒奶粉事件成了奥运期间最大的公共事件之一。眼下，国内媒体在报道毒奶粉问题上遭遇了宣传部门的限制，但是，当这一事件成为举世关注的话题之后，中国政府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按照传统管制习惯，政府可能担心铺天盖地的报道会对官场掀起强大的问责浪潮，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但是，由于事关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对报道的限制和封杀，一般来说只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怀疑和揣测，而对食品消费来说，怀疑和揣测本身更容易毁掉整个行业的全部可信度。

在这样的矛盾状况下，中国政府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和技巧，才能化解危机。长远来讲，这样的舆论声讨可以促使中国政府真正担负起食品质量监管的责任，或许，在这次事件之后，中国的奶产品质量安全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至少，三鹿毒奶粉的东窗事发，给了我们一个改善食品质量的契机。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西兰总理以及参股三鹿的新西兰企业天然公司表示敬意——早在八月份，得知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后，天然公司就多次要求收回问题奶粉，但遭到管理层及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阻挠，无奈之下，天然公司选择了向新西兰政府求助，最终由新西兰政府揭开了毒奶粉生产的黑幕。

事实上，危害中国公众卫生和健康问题的黑幕，已不是第一次由洋人揭开。

2003年SARS爆发之初，中国政府试图掩盖真相，卫生部长张文康公然对媒体撒谎，面对国外舆论的大量质疑，国内媒体一度被迫装聋作哑，最后，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发出的旅游警告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进而对中国民众开放了SARS信息。

另外一个相似事件是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翻船落马。2006年，“一家外国公司”的揭发使中国医药体制的安全性问题在海外引起轩然大波，终于，三届总理批示都没有解决的药品监督黑幕被撕开了口子，于是，医药系统管理混乱，致使假药横行、药品价格扭曲性上涨的问题成了国内的公共话题，而本已退休的郑筱萸也被当作一个腐败官员的典型，以毒针注射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在以上三起事件中，公共卫生或健康问题的黑幕要么由外国政府、要么由外国公司、要么由国际机构予以揭露，并促使中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采取行动结束因体制僵化导致的行业陈疴。在这些事件中，很多情况下，西方社会的压力作用大于国内有关人士的努力，比如郑筱萸案中，医疗系统有一个叫高纯的正直之士，用了十一年的时间“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送挂号信100多封、特快专递42封、电子邮件400多封，发送电报二次，拔打电话500多次，去访21次”对药品生产中的违法行为及监管无力进行揭露，但最终的结果是被强制下岗、殴打，却未能使药监黑幕为公众所知；即使在2003年的SARS事件中，蒋彦永医生虽然首先揭露了SARS真相，却也只能在海外发出声音，无法对广大的中国民众进行全面预警；至于奶粉及液态奶的产品质量问题，对善于从国内网站搜索信息的少数网友来说，从来都不是秘密，业内人士更心知肚明，可是，最后还要靠洋人的压力，才能还中国民众以真相。

在这几起事件中，洋人或通过政府、或通过企业、或通过国际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最大的诉求不过是信息公开。在一个正常社会中，这一责任仅由媒体即可承担。可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媒体的强力管制，没有国际力量的介入，我们就难以获得天经地义的真相，从而使问题的严重性最大限度地被全社会认知，最终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也就是说，在解决中国社会制度性弊病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时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力量。在SARS、毒奶粉、郑筱萸案中，它们居功甚伟，就连一贯不喜欢外国人插手的中国政府也无话可说，而只能对首先提出这些问题的洋人们予以配合。

这时候，我们听不到外交部发言人对洋人“干涉中国内政”的千篇一律的抗议。然而，按照中国政府的标准，洋人们事实上已经干预了中国内政，比如说，药品监督和食品安全监督问题，本属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权力，是一种必须由权力实施，也必须由权力承担责任的行为，SARS事件中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参与了对发病情况的调查和监督，如果说这不是干预内政，还有什么是干预内政？

但在中国境内，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没有对这样的干涉提出抗议。因为没有理由提出抗议！在食品卫生和健康问题上，尽管世界的关联性决定了中国的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其它国家民众，但主要事关中国民众的安全与福祉，如果说这是干涉内政，那么，我们要大声欢迎和感谢这样的“干涉”！

然而，在事关人权、法治与民主等问题上，国际社会似乎却总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外交部发言人等官方人士之口，听到对洋人干涉中国内政的义正词严的抗议，仿佛在卫生与健康问题上显得富于爱心的洋人，转瞬就会成为“蛮横”、“强权”、“霸道”的化身。

洋人还是那些洋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说卫生和健康是人类的共同需要，那么，人权、法治与民主呢？我们知道，人权、法治与民主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认可，也就是说，官方已经承认了它们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那么，为什么洋人对中国人权、法治与民主问题的关注和压力，就会成为干涉内政的表现？如果说压力本身即是干涉，那么，SARS、毒奶粉、毒饺子、药品监管问题上压力就不是干涉吗？

看来，“干涉”或者不干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干涉”的内容。首先，健康与卫生问题一旦被揭露（哪怕是在海外被揭露），终会直接或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为民众所知，信息封锁往往引起更大的质疑和恐慌，信息时代，封堵的效果基本不会见效，因此，中国政府如果要抗议，就只能对疾病或毒素进行无效的抗议；其次，卫生与健康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的对抗，只会使中国象一个病毒扩散源，引起整个世界的不屑与恐惧，从而使中国产品出口遇上铜墙铁壁，而出口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最后，中国政府可以创造性地发明出中国特色的“人权”、“法治”、“民主”概念，却无法创造出中国特色的SARS病毒、无法创造出中国特色的三聚氰胺。三聚氰胺就是三聚氰胺，吃到人肚子里会引起病变，外国人不能吃，中国人也不能吃，这由不得中国政府狡辩。

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抗议与不抗议，就成了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在抗议无用的时候，即使洋人干涉了中国内政，它也不会抗议，任由洋人“干涉内政”；而在洋人干涉力度有限或完全无力干涉的领域，它会随时使用“抗议干涉内政”的民族主义话语。

但如同需要卫生和健康一样，中国人同样需要人权、法治与民主，既然全人类对“毒”与“非毒”有着统一的物理承受标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人权、法治与民主不是普适的价值准则？

因此，由卫生与健康问题上中国的“不抗议”，中国民众应该举一反三，认清中国政府在人权、法治与民主等问题上屡屡对洋人“干涉”进行抗议的实质。我们需要卫生与健康，也需要人权、法治与民主，洋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如果是在中国政府不作为的情况发起，而“干涉”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民众，那么，这样的干涉就是值得欢迎的。

在毒奶粉事件成为焦点舆论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将这样的“干涉内政”从贬义词词典里清理出去了，至少，不要一听到中国政府对“干涉内政”的抗议就跟着跳脚。

转自：民主中国  2008-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