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为“天安门母亲”争取200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

 

1月10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应“天安门母亲”支持者的要求，发起为“天安门母亲”争取200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活动。

在全美学自联为此发表的文告中说：“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群体，是由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中失去儿女或亲人的母亲组成的。多年来，她们不畏强权及高压，收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记叙他们被屠杀的经过；对‘六四’死难亲属及伤残者进行人道救援；要求全国人大组织特别委员会全面调查大屠杀；起诉‘六四’屠杀的元凶李鹏，等等。

 “在这些事迹中，以她们在中共专制极权的层层阻扰下，艰难地收集和整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活动尤为突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的里程碑。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从来就是不平等的，而无论生或者死都历来被忽视，尤其是社会底层和贫穷的人。其结果就是：普通人的死亡往往不会被正式记录。例如，在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中，中国政府估算的死亡人数大约是三十万，但从来就没有收集过一份死难者的名单，更不用说日本侵华期间死亡的三千万中国人了。而在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里，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官方的统计有三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也没有死亡名单。另外，中共当局声称十年“文革”中大约有一百万人死于政治迫害，也没有死亡名单。这种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对个人死亡没有记录的历史，反应出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文化都普遍缺乏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以丁子霖和张先玲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收集名单的活动之所以称得上史无前例，是因为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唯一的一次将个人死亡整理成文字的尝试。她们的这种尝试，代表着普通中国人对忽视个体生命这一传统的挑战和对政府强权的反抗，并且也是第一次开始接受生命的普世价值。虽然她们的死难者名单由于政府的干扰而未能完整，但这个名单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一百七十三人的名单中，最年轻的死者只有九岁，年纪最大的是五十六岁。如果没有“天安门母亲”的努力，他们的死亡很可能就会完全被遗忘。这个名单将不单单提醒中国人，也将使世人牢记：每一个生命，无论其生还是死，都是有价值的；这个名单也将昭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而至少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授予“天安门母亲”诺贝尔和平奖将带给中国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的人们一个重要信息：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忽视个人生命的传统与生命的普世价值观格格不入。尊重死者将是对生者尊重的开始。”

这个文告呼吁具有推荐人资格的各方人士参与这项提名、推荐活动。文告并附有全美学自联为推动这次提名活动特地准备的英文资料，包括“天安门母亲”的介绍、提名理由、丁子霖简介及其他相关文件。

这项倡议得到了很多海内外人士的支持。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介绍、评论“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所从事的活动和所进行的抗争，使中国的“天安门母亲”成为一个广为世人所知并受到各界关注的受难者群体。

2月16日下午，例行的难属春节聚会，参加者共11位。会上通报了海内外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的有关情况，商议了对此次提名活动应持的态度。难友们达成如下共识：这次提名活动对于难属群体来说，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个激励；能否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以此提名活动为动力，更有成效地继续我们的抗争。

4月下旬，丁子霖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表明了对海内外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态度。大意是：作为个人，我希望天安门母亲群体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因为这是对我们“六四”受难群体十多年来所作抗争的肯定，也是对十三年前在那场民主运动中死去的亲人们的肯定。但是，我尊重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选择。在我看来，能否得到这个奖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海内外很多人士的声援和支持。我从中外人士尤其是国内人士发表的文章里看到了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这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在这次采访中，丁还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对各方面关心“六四”难属的人士、尤其是参加此次推荐活动的中外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3月上旬，“两代会”期间，115位受难亲属和伤残者联名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履行职责，责成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对“六四”难属群体三年前对李鹏的控告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答复。

“六四”十三周年前夕，“六四受难者对话团”致函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重申受难者群体关于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并要求早日就“六四”事件及受难者的问题实现与政府方面的对话。

6月1日，全美学自联主持召开了华盛顿地区“六四”十三周年纪念会。4日，纽约地区召开了由几个旅美团体联合举行的纪念会。在这两个纪念会上，都播放了丁子霖的录音讲话。丁的这个讲话中说：“在今年的“六四”十三周年，令我感到无比沉重的，是我不能忘怀有这样三位遇难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周德平。这三位中的两位，程仁兴和戴金平，都是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者倒在“共和国”的旗杆下，后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这三位大学生都是农家子弟，生前都肩负着改变全家贫困境遇的希冀和重托。然而，为了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为了改变我们中国人的命运，他们毅然放弃了个人和家庭的一切，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倒下的地点。”

在这个讲话中，丁还谈到了这三位死难者的亲属在漫长的岁月里所遭受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她说：“我今天在这里提起这些，只是想告诉朋友们，“六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并没有在今天的现实中终结，历史的伤口也没有弥合。”

6月2日晚9点，丁子霖应“自由亚洲电台”邀请，与当年戒严部队的一位中尉军官李晓明（旅居海外）一起接受了该台的采访。在一个小时的节目中，通过越洋电话现场回答了国内听众有关“六四”问题的各种提问。两人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从各自的角度对当年的那场大屠杀作了公开的指证。当一位听众提到当年戒严部队的士兵也有伤亡，要求丁就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时，丁作了如下回答：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等值的，戒严部队战士的死亡，同样是一个悲剧。我理解和同情他们的父母亲属为失去亲人而感到的痛苦，正如我失去自己的儿子而感到痛苦一样。因此我也不赞成民众采取过激的行动。但是，作为人民子弟兵全副武装对付老百姓，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无论怎么说是错的。这里有一个是非问题，这个是非不容忽视。当然，责任主要在决策者，他们把人民军队拖入了一场罪恶的屠杀，以致军民双方都造成了伤亡。

6月4日，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尤维洁、黄金平、黄雪芬、郝建等七家难属，在公安与便衣警察的严密监控下，于京郊万安公墓“六四”死难者袁力墓前举行了集体祭奠仪式。这是十三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从99年起，这些死难亲属从单独、分别祭奠演变为集体祭奠，参与家庭也不断增加，由此形成惯例。

6月5日晚，丁子霖应“美国之音”邀请，以嘉宾身份参加了该台“时事大家谈”特别节目，通过电话回答海内外听众有关“六四”事件及受难亲属的各种问题，提问者多数持反对镇压、同情死难亲属的观点，也有个别支持“平暴”、责难89学运的。丁代表难属群体对同情者表示了感谢，对责难者作了耐心解释。听众中有一位姓刘的中校军官，当年参加过北京的戒严。他说当年他不愿意开枪，暗示属下的战士把枪扔到护城河，事后从河里捞出了5000多支枪。他说战士也有开小差的，但后来受了处分。这次同时作为嘉宾参加对话的还有当年的学生领袖封从德以及当年的戒严部队军官李晓明。

7月的一天，“亚洲反失踪联盟”（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民间组织）理事长、菲列宾藉的艾玲·玛丽女士由一位朋友陪同，专程来京看望“六四”难属，并同难友丁子霖、尤维洁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在此次会面中，艾玲·玛丽详细介绍了反失踪联盟的宗旨及活动情况，丁、尤则介绍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形成的过程及多年来所进行的抗争。艾玲·玛丽女士提出希望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群体能加入“亚洲反失踪联盟”。鉴于在已找到的“六四”死难者中有不少是属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更鉴于还有一些失踪者至今我们尚未找到，而更主要的是为了争取国际声援，丁曾会同在京的一些难友作了反复磋商，决定接受联盟邀请，加入该国际民间组织。8月，该联盟在泰国召开理事会，正式吸收“天安门母亲”群体为该盟成员。

9月，丁子霖收到寄自香港的两大纸箱邮件，邮签上的寄件人为“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这是2002年“六四”期间香港民众为天安门母亲精心制作的心意卡和亲笔书写的慰问信。其中心意卡共1553张，慰问信共157封，合计1710件。

同月，在中共16大结束并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之际，114位难友致函中共领导人再次提出“六四”问题，要求新一届领导人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中共历史上这一无法抹去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忏悔，并以坦荡的胸怀、勇于承担后果的气度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

公开信得到了国内外一些知名人士的声援。国内刘晓波、包遵信、茅于轼、余杰、张祖桦以及国外王丹、王军涛、胡平、萧强等16位人士发表了《支持“六四”难属致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公开信》的呼吁书。

2003年2月3日（大年初三），难属例行春节聚会，参加者19人。

2月7日，丁子霖由一位天津藉的难友陪同，赴天津武清区寻访“六四”死难者李浩成的亲属。李生前为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家住天津武清县农村。关于这位死难者的名字，几年前就知道了，但提供线索者没有提供死者家人的姓名和住址，只提供了一位间接的知情者。在从2001年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丁和张先玲女士曾赴天津寻找，一直没有结果。这次是第二次，经过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了死者的亲属，也了解到了死者李浩成遇难的情况。李是在当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地方拍摄现场照片时连中两弹致死的。

2月15日，难友丁子霖、张先玲、郭丽英等6人去北大未名湖畔为埃德加·斯诺先生扫墓。这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对斯诺夫人作出的承诺。2000年4月，斯诺夫人来华会见丁子霖受阻，从此，她不再踏上中国这块令她伤心的土地。为了了却老人的思念之情，群体做出决定，每年斯诺先生的忌日，难友们都会前往斯诺先生的墓地祭扫。

 

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3月3日，“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致函正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要求与会者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这封公开信说：“在漫长的寻访活动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89年6月3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同“六四”死难者一样，他们都是那场流血惨案的无辜受难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记录下了12位这类失踪者的名字，而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实际的失踪者数字要远远多于记录下来的数字，比如当年曾被仓促地掩埋于天安门附近的一些遇难者尸体至今没有下落。可以断定，这些失踪者已不可能重新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

公开信说：“在人世间，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允许一个无辜的生命无缘无故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任何一位活着的父亲或母亲，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女尸骨无存地永远消失于曾经生养过他们的家庭。”

公开信要求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就“六四”事件失踪者的问题作出相应的专项决定。此项决定应包括：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对“六四”惨案中的失踪者进行专项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对于确证已经死亡的失踪者，应委派专人找回死者的遗骨，并负责把遗骨交还给死者亲属；对于确证死者已被毁尸灭迹，应该对其亲属作出严肃负责的交代；对于失踪者亲属的权益，应该与死难者的权益同等对待。

公开信最后指出：要求公正解决“六四”失踪者的问题，是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一个政府所应遵行的最基本的人道准则。

在这份公开信上签名的共有115位“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

“六四”十四周年前夕，丁子霖在《从“六四”失踪者的命运谈起》一文中专门谈了失踪者的问题。文中说：“在大量的失踪者之中，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一例得以生还的。这证实了当年惨案发生时的许多传闻：有很多死者已被戒严部队毁尸灭迹。这似乎很难让人们接受，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都知道在我们最初找到的一批死难者中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学生，他是我的难友张先玲女士的幼子。人们还知道，王楠遇难后，其尸体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第28中学门前的土坑里被挖出来的。然而，人们未必都知道，与王楠一起被掩埋在同一地点的死难者少说也有20位之多。至于这些尸体的去向，几乎无人知道。……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当年确实有很多死难者的尸体被戒严部队秘密地“处理”了。当时的北京有很多传闻，比如说有很多尸体被戒严部队装进黑色塑料袋偷偷运走了，又比如说戒严部队曾接管北京东郊火葬场数日用来焚毁尸体，等等。对于这类传闻，当局始终讳莫如深，民间更无从查证，但我们想，事情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