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42位“六四“难属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六四“问题与政府当局进行直接对话

 

3月下旬至4月初，“六四”死难者袁力的父母袁可志先生（原纺织部设计院主任工程师）、李雪文女士（儿童医院大夫）应丁蒋邀请自北京来无锡张泾镇小住。袁、李是丁蒋最早取得联系的“六四”难属之一，两位老人均已过古稀之年，由于过度悲伤身患多种疾病。此次邀请两位来南方小住，是为了让他们的身心作短暂的调剂。

5月1日，美国之音的“中国报道”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不久前，一位听众从中国的东北给“美国之音”的“听众热线”打电话说，1989年6月3日和4日，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和平示威时，他是戒严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亲身参加了那场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镇压行动，多年来，每次想起这一段经历，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时隔近八年之后，他终于向“美国之音”说出他一直埋藏在心里的话：

“那一次是我在中国当兵唯一参加的一次军事行动，就是去北京戒严，可惜枪口不是对着敌人而是对着自己的同胞，对着学生的，我感觉到很惭愧。……在当时，并不象中国政府说的那样，是“暴徒”和不法分子（攻击戒严部队），他们是想掩盖他们那次行动的真实目的。据我看到的并不是那样，我反正没有挨过老百姓扔砖头或者其他暴力罪行，因为我手里有枪啊！这些年来我一直深感内疚，因为我当时也开枪了……。

对此，丁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丁在谈到上述戒严士兵的谈话时表示：这八年来，她一直在等待，她坚信当年戒严部队的士兵当中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

丁表示：“到目前为止，她和她的难友已寻访到150来位“六四”死难者，从这些遇难者的情况看，他们没有一个是政府所谓的“暴徒”，因此她相信那位士兵的话。她说：“在当前政府当局对“六四”还没有放弃谎言欺骗的情况之下，这位士兵能够迈出这一步，讲出他当年的感受、当年的经历，是需要勇气的。我想，当年那么多参加戒严部队的军人，尤其是当官的，总不至于全都丧失良心吧。如果说，当时是受蒙蔽了，那么八年过去了，难道还不能清醒过来吗？所以我坚信总会有那么一天，会听到他们之中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

5月15日，42位“六四”死难亲属再次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求政府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

在这封公开信中，驳斥了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去年十二月访美期间，就89年“六四”事件发表的严重歪曲和掩盖事实的讲话，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国内公开迟浩田的讲话，并就他的这次讲话作出澄清。

这封公开信再次重申了95年以来难属群体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提出的三项要求。

5月28日，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丁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对公开信作了这样的说明：这次参加签名的难属人数比往年多，第一年即95年是27位，去年即96年是31位，今年又增加到42位，而且还有几位没有来得及赶上签名。这封信是15日寄给人大常委会的，内容比往年增加了两条，一是要求就“六四”问题同政府部门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二是要求立法，即要求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关于立法的问题，丁作了如下说明：“关于“六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纳入法制的轨道来解决。我们之所以要求人大常委会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之所以要求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项的赔偿法案，并且对责任者进行司法追究，是希望从处理这件事情开始，改变过去共产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乱整人、整死人，整错之后再进行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丁还指出：解决“六四”问题，必须遵循现代文明的准则，必须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必须摒弃按一党一派意志办事的做法。这样做，不仅不会影响社会安定，而且是避免社会混乱、动荡的唯一途径。

 

周淑庄誓言：每年清明、“六四”要看望死去的儿子段昌隆

6月4日，“六四”死难者母亲周淑庄女士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

在这次采访中，周淑庄女士谈到了她对儿子曾经有过的希望，谈到了儿子遇难后她作为母亲的痛苦和绝望。她说：象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她的儿子段昌隆同样作好了为祖国贡献一切的准备，但她不明白，“政府怎么忍心向这些人开枪扫射呢！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啊！”

周淑庄在采访中还驳斥了政府为“六四”大屠杀所作的辩护。她说：他们（中共当局）说什么党采取了果断措施，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进行，那么，6月4日应该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为什么不把这个日子定为纪念日呢？为什么每年清明、“六四”这样的日子政府当局都要阻止大家去为“六四”死难者扫墓和举行纪念活动呢？

她愤怒地说，受难者家属不仅要忍受失去亲人的悲哀，还要受到警方的监视。她说：“象我这样60多岁的老妇人，还能给国家构成怎样的威胁呢！当我最后一次到停尸房见到我儿子时，看到他那死不瞑目的样子，我就发誓说，我将在年年清明和他的忌日去看望他，我信守我的誓言，即使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她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但我知道，一个政府只有尊重人民的愿望，才能获得成功，如果这个政府违背人民的愿望，它就迟早会垮台。”

周淑庄真诚希望政府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澄清是非。她说她跟其他受害家属一道，向全国人大提出对“六四”事件进行重新调查的要求，但是至今没有得政府方面的任何回音。

同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了《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先生对《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的评论。评论介绍了丁子霖和她的难友所从事的对“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寻访救助活动，介绍了《名册》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出版过程。

评论指出：“六四”已经过去八年了，我想大家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但是很多人越来越少想起这件事情，我想这也是人类记忆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不愿意太频繁地回忆起那些令人心碎的事情，这可能是一种保护性的本能，否则生活未免太沉重了一些。……评论说：在人类社会，当一些人遭枪杀，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监禁，其余的人却未必都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而并不都能得到及时制止的原因。评论还引述了前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年为中国人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至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至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做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评论最后表示：在“六四”八周年之际，向朋友们推荐这本《六四受难者名册》，相信这一定会唤起你当年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回忆，并推动我们为追求正义、追求自由而作出新的努力。

 

全美学自联等12团体举行“六四”八周年烛光晚会，宣读丁子霖悼文《假如我的儿子还活着》

在“六四”事件八周年到来之际，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大华府华人支持民运联络委员会、华盛顿海外香港华人联络会、美国劳联产联、国际声援西藏、中国战略研究所等12个人权组织和政治团体，6月3日晚8点在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前草坪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八年前为追求民主自由而丧生的人们。

在晚会开始时，主持人用中英两种语言朗读了丁子霖专为“六四”八周年撰写的一篇悼文《假如我的儿子还活着》。丁在这篇悼文中说：“当年，我们这些成年人不敢或者不能承担的事情却由未成年的孩子去承担了。也许，这只是孩子们出于一时的理想主义冲动吧。可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却不能为了理想而付出些什么呢！

“人们常常说，子女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但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却倒置过来了。今天我活着，而且能够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过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尊严，这是以我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的。我的呼吸、我的声音、我的整个存在，都是我儿子生命的继续，直至永远……。”

会后，这篇悼文由美国国会众议员蓝西·布洛西女士译成英文，并收入97年度美国国会记录。

在这次纪念会上，佩洛西议员在她的讲话中说：和往年一样，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让中国政府知道，我们没有忘记那些为了人权而失去自由的人。我们要让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们知道，美国人民非常关注他们的处境……。

6月4日晚（北京时间5日晚）纽约各界人士和大赦国际、西藏之家、科学家协会、探索杂志社、城市剧院一起举办了一个大型的音乐纪念晚会，地点在纽约市曼哈顿城市剧院，有1200多人出席。晚会的宗旨是“悼念六四死难者，声援受迫害的人士，宏扬89民运精神，谴责六四屠杀凶手，呼吁释放一切政治犯”。

晚会开始演奏了一首由美国著名音乐家威斯涅专门为“六四”死难者作的乐曲，它类似中国的古筝，缓慢而低沉。

在这个晚会上，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作家王若望先生发表了讲演。他说：今天是北京发生大屠杀的八周年，这个惨案震动了全世界，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但是，时间越长，共产党杀人犯欠人民的血债越多越大。

晚会上还由美国著名音乐家也是这次晚会的主持人梅因先生用英语宣读的达赖喇嘛的一封来信。达赖喇嘛在信中说：今天，当我们中国兄弟姐妹纪念“六四”大屠杀八周年的时候，我谨对那些为了你们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死去的人们表示我的敬意。我也为那些因倡导人类普遍价值观念而被捕入狱的你们的同胞以及你们的民主运动的成功而祈祷。我仍然认为天安门悲剧只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暂时性的挫折，杀戮者的兽性永远不能征服人类对于自由的基本的渴望。人民不希望被欺凌，被欺骗，无论这种欺凌和欺骗来自一个人还是一个体制。作为一个信奉非暴力、和平和自由的人，我支持中国的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尽管天安门的屠杀有多么残忍，以及相继而来的镇压有多么残酷，我祈祷中国的民主运动将仍然总是非暴力的，因为这才是人类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在讲话最后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在梅因宣读完达赖喇嘛的这封信之后，会议邀请在纽约的藏传佛教人士为“六四”死难者作了亡灵超度仪式。

 

赵紫阳致函中共十五大提出重评“六四”

9月13日，海外媒体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在中共十五大即将召开之际给大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要求此次代表大会就“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作出审议。赵在信中表示：

89年的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来解决。

他说，他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赵说：“这个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他主张把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上理性、宽容、和解的正确轨道。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使历史问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最后他希望中共现领导审时度势，早作抉择。

关于赵紫阳先生的这封公开信，丁通过海外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丁说：“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八个年头，赵紫阳先生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中共前总书记，而且是八年前那个事件的当事者，应该站出来说话，人们也一直在等待，很想知道他今天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今天他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我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对赵紫阳先生的这个行动表示欢迎。

对于赵紫阳在公开信里提出的关于处理“六四”问题的意见，丁表示：赵紫阳先生八年来坚持了他当年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不向邓小平、江泽民妥协，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也认同他当年提出来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的原则。当年邓小平不仅不采纳赵先生提出的这个原则，反而把赵先生赶下了台。但赵先生至今仍不改初衷，不检讨、不认错，这同样是很不容易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丁最后强调，关于“六四”遗留问题，仍然应该按照赵先生当年提出的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来处理，我们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连续三年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三项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按这个原则来解决问题，惟有如此，才能最终走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怪圈。

赵紫阳给中共十五大的信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有评论说：赵紫阳上书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元老们的看法与这几年来党内外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是一致的。“六四”受难者家属、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民间有识之士，不怕坐牢和迫害，不断要求平反“六四”，实际上正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继续。他们所要求的仍然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实行政治改革。为此，必须正视历史，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最新的冤案之一——89天安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