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简介之一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与概况

“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群体的称谓，始于2000年初。在此之前，一般称这个群体为“六四”受难者群体，其中包括“六四”死难者亲属和部分“六四”伤残者。

这个“六四”受难者群体，开始形成于1989年“六四”大屠杀过后不久。这一年的8月，两位在“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子的母亲——丁子霖和张先玲，因共同的命运走到了一起，尽管那时的北京仍笼罩在血腥与恐怖之中。从此，这两位母亲结成了患难之交。

第二年，“六四”遗孀尤维洁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与丁、张取得了联系，成为这个群体的第三位受难亲属。紧接着，丁子霖又几经周折寻找到了死难者肖波（北大化学系讲师）的遗孀刘天媛，使这个群体的成员增加至四人。但那个时候，难属间的联系，不过是为了得到相互安慰而已。在此后的两年里，走向这个群体的难友不断增加，也就开始了有意识地寻访同难者的活动。至1993年，在一份最初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上，已记录下了16位罹难者。根据自愿的原则，他们的亲属——母亲和遗孀多数成了这个受难群体的成员，除上面提到的四人外，新增加的成员有周淑庄、李雪文、祝枝弟、徐珏、马雪芹、黄金平、袁淑敏、刘秀臣、尹敏、陆玉宝等人。这些母亲和遗孀遂成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最初成员。

1993至1994年，在群体成员和一些同情者的协同努力下，寻访“六四”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的活动取得很大的进展。1994年10月，由丁子霖编著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已记录下了96位死难者和49位伤残者，而在这份名册后面的死难者亲属，很多成了这个受难群体的成员。

1995年5月，这个群体第一次以联署的方式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要求公布调查结果；要求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共有27位难属，她（他）们是丁子霖、张先玲、李雪文、周淑庄、徐珏、刘梅花、黄金平、马雪芹、刘秀臣、张树森、张艳秋、田淑玲、贾福泉、周燕、周淑珍、袁淑敏、朱玉仙、沈桂芳、杜东旭、冯友祥、孟淑珍、郭丽英、陆马生、尤维洁、韩淑香、尹敏、孟淑英。

在以后的几年里，参加联署活动的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人数逐年扩大。1996年31人，1997年42人，1998年56人。1999年是“六四“十五周年，这一年难属群体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六四”大屠杀元凶李鹏的起诉状，在这个起诉状上签名的人数增加到108人，其中27位难属和伤残者提供了书面证词。与此同时，为准备与政府当局对话，经群体成员推荐，成立了由20位难属和伤残者组成的“六四”问题对话团。

1999年是“六四”受难者群体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年底，有海外友人提议，为了便于与国际上同类群体联络、沟通，希望能为这个群体起一个合适的名称。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群体中多数成员赞同。于是在第二年，即2000年初，在诸多备选名称中选择了“天安门母亲”这个称谓。大家愿意用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个群体中占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在天安门惨案中失去儿女的母亲，可谓名符其实。群体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失去丈夫的妻子，她们很多也已作了母亲，丈夫死后，与留下的遗孤相依为命。她们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参加到这个群体的，还包括死者的父亲、丈夫，以及一些“六四”伤残者。从广义上说，他们也都属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六四”受难者都自动地成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属于这个群体的，都是在不同时期参加过联署活动的“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开始的时候，凡有联署活动都要征集联署者的亲笔签名，不能写字的就用盖章或摁手印代替。后来参加的人多了，联署活动也渐趋频繁，操作上遇到了困难，于是改为联署者授权（书面或口头）的办法。然而此项联署活动，无论是参加还是退出，都严格地遵循自愿的原则。由于参加联署活动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且事实上很多参加联署者都曾不同程度地遭到当地公安或国安部门的警告、威胁和恫吓，致使少数难友心存顾忌或疑虑，在行动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些难友也就没有被包括在天安门母亲群体之中。在这十多年时间里，联署者经常有变动，有个别难友参加后又退出了，之后又改变主意加入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何况“天安门母亲”群体本来就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对于这部分难友，我们在转达人道救助及尊重其知情权、表达权等方面，均与参与群体活动的难友一视同仁。

总的来说，参加“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是逐年增加的，就目前来说，共有128位，不包括以往十多年里陆续去世的17位。她（他）们是：吴学汉苏冰娴姚瑞生杨世鈺袁长禄周淑珍王国先包玉田林景培寇玉生孟金秀张俊生李贞英邝滌清吴守琴周治刚孙秀芝。其中吴学汉先生和苏冰娴女士，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重要创始人。根据死者的遗愿和难友们的提议，群体的每次联署活动，一般都把她（他）们的名字附于联署者名单之后。

“天安门母亲”是一个在特定时期自然形成的道义群体，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或团体，更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或团体。但是，为了有效地表达群体的意志，为了有效地开展群体性活动，在群体内部实行了三个相对固定的制度性安排，即“议事会”制度、“发言人”制度以及“通报”制度。议事会不定期召开，参加者主要是在京难属，成员相对固定，但也常有变动。议事会的职责是互通情况、交流看法，商讨涉及群体权益的重大问题或重大活动，讨论并通过重要文件，对一些举措作出相关的决议。发言人由多人承担，经议事会共同推举产生。这些发言人的职责仅限于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群体的诉求和主张，当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时，她们的发言需要得到议事会的授权。在通常情况下，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有发表个人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包括接受媒体的采访、在集会上发言等。通报制度是每年一次或多次向在京和外地的全体成员通报群体活动的有关情况，包括重大事件的处理、重要文件的发布、群体成员的变动等等。同时就一些问题征求群体成员的意见；此外，如遇特殊情况，则通过电话、网络、信件及时沟通。为了让成员在艰难和凄苦中感受到群体的温暖，以减轻精神上的伤痛，在京难友十多年来已形成一个惯例，即在每年春节期间，在寻常人家阖家欢聚之时，她（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大家庭，也会安排一次餐会，邀请大家参加，对于那些年迈体弱、行动不便的难友，则给予优先照顾。

“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在充满着艰险的路途上走过了十九个年头。在这十九年里，这个群体的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寻访死难亲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为止，被记录下来的死难者已达188位，伤残者70多位。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直至政府当局解除禁区，如实公布死难者名单及人数。

二是对死难者亲属和重残者实施人道救助。这项活动也是从惨案发生后不久开始的，但有计划的救助活动则是从1993年启动的，由“全美学自联”所属“爱扶思”（IFCSS)人道救助基金会率先提供救助款项。随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海外留学生组织和一些外国朋友加入了捐助活动。在以后的岁月里，提供捐款的还有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和其他海外人权组织。自1999年“六四”十周年以后，许多国内民间人士也加入了捐助活动。这项人道救助的原则是，除一般慰问性援助外，援助的重点对象为：生活无着的伤残者和失业、下岗人员；难属中没有低保、医保的年老贫病者；农村或边远地区丧失谋生能力的孤寡老人；家庭无力负担教育费用的在学遗孤（特设专项的遗孤助学金）；遭遇天灾人祸家庭陷于困境者。此项捐助纯属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无论是接受捐款人捐款，还是向受难者转达捐款，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三是为死者寻求正义、为生者争取权利。这项活动是“六四”受难者群体，即“天安门母亲”群体得以存在并不断壮大的道义基础，参加到这个群体中来的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希望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寻求自身诉求的最终实现。为此，她（他）们十九年来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集体性的抗争。尽管她（他）们之中很多人遭受到政府当局的打压和迫害，以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她（他）们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尽管她（他）们之中很多人已年届古稀，体衰多病，不少难友已离世而去，但作为一个受难者群体，仍然屹立在她们儿女倒下的那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