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哭冰娴

 

2001年1月8日，丁子霖、张先玲、周淑庄、苏冰娴等111位“六四”受难者就《中国“六四”真相》（张良著）一书发表声明。声明对该书的公开出版表示欢迎，并呼吁中共和政府高层有更多的人士站出来揭露“六四”真相，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为重，勇敢地与“六四”血案的元凶彻底决裂，以实际行动促使“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1月16日，苏冰娴女士突然去世，难友们无不为之惊愕。苏的死因，初步断定为误服无照经营药品商推销的所谓“排毒汤”，但当时未作定论，尚需法医作解剖检验。

苏冰娴生前为“六四”难属中的重要一员，她与难友们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不辞劳苦地服务于群体，尤其是遇到冒风险的事情，她勇于担当，在所不辞。难友们感念她生前为群体付出的心血，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为她举行一个小型的追思仪式。

这年的1月27日，大年初四，本来是一年一度难友们相聚的日子，这次却改为难属群体哀悼苏冰娴女士的日子。

这天下午，丁子霖、李雪文、张先玲等25位难友聚集在赵廷杰先生的家里，赵在冰娴生前住过的房间里为她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灵堂，墙上挂着苏冰娴女士的遗像，下方摆满了鲜花。追思仪式由丁子霖主持并致悼词。在这份题为《哭冰娴》的悼词中说：

“自从九五年我们相识以来，你就把我们这个受难群体当成了自己的家。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是，上天给予你的时间实在太少、太短暂了。

“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要一起走完。我们不能没有你！可是你匆匆地离开了我们，连一声嘱咐都没有留下。

……

“你倔强地倒下了，倒在了播撒爱心的路途上。……你倔强地倒下了，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你倔强地倒下了，倒在了为凝聚我们这个受难群体呕心沥血的路途上。

“我们怎能没有你啊！但是，我们却挽留不住你！你就安安静静地上路吧！在天地的这一端，你患难中的兄弟、姐妹将永远怀念着你；在天地的另一端，你的爱子赵龙，以及和他一起倒下的人们将永远陪伴着你。

“冰娴，我们今天相聚在一起，向你作最后的话别。你放心地走吧，我们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么，就让我们去为你完成吧！”

1月31日上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苏冰娴女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出席仪式的难友共30多位。全美学自联、“中国人权”以及斯诺夫人等海内外朋友发来了唁电或悼念信函。

3月3日，丁蒋再一次离京赴锡暂住。

此前，丁蒋只知道林昭的墓在苏州，却不知道确切的地点。此次丁蒋找遍了苏州郊区的几个公墓，最后在灵岩山安息公墓找到林昭的墓。他们为林昭献上了几束野花，肃立默哀，照相留念，然后离苏返京。

 

祭扫林昭墓

3月27日，丁蒋赴苏州为林昭扫墓。丁在稍后发表的题为《我深深怀念三个人》一文中谈到这次扫墓的情况：

“这些年来，我到处托人打听林昭墓葬之所在，一直到去年才得知其墓葬的大概下落。据说是她当年的一些新闻系老同学集资修造的，地点就在她家乡苏州的郊外；说是墓，却无尸无骨，仅安放了死者的一缕头发和一些遗物而已。

今年清明节前，我和我先生寻找了很多地方，终于在苏州城外灵岩山麓的“安息公墓”找到了林昭的墓地。在一丛翠柏树荫下，一块不大的墓碑上写着“林昭之墓”四字。生卒年月：一九三二·十二·十六——一九六八·四·二十九。

我默默地凝视着散落在墓碑上的斑斑苔痕，心里不免产生一种世事沧桑、变幻莫测的悲凉之感。似乎一切都结束了，又似乎一切都还没有开始。我想，如果林昭能活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当年那样的乐观；如果她地下有知，一定会无法放下那背负的沉重。”

 

《天安门母亲的话》

5月27日，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这是“六四”难属群体第一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向海内外申明自己的理念和诉求。在起草过程中，难友们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协商，最后达成共识。

这个文件说，我们是十二年前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我们是一群因共同命运而聚集起来的89天安门民主运动死难者的母亲。

“在以往的十二个年头里，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但是，我们终于站立起来了——在我们儿女倒下的地方。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着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然而，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

 “我们在这里庄严地重申我们作为一个母亲群体的责任。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112位“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对于这个“六四”受难群体来说，这个文件不仅是一份宣言，而且是一个行动的准则。在以后的年月里，难友们都自觉地遵守这个文件提出的理念和原则，使群体的抗争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6月1日下午，北京市国安局两名官员来丁蒋家里谈话。来人说：“六四”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你们还是想开点。我们知道你们的儿子是个好孩子，是很不幸的，那个日子快到了希望你们节哀。“六四”这件事嘛，还是让历史去评价吧！

丁问：“六四”这个日子就要到了，是否你们的人又要到我家门口“上岗”了？

来人答：我们提前来了，今年他们（指便衣警察）就不来了。

谈话的最后，来人透露了此次谈话的真意，即希望丁蒋给他们一个承诺，不要同外国媒体面对面接触。

丁对此回答：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这一点我们早已同你们说清楚了。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江泽民可以面对面接触西方记者，甚至与西方政要搞什么伙伴关系，我们作为公民，为什么不能接触海外媒体。在这点上，我们同江是平等的。再说，我从来不主动邀请西方记者来我家里，都是他们主动来找我们。他们来我们家里，我们以礼相待；他们问我们什么问题，我们按事实说话。记者要的是事实，不需要别的。

此次谈话至此结束。

6月2日至4日，为亡儿作例行的生日祝福和忌日祭奠，无异常。

6月4日，安葬在京郊万安公墓的七位死难者亲属去墓地做周年祭奠。死难者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女士被北京市西城分局的警车堵在胡同口，经一个小时交涉才放行，但来回途中均被监控。周因于1999年患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她是由家人推着轮椅去万安公墓的。其丈夫段先生留守家中，亦被警察监控。

这个“六四”周年，有很多位伤残者和死难者亲属受到公安的监控。

9月11日，美国纽约、华盛顿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第二天，“六四”难属以“天安门母亲”名义发出公开信函。信中说：

“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所有惨遭不幸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所有的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表示人道的同情和慰问。在此艰难、悲痛的时刻，我们与你们同在。”

……

“这次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关系到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因为它给整个地球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在这里，我们以曾经在12年前遭受同样灾难的母亲和妻子的名义，愤怒谴责国际恐怖分子对自由人类及世界文明犯下的最令人发指、最难以容忍的野蛮暴行。我们呼吁世界上所有把维护人的生命视为天职的母亲和妻子们以及所有热爱和平、热爱自由的人们联合起来，同国际黑暗邪恶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并以此为契机，加速推进人类自由、文明的进程。”

11月13日，爱尔兰保护人权工作者国际基金会主任玛丽·罗娜女士来函，邀请丁子霖参加明年1月17—19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个名为《前线》论坛的国际会议。丁考虑到中国政府不会允许她前往赴会，致函玛丽·罗娜女士作了说明，并表示道谢。

12月21日，获悉王若望先生于纽约病逝，丁给羊子去电表示哀悼及慰问，并托一美国友人代为敬献花圈。下午羊子来电，告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定本月29日举行，并邀请丁蒋参加治丧委员会，丁蒋表示同意。若望先生与丁蒋虽未曾谋面，却建立了深厚友谊。为此，丁蒋以《无法埋藏的怀念》为题撰文追忆了他们与若望先生的一段难忘的交往。

2002年1月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中层干部找到丁蒋家里，向丁蒋提供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情况。死者名叫程仁兴，湖北通山县人，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双学位毕业生。1989年6月4日凌晨，程遇难于天安门广场中央的国旗旗杆下。他腹部中弹，因流血过多，未能及时抢救而死亡。这位死者在1994年的《六四死难者名册》已有记录，但姓名误为“程红兴”，遇难情况不详，丁寻找其亲属十三年未得。由于这位干部的帮助，此次终于与死者亲属取得了联系。这是所找到的遇难于天安门广场的第三位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