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斯诺夫人会见丁子霖受阻

 

3月31日下午，丁接到斯诺夫人女儿从瑞士来电，告知其母、兄（克里斯多夫·斯诺）已于当日抵达北京，欲于明日（4月1日）上午11点前往人民大学宿舍拜访，问是否可以？ 丁答表示欢迎。

斯诺夫人为了能使这次会见获得成功，于当日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实际上是告诉中国政府当局，她这次拜访丁子霖，纯属私人性质， “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

但是，两位母亲的这次会见却遭到中国政府有关当局的无理阻挠。

4月1日晨6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派出众多便衣警察会同人民大学保卫部的人员包围了丁蒋的住宅。

随之安全局的官员来到丁蒋家里，告知丁蒋：“根据上级指示，你们不能外出。”并说：“希望你们采取合作态度，避免发生不愉快的情况。”丁回答：“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特地从国外来看望我，我不能拒绝。”

当天上午11时左右，在人民大学东大门发生了便衣警察阻拦斯诺夫人的事件。

这天早上，“六四”难属苏冰娴女士来人民大学看望丁子霖，正遇上丁为斯诺夫人来访一事与北京市安全官员进行交涉。苏转身离开了丁蒋家，随即去人大东门外等候斯诺夫人的来访。

这以后发生的情况是： 斯诺夫人准时来到人民大学东校门，苏冰娴女士上前招呼，并陪同斯诺夫人一起向人大校门走去。但是，当她们来到校门口时，却遭到了便衣警察和人大保卫人员的粗暴阻拦。对方称：他们很尊敬斯诺夫人，但斯诺夫人没有按规定履行申请手续，不能进人民大学。为此双方发生争执。

其时，校门外聚集了很多围观的人群，还有不少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外国记者。记者们纷纷就斯诺夫人的这次来访向苏提出问题，苏用英语一一作了回答。双方相持多时毫无结果，斯诺夫人遂不得不坐车返回下榻的宾馆，苏同车随行。在车上两位母亲用英语作了交谈，斯诺夫人把要送给丁的礼物和1000美圆捐款托苏转给丁。

这些情况丁蒋当时一无所知，苏回到家里后在电话里告诉了他们。

丁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就斯诺夫人来访受阻一事说：“我认为，这样对待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一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私人访问，是很失礼貌的，也是违反人之常情的。

“埃德加·斯诺先生和斯诺夫人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从来对中国人民怀有友谊之心。今天，斯诺夫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要对“六四”死难亲属表示慰问和同情，并亲自向难属赠送她自己和朋友们的人道捐款。我想，中国政府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不仅有损国家的形象和信誉，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声明最后希望政府当局改变态度，对斯诺夫人以礼相待，并立即作出弥补，以实现斯诺夫人的愿望。

世界各大通讯社及主要媒体转发了丁的上述声明。

同日晚8点多，丁子霖与斯诺夫人用英语通了电话，丁表示不放弃努力，只求默默见上一面，“拉拉手，拥抱一下”。丁在电话里对斯诺夫人说：“我未能见到您，很难过。我想告诉您，我已向政府提出请求，在您离开北京之前同意我能与您见上一面，让我们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在沉默中交流彼此的感情。

“我盼望目前的状况在最后的时刻能得到改变。我盼望能见到您。我将一直等待到最后的时刻。”

丁从电话里听到了斯诺夫人激动的声音：“我的上帝啊！丁子霖，我终于听到您的声音了。我很遗憾没有能见到您，我女儿已经告诉了您所遇到的一切。我很抱歉给您和您的朋友带来的麻烦。

“我也正在努力申请与您见面，就象您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不说话，不做什么，只在沉默中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不会放弃我的努力的。

“您不要伤心，我爱您，世界上很多人都爱您，都关心您，支持您所做的一切。……”

4月2日晚，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第二次来丁蒋家谈话。来人称：绝对不能见斯诺夫人，这个决定不能改变。并说，这件事并不那样简单，有外部势力的插手和预谋；你们的事情不仅与一些境外组织有关，而且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丁回答：“我不管有什么背景，也不想知道是什么背景；我只关心与难属有关的事情，别的事情我无意过问，也无意参加。这次斯诺夫人来访，她发了公开声明，我也发了公开声明，光明正大，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4月3日下午1点半，苏冰娴女士来丁蒋家为他们回南方老家送行，因为她知道丁蒋早就预订了4月4日的车票。按惯例，丁蒋每次回南方，苏都会送来一大摞预先准备好的烙饼给丁蒋在路上充饥，这次也不例外。但是，这次她却遇到了不测。当她来到丁蒋家门口时，竟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强行塞进事先预备好的小车。丁蒋闻讯上前阻拦，却被便衣猛力推开。双方又发生了一场冲突。这次羁押苏冰娴女士，是对她接待斯诺夫人一事实行报复。

为此，丁立即发出了强烈抗议，她谴责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这起暴行，要求立即释放苏冰娴，要求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立即出面制止这种蔑视人权的恶劣行为，查办有关人员，并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

晚上，斯诺夫人通过外国记者知道了苏被绑架的事情，多次打电话向丁询问。她对苏的被捕非常气愤。丁劝她尽快离开中国这块地方，要她放心。丁并表示，她将改变回南方的计划，留在北京营救苏女士，一直到苏获释回家。

第二天，北京的许多难友闻讯赶到丁蒋家里，等待苏的消息。12小时过去，苏仍没有释放，大家又当即签发了一份抗议书。

4月4日中午12点多，也就是斯诺夫人步入登机大厅的那一刻，北京国安局在拘押了苏冰娴女士24小时后释放了她，并且把她送到了丁蒋家里。

苏冰娴女士回来了，斯诺夫人也离境了，事情似乎有了一个结局。当天的傍晚，丁蒋登上了南去的列车，离开了北京这块伤心地。一路上他们神情迷茫，觉得眼前一切都恍如隔世。

到南方后，丁蒋从收音机里得知，斯诺夫人在离境前，为营救苏冰娴女士，曾作过很多努力；斯诺夫人甚至表示，如果中国当局不释放苏冰娴女士，她将考虑把斯诺先生的墓从北京大学迁出中国境内。

据知，联合国官员对此次斯诺夫人北京之行受阻一事向她表示正式的慰问。

5月2日，接“中国人权”来电告知，韩国、缅甸、阿根廷等国的母亲团体向丁及“六四”难属表示敬意。

 

《给世界各国、各地区母亲们的公开信》

5月7日，为迎接母亲节的到来，丁以个人名义发表《给世界各国、各地区母亲们的公开信》。丁在信中说：

“在迎接新世纪第一个母亲节之际，我作为1989年中国北京“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子的一个母亲，有几句话想向你们倾诉。

“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不同地区和国家，我们的种族、肤色、语言、信仰不同，我们的生活境遇也不尽相同，但作为母亲，我们对儿女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我们慈爱的天性。

“但是，作为母亲，我们又常常是不幸的。我们承受着比人类其他群体更多的艰难和痛苦。那些由战争、饥馑、暴行、杀戮所带来的苦难，总是首先落到我们做母亲的身上；那些由各种天灾、人祸带来的不安和恐惧，也总是首先袭向我们的心灵。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的中国母亲，当1989年6月3日中国军队的罪恶子弹夺去了我年仅17岁的儿子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从失去理智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并意识到我的儿子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我这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一个母亲的不幸和痛苦。

 “我想，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母亲节来临之际，有必要重申我们作为母亲的责任。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有责任用这种爱去呼吁人类的良知，去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当然，我们更应该为自身权利而抗争，而不是等着别人的施舍。”

6月2日晚，全美学自联与台湾青年协会在华盛顿中国使馆前联合举行烛光悼念集会。会上斯诺夫人被邀请讲了话。

会上还由“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介绍了有关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情况，他说：这个运动的宗旨是声援和支持丁子霖、苏冰娴等“六四”难属为死者讨回公道的抗争。

6月4日晚，香港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烛光悼念晚会。会上丁子霖第一次有机会作了题为《致香港同胞们》的录音讲话。她说：“在以往的岁月里，您们始终不渝地为一切在“六四”惨案中受害的人们讨回公道，年复一年地在这悲痛的时刻悼念“六四”亡灵。我虽然不能前来参加您们的集会，但您们在滂沱大雨中的游行队伍，您们手中那如星空般闪烁的点点烛光，您们那发自肺腑的悲壮歌声和呐喊声，使我犹如置身于您们的队伍之中，我为此而激动，为此而落泪，我从心底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接着丁谈到十一年来“六四”难属们的抗争，谈到难属们关于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诉求，以及就“六四”事件和“六四”受难者问题与政府对话的要求。

 

文集《生者与死者》出版

6月，由“中国人权”编辑、出版的《生者与死者》一书第一版发行。在这个文集中，收集了丁子霖、蒋培坤自1994年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出版以来新发表的署名文章以及他们为“六四”难属群体起草的一些文稿、文件。

在这本文集的前言里，作者作了如下的说明：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背负着中共当局强加于我们的一条罪名，说是“在境外发表言论和文章，反对中国政府，反对社会主义，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还警告我们说：“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你们承担”。现在我们自己把这些“言论和文章”收集起来，这样也就免得他们花费人力物力到处去搜集“罪证”了。至于对这些“言论和文章”作怎样的评说，那是另一回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应该由公众去评判。

“在收集、校阅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好似跋涉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在这条道上，有难以攀援的悬崖峭壁，有望而却步的峡谷深渊，有见不到尽头的洞窟和暗河。每当遇到一块可以立足的地方，我们总想停下来歇息片刻。今天，我们依然走在这条山道上，步履还是那样沉重、那样艰难。我们有一种预感，也许此生此世走不到路的尽头了。

“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真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象人性、正义这样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有时会变得软弱无力，甚至不堪一击；而那些兽性的东西、邪恶的势力却能够轻易得逞。因此，历史总是重复着，总是嘲弄那些无力抗争的善良者。如今，我们已告别了一个旧世纪，迎来了一个新世纪。我们不知道，在这新的世纪里，时代的场景和角色会不会有所转换。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最终能看到些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但我们还会在已经踏出的路上走下去，为了生者，也为了死者。”

在这个文集的封底上，引述了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黄默先生、香港立法会议员陆恭惠女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先生以及前北京学运领袖王丹对该文集的评论。

8月24日，获悉由旅居美国的学生领袖王丹、刘刚、熊焱、周锋锁及“六四”死难者亲属张立明等人出面。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控告李鹏。9月22日，美联邦法院通知李鹏出席听证会，或由律师代为出席。

10月9日，丁子霖、张先玲、苏冰娴等110位“六四”受难者发表《关于美国联邦法院受理“六四”事件受害人控告李鹏反人道罪一案的声明》，对王丹等人采取法律行动、控告李鹏一事表示声援和支持。

11月4日，夜，接“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萧强从巴西圣保罗来电，告知“中国天安门母亲运动”获世界民主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民主勇气奖”。这是“天安门母亲”作为群体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

为此，丁子霖于第二天凌晨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致电代表大会，向与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说：“今天我们获得这个奖项，说明我们并不孤立，我们已经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主进步力量融合到一起。……我们明白，我们的抗争不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权利，而且也是为了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争取人权和民主的事业。我们希望继续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

12月6日，张先玲女士陪同其丈夫去美国作短暂旅行后回国。在她出入境的时候，海关均对她实行了搜身检查，抄走了一些有关“六四”难属的材料及私人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