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来自大洋彼岸的问候

 

自2002年11月中旬至2003年年初，丁子霖陆续收到来自美国近四十多个州的200多份慰问信卡。这些慰问信卡的邮寄者几乎全部是美国公民（仅有一封来自意大利）。据了解，这次寄卡活动是由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起的。

在“人权观察”就这次寄卡活动向美国公民发出的一份公告中说：“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政府军队在镇压聚集在被视作倡议和平政治改革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争民主的示威者期间，杀害了上百个男子、妇女以及儿童。在那场被称之为天安门大屠杀中，士兵们可耻地向抗议者和围观者射击，有些疯狂的坦克则碾向那些未及躲开的人群。在随后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民众被士兵们草草枪决。在军队干涉期间，北京至少有上百民众被杀，上千民众受伤致残。在此之后，在全中国则有上万人被捕。

“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是一位才17岁的高中生。他被子弹从后背射穿过他的心脏。丁子霖化悲痛为行动，聚集了一个被称之为“天安门母亲”的人权群体。从1989年开始，这些母亲和其他亲属们勇敢地从事寻求正义的运动，企图迫使当局设立公开调查屠杀的小组，并同意给那些死难者家庭和伤残者以赔偿，他们搜集关于被害的详情并为那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庭提供救济。由于公开挑战政府屠杀的立场，天安门母亲们遭受到政府持续的威胁和迫害。

“您可以在寄给丁子霖的慰问卡中表示对其他母亲和亲属们的支持。”

读着每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慰问信卡，让人无法遏制内心的激动。这里只能摘录其中几份信卡的留言（译文）：

“亲爱的丁子霖以及所有那些在天安门广场被杀害者的母亲们，在美国我们非常清楚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我们通过电视看到了一切，我们还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有关的报道。我们对你们失去家人和朋友深表同情，我们对你们为自由、正义以及和平所作的抗争表示关心和支持，愿这一天早日光临于中国人民。”

 “亲爱的丁子霖，我有你、你丈夫和你们的儿子的合影，我也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儿子，然而我是如此幸运，因为我们富有生气地活着——他永远不必去面对曾经发生在中国天安门广场或其他地方的恐怖的事情。我为您和其他的母亲们感到骄傲，因为你们没有使你们死去的孩子的精神丧失。为你们大家祝福！”

 “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生，我称赞并支持你们的孩子们对民主、正义及自由的追求，尽管1989年时我才9岁。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像你们孩子那样勇敢的民众去作出努力，民主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

“向天安门母亲们及其家庭致以节日的问候：横贯万里，至少有一个人在关心着你们，祈祷者在为你们祈求和平与欢乐。在世界各地用如此众多的方式欢庆新年之际，愿你们能寻求到和平，并对爱、欢乐、和平怀有同样炽热的希望。”

“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们，在这冬季气候寒冷天空阴暗的时候，我送上这些文字，让你们知道你们不会被遗忘，保持希望，我们关心着你们！”

4月初，刘晓波、刘霞夫妇去无锡张泾镇丁蒋寓所小住，期间，由丁蒋陪同一起去了苏州太湖旅游区三山岛休憩逗留了三天，后又一起前往苏北泰兴县黄桥镇凭吊丁的二伯父丁文江先生故居。丁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又是在2、30年代与胡适、傅斯年等创办《努力周刊》、《独立评论》的自由派著名人士。刘晓波夫妇在无锡、苏州、黄桥的整个旅程，均被置于当地国安部门便衣警察的监控之下。

6月，丁又收到了寄自美国马里兰州的给“天安门母亲”的3000份慰问卡。这些信卡白纸黑字，整齐划一，上面用英、德、中、法（或西班牙）、希伯来文等五种文字分别写着：“勇气不会消失，我们祝福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不要因此沮丧，我们不会忘记！”等等。这三千份信卡每一份都有寄卡人的亲笔签名。

这些信卡是由专人负责收集起来后装在一个纸箱里通过国际邮局寄给丁的，但丁第一次前往领取时却遭到海关的开箱检查并扣押，后经多次交涉，才在几天后发还。后经了解，这次寄卡行动同样是由“人权观察”发起的。

丁为此代表“天安门母亲”致函“人权观察”并通过他们向所有寄卡人表示感谢。丁在信中说：“今年（2003年）6月份，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了你们——3000位素不相识的马里兰州朋友们寄来的慰问信卡。这对我们这些在14年前的大屠杀中失去了亲人的母亲和妻子以及其他受难亲属来说，是一件最珍贵的礼物。它体现了远方朋友们的同情和爱，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同时，这也表明了你们对地球这一端的中国人的命运的关注。

 “我已把你们信卡的复印件分送给迄今已找到的每一位“六四”死难亲属和伤残者，让他（她）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这份温暖和关心。你们的信卡的原件，经我们商议决定，将全部妥善地保存起来，把它们留给历史，留给未来，为的是让我们的同胞永远记住：在那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充满着苦难和杀戮的年代里，有一群美国朋友曾经支持、帮助过我们。”

 

声援香港同胞取消23条恶法

7月1日，香港同胞为抗议特区政府的所谓“23条”立法，发起了有5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为声援香港同胞的正义要求，“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香港同胞为取消23条恶法而进行的抗争。在这份声明中说：“多少年来血和泪的洗礼，使我们深深懂得人的自由之可贵。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一切！剥夺了自由，就剥夺了一切！但是，自香港97年回归以来，我们眼看着香港同胞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一天一天地被侵蚀、生存境遇一天一天地趋向于恶化。对此，我们始终怀有极度的忧虑。我们绝对不愿意看到香港同胞遭受到大陆同胞曾经遭受的而且现在仍然继续遭受着的种种厄运，我们真诚地希望香港同胞能真正地享受“港人治港”的各项权利，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这个声明。

9月的一天，青年评论家余杰由刘晓波陪同看望了丁蒋两位，余带来一盘本年度万人杰新闻文化奖颁奖仪式的实况录象（余为该奖获得者，不久前去美国出席了颁奖仪式）。在录像带里，除了有余杰的画面，还有另一位获奖者杨逢时女士的画面，杨所致获奖答辞感人至深，其中谴责了十四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大屠杀，并对那场大屠杀的受害亲属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事后，丁给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经很久不愿在人们面前落泪了，但我这一次怎么也无法忍受，而晓波和余杰竟也当着我的面相抱痛哭。想想今天每日每时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如今已被厚厚一层尘土覆盖得难以辨认也难以寻觅了。但我依然相信，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保留着人性光辉的世界！我牢牢记着您的话：‘为天安门母亲说句话，只不过是一个人起码良知的自然表白。这不是政治，是良心。……总有一天，天安门前也会竖立起一座不朽的纪念碑，所有“六四”殉难者的名字及每一个被专制铁蹄摧毁的生命都将永远地镌刻在历史的墓志铭上。’对您的这些话，我很难用用更多的语言来表达，惟有说一声‘谢谢！’”

5月29日，“亚洲反失踪联盟”理事会主席玛丽·艾玲女士致函丁子霖，祝贺中国的“天安门母亲”被接纳为该联盟成员。

在这封信中说：碰巧今年的6月4日，是亚洲反失踪联盟的成立纪念日，它已经五周岁了，而天安门母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成了这个联盟的会员。

信中表示：虽然目前从争取公义、真理和纠正错误方面来看，我们尚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庆祝，因为中国政府仍然拒绝调查真相，惩罚屠杀者，仍然拒绝让受难者家属和伤残者获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您和您的难友们的勇气，在政府强大压迫下不屈不挠气概，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在“六四”14周年之际，我们与您一起怀念死者和失踪者，同为他们流泪，我们也与您一起迎击恶劣的环境及人权侵犯者。让我们携手创造新的真实!

8月17日，丁子霖复函给玛丽·艾玲女士并转斯里兰卡失踪者父母及家庭成员协会（OPFMD）、拉丁美洲失踪及被拘禁者家庭协会联盟（FEDEFAM）、印尼失踪者家属协会（IKOHI）和失踪者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KONTRAS）、克什米尔失踪者家属协会，感谢这些国际的受害者组织对中国“天安门母亲”的声援和支持。

在这封信里，丁叙述了中国“六四”受难者亲属在以往岁月里走过的艰难的道路，并通报了为即将来临的“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所作的准备 。

8月中旬，在京难友就筹备“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事宜作了初步的商议。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到十五周年的口号。经难友们反复磋商，达成了如下共识，也就是十六个字：“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十六个字既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是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发出的呼吁。

8月下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几位成员来访。为协助国内“天安门母亲”准备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她们提出找几位“六四”死难亲属作一次录像采访，并把此次采访制作成一套“六四”受难者证词光碟。经双方努力，这次录制活动于几天内完成。在录制成的这套光碟中，由六位死难者亲属讲述了她们亲人遇难的情况，以及十五年来她们的痛苦与挣扎。丁子霖利用这个机会，呼吁人们特别关注当年那场大屠杀中的失踪者的命运，因为这些失踪者“活不见人，是不见尸”，他们的亲属更需要人们去关注和同情。

在这次来访中，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朋友还向在京难属赠送了几件当年专为“六四”周年制作的文化衫。因数量有限，丁建议由专人保管留作纪念。来人当即表示，他们可以帮助国内难属代为印制一批同类的文化衫，以作为“六四”十五周年的纪念品。丁、张接受了这个提议并表示感谢。经在场难友协商，决定这批文化衫的图案如下：前胸，借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图标；后背，则印上“1989—2004”的字样。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批文化衫竟成了2004年3月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羁押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的所谓“理由”。

9月上旬，丁蒋回无锡家

 

蒋彦永医生“六四”正名建议书

这年秋末的一天，丁在南方接到北京三0一医院蒋彦永医生的电话。对方自我介绍说：“你不认识我的，我是三Ｏ一医院的蒋彦永。”当时丁很感意外，于是说：“我们是不认识，但我们都知道您，都很尊敬您，您救了中国那么多人，也挽救了中国人的形像…….”就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开始了电话中的交谈。蒋医生在电话里问及丁蒋的健康情况。当他知道蒋患有冠心病且频繁发作，他就催促丁蒋赶快回北京。他说：“赶快回北京治病，不要耽误。”在他的多次催促下，丁蒋提前于11月中旬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丁蒋带了病历前往一0一医院干休所宿舍拜访了蒋医生。他请来了三0一医院两位有经验的主任大夫给蒋会诊，两位大夫建议蒋立即动手术。

那次，丁蒋给蒋医生带去了在海外出版的第二本书：《生者与死者》（2000年出版）。另外，还送给他一本“六四”十周年时由“中国人权”出版的小册子：《见证屠杀，寻求正义》。这次见面，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蒋医生详细地向丁询问了儿子在89年遇难的情况，丁对此作了回答，同时介绍了这十多年寻访到的一些同命运家庭的情况，其间列举了几家比较典型的例子。丁流著泪讲，蒋流著泪听。听完丁的介绍，蒋医生向丁蒋讲述了当年六月三日夜里他所亲身经历的事情。他当时作爲一个外科专家，是医院里抢救伤员的总指挥。他告诉丁蒋，当时他们共收治了89个伤员，其中抢救无效死亡者7人。丁告诉蒋医生说：“在我们所收集到的名单中，死于三0一医院的只有三位，还有四位没有找到。”丁询问他是否知道死者的名字，他说他不知道，但他答应以后帮助寻找。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谈起“六四”这个话题，似乎双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丁表示，对“六四”死难者和失踪者的寻找工作还将继续下去，为死者讨回公道的抗争也将继续下去。他对丁表示：“‘六四’问题的解决是早晚的事。”

爲了证明他的看法，那次他曾告诉丁蒋，在1998年的时候，他曾见过杨尚昆。他说：“杨当时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他接着说：“其实在高层里边有杨尚昆这种看法的，绝对不止一个。”当时丁蒋听了很感意外，因为谁都知道杨当时参与了镇压；但他们相信蒋医生所说的，因爲蒋医生在SARS疫情上说了真话。

在以后的日子里，丁蒋与蒋医生除了经常通电话，又有过多次来往，直到他于2004年6月1日被羁押、被软禁。

2004年3月7日，蒋彦永医生终于给当时正举行的两代会和中央政治局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信里建议为19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蒋医生此举揭开了“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在这封公开信里，他详细披露了当年他参加抢救伤员的情景，也曾谈到吴祖光先生为平反“六四”所作的努力，谈到党内一些开明派人士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信中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者家属和致残者的，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

3月11日，也就是蒋医生发表公开信的第四天，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主持人陈奎德先生邀请丁子霖就蒋医生的“六四”正名建议书进行了座谈。

在这次座谈中，丁首先回忆了她与蒋医生从最初的一个电话到彼此建立起真诚友谊的过程。她说：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现在在中国大陆像蒋医生这样待人热情、心地纯正、平和谦逊的人很难得，甚至非常难得。她提到，有一次蒋医生对她说：有人称呼蒋爲“蒋先生”，蒋不让；说：“我是医生，你们就称我‘医生’好了。”她说：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军医，他今天能够站出来，敢于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如果不是有一颗真诚的心，这是很难做到的。她说读蒋医生的那份建议书，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一位真诚爱国者的情怀。

在那次座谈中，丁表示，她从蒋医生身上看到了一个人做人的准则，那就是说真话。她说：与蒋医生在SARS病上的作爲相比，这封信虽然同样是说真话，但却大大跨前了一步。因爲这封信份量很重，非同小可，它触及了一个最敏感的话题，涉及到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核心都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一次，他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向专制制度编造的谎言直接挑战了。他真是豁出去了，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

在座谈中丁还表示：这封信的发表，可以想见，对那些现在还活著的“六四”大屠杀的决策者、参与者乃至与“六四”有关联的一些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让这些人明白：人们没有忘记“六四”，也不可能忘记“六四”，强权无法掩盖杀人的事实。他们必须认罪，承担责任。对于那些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来说，也会促使他们思考。也许当局会对会议的参与者封锁消息，但会后他们总要回到社会上去，这封信是瞒不住的，那么他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总得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现在保持沉默，难道一直沉默下去！面对“六四”问题，他们同样是绕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