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文化衫事件”
3月28日,两代会开过不久,北京和无锡两地国安当局分别羁押了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三人。这就是曾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所谓“文化衫事件”。 这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3月28日上午10点至11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突然闯进“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和黄金平女士的住家,抓走了张、黄二人,并抄了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无锡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则带走了当时正逗留在南方家里的丁子霖女士,随后也抄了家。这次拘捕行动的起因就是所谓的“文化衫事件”。事情的原由是上一年的8月,丁子霖和张先玲等难友经商议,决定接受由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代为制作并赠送的一批文化衫(详情请参阅上一年度的“纪略”),准备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分发给难属留作纪念。结果,这批文化衫于3月28日从香港寄达北京张先玲和黄金平女士家时,被随后跟进的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便衣警察作为“罪证”当场“截获”,并随即对两位当事人实施了所谓“刑事拘留”。而在南方,则对丁子霖实施了所谓的“强制性监视居住”,理由是她涉嫌参与了张、黄的所谓“违法活动”。 当局指控三人的“罪名”是:“与境外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策划,采取报假货名、伪造发货人姓名等欺骗手段,从境外寄送违法物品,逃避海关监管。”具体地说,就是从香港寄给张、黄两人的包裹单上写的是毛巾、婴儿用品,而实际寄的物品是文化衫, 而且寄件人用的是化名。另外,他们指控50件文化衫的数量超过了自用品的数量规定,因此违反了海关法。 很显然,所控这一切“罪名”并不能成立;而且,即使成立,也与收件人无关。 从法律上说,国内难属接受来自香港方面的邮件这件事情本身完全属正常交往,并不构成违法,更谈不上“互相勾结,共同策划”。他们作出此项指控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说难属们准备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穿着邮寄来的文化衫上街示威。然而,这纯粹是无中生有的诬陷,他们根本拿不出所谓难属们要上街示威的证据。另外,他们指控这次邮寄在手续上违反了所谓“海关法”。然而,按职权范围,邮件入关时究竟是否违法这应该由海关来判断、处理,不应由国安部门越俎代苞;而且,所寄物品的数量即使违反了海关法的有关规定,也与收件人无关。 由此可见,这次由国安部门一手制造的所谓“文化衫事件”, 仅仅是一个借口;当局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际一举摧垮被当局视为“不安定因素”的“天安门母亲”群体。 事后,当局为了欺骗舆论,通过官方的“中新社”发布英文稿“消息”称:在审查过程中,丁子霖等人交代了与境外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了种种“非法活动”,“警方依法对其进行刑事拘留并教育训诫,她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悔过”云云,则完全是为了掩盖其任意羁押的非法行为,并以此来败坏受害人的名誉。
此次非法拘捕事件在媒体曝光后,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同声谴责。海外的人权组织和留学生团体、国内的民间人士、在京的80多位“六四”难属纷纷向政府有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香港同胞为营救三位“天安门母亲”举行了抗议示威。世界各地七十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中国政府逮捕了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三人表示震惊。在这封信件中说:“我们敦促您调查这些案子,根据中国宪法确保这些中国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如果有证据证明她们违法了法律,我们敦促您确保她们立即送到法庭依法处置。如果经过调查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她们涉嫌任何刑事犯罪,我们敦促您确保她们立即获得释放。” 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艾瑞里在一份声明中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三名“八九”天安门事件的死难者家属; 并指出:“中国政府拘留三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代表,并且拒绝重新评价当年天安门的镇压以及继续关押敢于表达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治犯和宗教犯,这些都让人质疑中国所称人权状况正在改善的说法。” 在国内国际各方的呼吁和施压下,国安当局不得不于3月31日和4月2日先后释放了黄金平、张先玲和丁子霖。丁于4月6日从无锡返京后,立即约见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有关官员,就此次无理羁押及抄家事件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丁还向他们提出了归还查抄物品的要求。然而,几天后他们只归还了从张先玲、黄金平家里抄走的部分物品,他们推托说丁的物品不在他们手里。 此次所谓的“文化衫事件”,至此算是有了一个了断。 4月中旬,丁蒋应邀去蒋彦永医生家里做客,这是丁获释后第一次与蒋医生见面。大家自然谈起因“文化衫事件”引发的那一场无妄之灾。同时,丁蒋也很为蒋医生的处境担忧,因当时他的“正名”建议书正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根据以往的经验,当局会找茬秋后算账。但蒋医生对此十分坦然,他说他是按正常渠道递交给中央的,没有理由问罪于他。然而,事情却不出丁蒋所料,时隔不久,蒋医生突然“失踪”了。 5月2日,丁子霖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专文《母亲节的梦》。文中说:“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又将来临了。就我的理解,母亲节是一个具有浓郁家庭、人伦气息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子女们以孝道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而为母者,则不仅尽情享受着亲情之温馨与甜美,而且还品味着由生命之延续得来的喜悦与欢乐。 “我,作为一个养育过儿女的母亲,也曾体验过这样的幸福。记得在1986年隆冬的一天,正值我五十岁生日,全家高高兴兴地为我祝寿。正当要切开生日蛋糕的时候,连儿突然叫停。他搬来了一把我平时坐的大椅子,座北朝南,端端正正放到了屋子的中央。然后把我按到了椅子上,一本正经地朝我跪拜叩头。此时连儿的身高已经有一米七八了,看着他高大的身躯匍匐在地上,一付虔诚的样子,我心里觉得好笑,却也令我陶醉。 “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 “然而,那种令人陶醉的日子并不长,仅仅过了不到三年,一场血腥的屠杀就夺走了连儿年轻的生命,也终止了我此生的幸福。” 她说:“在这个节日里,我首先要说的是: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所有的孩子们。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母亲的天职。我们在1989年的时候没有保护好他们,这已经铸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我们决不能再疏忽大意了。我们要向那些杀子弑母者说‘不!‘我们要请他们放下手里的屠刀!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这种在中国已延续了数千年的蒙昧和野蛮难道还能让它继续下去吗!” 最后她表示:愿意与香港的母亲们和姐妹们站在一起。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为了我们自身的尊严和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