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丁子霖、张先玲看望死难者陆春林父母

 

10月上旬，“六四”死难者郝致京（原北京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父亲郝义传先生（原马鞍山钢铁公司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自安徽马鞍山市去无锡张泾镇丁蒋的住所小住。期间，郝先生向丁蒋叙述了“六四”大屠杀过后他和一些亲属如何历尽艰难寻找到他儿子遗体的过程。在谈到难属群体自95年开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公开信的做法时，郝先生表示十分赞同。他说，虽然政府当局对难属群体在公开信里提出的三项要求至今不予理睬，但这个‘经’得年年念，决不能放弃。

10月中旬，难友张先玲女士来无锡丁蒋家小住。期间，丁蒋陪同张一起去太湖边上吴江县横扇镇一个偏僻的农村看望了“六四”死难者陆春林（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6级研究生）的父母，而在这之前的1994年春天，丁子霖已单独去看望过两位老人。当年，陆春林的遗骨由其亲属带回江苏老家被安葬在自家的一块桑园内。此次再访陆家，丁、张等三人由两位老人陪同，前往墓地按江南习俗为死者作了祭奠。在墓地，陆的老母亲点上香烛，烧了纸钱，喃喃地对死去的儿子说：“丁老师，蒋老师，张老师看你来了……”，话音未落，大家都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10月30日，新华社报道，现年27岁的89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王丹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中国当局是在当天上午9点开庭审理王丹一案的，开庭以后不久，随即宣判。中国当局拒绝国际观察员出席旁听。200多名警察从清晨起包围了法庭，两名外国电视记者的录像带遭到没收。

就王丹受审一事丁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丁对记者说：当我获悉王丹再次被判刑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政府去年重判了魏京生，今年又重判了王丹，再加上此前判处刘晓波三年劳教，并且拘捕了另外许多人，政府当局的这一系列动作实在太过分了。

丁就当局所控王丹的几条罪状表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破坏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利益的并不是像魏京生、王丹这样的人，而是像陈希同、王宝森那样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但是，像陈希同那样的有极大民愤的腐败官员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倒是一贯主张反对腐败、改革政治的魏京生、王丹被判了重刑。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不要说司法公正，就是连一般常理都不顾了。

 

丁子霖获1996年度法兰西自由基金会“记忆奖”

12月19日，法兰西自由基金会在巴黎自由广场举行“记忆奖”颁奖仪式，中国的丁子霖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获得了本年度的这个奖项。

据报道，由法兰西自由基金会资助的1996年度“记忆奖”授予中国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女士，是奖励她在89年天安门惨案以后寻找死难亲属、编写天安门死难者名单的艰辛历程。“记忆奖”同时颁发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表彰这个组织在西非战乱和难民潮中为寻找卢旺达儿童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记忆奖”的名誉主席、法国已故总统密特朗的夫人丹尼·密特朗在颁奖仪式上说：“这次活动是由自由基金会设立的“记忆奖”协会组织和举办的。如果说博物馆、纪念馆是死的记忆的话，那么这个“记忆奖”的目的是要奖励活的记忆。活的记忆可以立即反映出当前的世界。今年的奖发给一位那么勇敢的妇女，丁子霖女士，她不愿意遗忘那些在天安门事件中死去的人，那些青年和少年。我们觉得她的行动应该得到奖励。”

“记忆奖”协会的秘书长让·克洛德·格德维施在颁奖前发表讲话时说：“卢旺达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那里发生的事情对人类社会来说都具有其危险性。一边是由于恐惧和仇恨所引起的混乱，另一边是极权主义和镇压。颁发记忆奖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记忆并不属于我们个人，记忆属于全人类，透过时间和空间，记忆对于现在和未来来说，都具有意义，它表明为记忆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人和人的自由而进行斗争。人，只有同时成为记忆和计划的时候，才能更为自由。”

在颁奖仪式上，魏姗姗受丁的委托宣读了获奖答词，并接受了丹尼·密特朗夫人颁予的寓意“永志不忘”的一尊铜质头像。

 

驳迟浩田“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任何人”

12月12日，据《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访美期间，于12月10日（星期二）在美国国防大学作了一次讲演，在讲演结束后，有国防大学的学生就中国1989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声称：中国军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任何人。他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

就迟浩田的这个讲话，丁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她说：“迟浩田这个讲话从根本上否认了89年中国军队血腥屠杀和平居民的事实。堂堂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撒谎居然撒到美国去了。我觉得迟浩田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要员，而且正代表一个国家出访另一个国家，居然用这种外交谎言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肃政治事件的提问。我不明白，他难道不知道，谎言终究是谎言，它无法掩盖血的事实。他难道不知道，他这样当众说谎，不仅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自己的脸面，而且也在全世界面前辱没了中国的国格？一个人说话、做事应该光明正大，一个国家说话、做事更应该光明正大，否则还有什么资格代表自己国家的人民说话呢？”

丁表示：“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同迟浩田当面对质，请他拿出“六四”事件中军队没有打死人的证据；我要请他去看一看，至今仍然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的“六四”死难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女们；我还要请他指证我在1994年公布的、经过难友们共同努力收集到的一批“六四”死难者名单中有哪一个不是倒在人民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履带之下的。”

最后丁表示：迟浩田的这次讲话，应该使一切善良人们清醒，对于曾经发生过的苦难和杀戮，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稍有遗忘，那些苦难和杀戮的制造者就会把自己的罪恶一笔勾销，这样的结果将会是人民再一次遭受劫难。

1997年2月6日（农历除夕），丁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的专题采访。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正当中国人家家户户全家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丁却要谈的是令人伤心的事情。丁在这次采访中，详细地介绍了七年来她和难友们一起所从事的寻访、救助和抗争。为了能让此次采访继续下去，丁把节目所要求她谈的儿子的死放到了最后。但当她接触到这个问题时已泣不成声。整个访谈气氛压抑、凄切，而且采访开始后不到10分钟，电话就遭到国安当局的骚扰，其间被切断十余次。

2月9日（大年初三），在丁蒋家，难属例行春节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张先玲夫妇、袁可志夫妇、杜东旭夫妇等十多位难属。

 

设立“六四”遗孤助学金

年初，丁考虑到国内教育费激增的事实，开始酝酿在难属的救助计划中除例行的正常救助外另建立一项遗孤助学金，以帮助那些无力承担遗孤教育费的家庭减轻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为此，她约请张先玲女士走访了有遗孤的几家困难户。她们目睹那这些遗孤求学心切，而家里又确实难以负担她们昂贵的学费开支，经反复估量，随即做出了设立遗孤助学金的决定。

为此，丁向原全美学自联“爱抚思”主席陶业提出了此项建议，并作了预算，开列了援助名单。很快，这项计划得到了海外学生组织的赞同，并得以及时启动。

春节期间，陶业夫人秦志宁女士回南京探亲，顺便带回并寄送了一批给“六四”难属的春节慰问信，结果，秦被南京国安局拘押、软禁了三天。秦返美时南京国安局给陶业捎话，要陶回国“谈谈”。2月20日，陶业给南京国安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南京国安局的邀请，时间预计在5月（后未成行）。陶还表示：“在我的道德底线不可逾越时，面临非常状态是可能的。我既决定赴会，也就不顾其他。我的唯一请求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请不要惊动我的母亲，她的心脏承受不了哪怕是微小的打击。”

 

邓小平死了，历史将对他作出道义审判。

2月19日晚9点零8分，邓小平去世。在以后的几天里，丁接受了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及一些海外电台的采访，回答对邓的去世的看法。丁指出，不管人们对邓的一生作何评价，但他是“六四”大屠杀的最高决策者，这一点已被载入历史，是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有人说，像邓小平那样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盖棺未必能论定。对此丁表示：有些事要由将来的历史去论定，有些则不必。像“六四”大屠杀那样的事情，它在中国人的心目里，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里，早已有了定论，不必等待将来历史作结论。

2月25日上午，中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追悼会，丁蒋的住宅受到众多国安部门便衣警察的监视。中午， BBC英国广播公司一位记者趁“便衣”不备对丁作了短暂采访。记者问丁：邓小平在89年6月4日命令开枪，造成了您儿子和很多其他学生、市民的伤亡；现在邓已经去世，您是否已经原谅他了？丁答：不能原谅。她说：邓死了，已无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历史将会对他作出道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