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丁、蒋被秘密关押

 

8月16日，丁接到一位法国友人的电话，说要来无锡看望他们。丁在电话里告诉那位法国友人，她将于18日回京，可于下周四在北京家里会面。当时，北京正召开世界妇女大会，但丁的这次返京却与妇女大会无关，而是要去北京的中国银行办理一笔来自香港的人道捐款。

8月18日中午，也就是在丁准备乘火车回北京的几小时之前，丁蒋所在的张泾镇党委书记突然邀请他们去镇招待所会面。由于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邀请，丁蒋并没有在意。但当他们来到镇招待所的时候，见到的却是无锡市检察院的十多名警察，说是因重大经济问题对他们实行传唤。随后，警察把他们两人带到了无锡市西郊一个十分隐秘的去处。两人被以“强制性监视居住”的名义幽禁在一处仅有三栋小白楼的院落里，历时43天。

 

在幽禁期间，由无锡市检察院出面对丁蒋进行了多次所谓“审讯”。他们以审查丁蒋在无锡乡下的建房款来源不明为由，实际上是要丁蒋说清楚这些年来从海外接受“六四”捐款的情况。在这次事件中，无锡检察院不过充当了一个工具，真正幕后的策划在北京。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阻止丁回北京，以防止丁与参加世妇会的外国人接触；二是想摸清丁蒋与境外人员的联系，切断他们所从事的“六四”人道救助的款源。但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丁蒋断然拒绝交出人道捐款的往来帐目，也拒绝说明捐款人及收款人的姓名、身份及通信地址等一切有关情况。

9月30日，丁蒋获释后得知，这次他们被无故羁押，引起了北京世妇会的高度关注：以克林顿夫人希拉莉为首发起的81个政府代表团以及500多位非政府论坛代表都向中国政府递交了要求释放丁蒋的抗议信函。

10月9日，丁蒋返回北京，与在京难友见面。难友们告知：8月中旬，当丁蒋在无锡被关押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京难友都为他们的处境着急、担忧。难友吴学汉与徐珏夫妇骑着自行车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为向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征集签名，结果由吴、徐及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等16位难友站出来为丁蒋作辩护。这份抗议书指出：“作为教师的他们，既不握有权力，又不掌管钱财。即使近年来经手的救助款也是帐目清楚，分文不差。我们相信他们绝不会有什么经济问题。”公开信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释放丁、蒋两人。

难友周淑庄女士为了营救我们，不顾当局的打压，挺身而出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她在这次采访中对记者说：“丁子霖夫妇不知去向，我们在北京的难友很快从南方得到了消息，但是被拘捕的原因和地点一直不清楚，也打听不出来，这令我们非常担心，特别是听说有亲戚为丁子霖夫妇送冬天的衣服，让我们怀疑丁子霖夫妇在短时间内无法获释。”

她接着说，“在职位上，在经济收入上，在人身自由上，丁子霖夫妇失去了很多，可以说，他们只有付出，没有索取。……说他们有经济问题，我们无法理解。一个穷教授，既不掌握财权，又不经商，哪来的经济问题？”

她最后表示：“丁子霖作为一个母亲，她的权益已经遭到巨大的损伤，不能再次遭到损伤了。我们这一群‘六四’遇难者家属希望通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呼吁，能够促成丁子霖夫妇尽快获得释放。”

此外，在“六四”难属上书人大常委会的同时，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和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也都展开了营救活动。

在丁于无锡秘密关押期间，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出让丁提前四年退休的决定。这项决定带有政治惩罚的性质。为此，丁于10月27日向学校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本人由非正式渠道获悉，学校人事处已于１９９５年８月对我作出了强制性退休的决定。此项决定事先没有征求本人意见，事后没有向本人通报。按全国妇联及人民大学有关规定，我均未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从工作需要，本人意愿或健康状况权衡，都没有理由强迫我提前退休。对此，我保留申诉的权利。特此备忘。”

 

难友吴学汉逝世

10月，难友吴学汉患血液病住院治疗，病情急剧恶化。月底，丁蒋决定回无锡家乡料理建房结尾事宜。行前，丁去医院与病中的吴学汉话别。这时，吴已被持续不退的高烧折磨得无法进食了，脸庞消瘦得变了形，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须，看着真让人心酸。但他还是颤悠悠地伸出手来与丁握别，且反过来宽慰丁：“放心走吧！我是学地质的，体质好，能挺过这一关。我们年底见！”

11月29日10时45分，吴学汉救治无效逝世，终年55岁。

12月5日，在京难友向吴的遗体告别，袁可志老先生宣读他撰写的悼诗〈吊吴学汉〉：

这是最后的告别/但祗是单方面的话诀/我们凝视着您/您已双目紧闭/让我献上一束鲜花——/八枝马蹄莲/九朵黄菊花/六枝白郁金香/四朵红玫瑰/挽联上写着/学汉老弟含冤早逝/诸难友吞泪默哀/问苍天苍生何辜？/骤降劫难于父子！/此恨绵绵何时了？/愿九泉与儿共安息。

这首悼诗后来由吴的妻子徐珏女士请匠人镌刻在吴的墓碑背面。吴安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与其在“六四”中遇难的儿子吴向东的墓相距不远。

12月21日，魏京生被正式逮捕。为此，丁于12月29日以个人名义向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运用他们的道义力量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以求拯救魏京生。

1996年春节初三，在京的一些难友再度在丁蒋家里相聚。这是从91年开始形成的惯例，每年大年初三是在京部分难友一年一度相聚的日子，最初几年人数不多，以后逐年增加，到96年已增加到十几位了。本来是一个祥和喜庆的日子，但这对于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子来说，他们已不再有欢乐，有的只是相互间的抚慰而已。

这次聚会，难友们还商议了有关在“六四”周年前夕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事宜。

3月5日，继丁之后，蒋所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出了让蒋提前四年退休的决定。为此，蒋向学校提出了抗议，指出此项决定违反国家和人民大学的有关规定。为此，蒋声明保留申诉的权利。

3月初，丁蒋回到家乡无锡。这是“连园”建成后第一次正式入住。从此，丁蒋在南方家乡有了自己的家，再不必寄居于亲戚家里，这对他们来说至少可暂时免受警察的骚扰，可以有一个能够安静下来读书、写作、休息、会友的地方。

3月10日，获悉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夫人丹尼·密特朗主持的法兰西自由基金会决定授予丁子霖“记忆奖”，同时邀请她访法。

为此，丁致函法国友人玛丽·侯芷明女士，请她转达对密特朗夫人的谢意。关于访法事，丁在信中表示，中国政府能否允许自己回国，无法预料，因此难于成行。希望密特朗夫人能理解，并请求玛丽·侯芷明女士代为领奖。

3月下旬，丁蒋对此前起草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1996）作了修改，委托来访的江棋生带回北京在难属群体中征求意见。

3月底4月中，丁蒋撰写了《从文革到六四》一文。撰写该文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告诉当时一些热中于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朝野良性互动”的人们，指出至少在当前，那只是一种幻想。

文章分析了“六四”和“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指出：虽然两者都是在作为中共政权稳固性象征的最高权威（前者为毛泽东，后者为邓小平）受到严重挑战时发生的，但由于两次危机的起因不同——前者主要来自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挑战，后者则主要来自体制外民间反对力量的挑战——因此结局也就不一样：“文革”以收拾党内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终场，89民运则以血腥镇压反抗的学生和民众结局；“文革”可以被“彻底否定”，“六四”则不能“翻案”。这表明中共解决周期性政治危机的两种不同的模式：对于由体制内反对力量引发的政治危机，一般通过权力的再分配来解决，而对于由体制外反对力量引发的政治危机，则通过残酷的镇压来解决。

文章指出：现在有不少人看不清共产党处理周期性政治危机的两种不同的模式，或者把两种模式混为一谈，以为共产党也会用对待党内反对派力量的方式来对待民间反对派力量，主张所谓“朝野良性互动”。然而，自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人们还没有见到过所谓“朝野良性互动”的先例。中国的老百姓至今仍不改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里“明君贤相”身上的情结，结果他们的善良愿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无情的愚弄。

该文发表于美国《世界日报》5月26日、6月2日两期《世界周刊》。

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纪念亡灵的日子——农历清明节。

法新社消息：“‘六四’死难者亲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丁子霖女士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她和她的难友们已经寻找到130位“六四”天安门惨案的死难者。……她希望有一天所有的“六四”死难者能够安葬在一起，并重新对“六四”事件作出评价。”

 “六四”七周年前夕，不仅丁蒋受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而且包括张先玲女士在内的很多位难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和监视。

 

致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明确提出三项诉求

5月28日，丁子霖、张先玲等31位“六四”死难者家属再次联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出公开信。为了打破人大和政协机关对委员和代表的信息封锁。这次除了向人大常委会寄出公开信文本外，还同时向十多位人大常委和人民代表邮寄了公开信副本。

公开信披露，七年来，在已经寻找到“六四”遇难者之中，仅大学本科学生就有37名，此外还有博士及硕士生9名，中学生9名，小学生2名。据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

公开信对1995年所提出的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作了更完整、更明晰的表述，即：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依法给予“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公开信最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上述要求作出相应的决定。

6月7日，《美国之音》广播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中国名字）的一篇有关“六四”事件的评论。评论说：

“中国政府为了阻止人们为1989年的民主示威作证、为解放军开枪屠杀大批示威者作证人，也为了不使他们感到难堪，北京的共产党使尽了招术，压制对历史的回忆。但是，1989年的事件象是一场无法扼制的梦，更确切地说，象一场恶梦，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灵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在1989年的那一夜，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丁子霖被剥夺了公开悼念自己儿子的权利，她采取了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儿子。她收集了一份“六四”死难者名单，这份名单上有死难者的姓名、年龄、职业、遇难的情况等等。中国政府拒不公布“六四”死难者人数。丁子霖教授曾经致函1993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她在信中说：“作为一个受害者的母亲，我无法忘记这些青年男女。我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这个世界曾经属于他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为什么又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外人也许认为，除了象丁子霖这样的少数人以外，1989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在中国已经被人遗忘了，毕竟“六四”事件至今已过去七年了，中国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一哄而上下海做生意，经商热似乎掩盖了一切。但是，象“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又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样具有深远象征性意义的地方，是不可能被人们轻易地忘记的。实际上，时至今日，“六四”事件越发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拒不道歉，甚至不允许人们适当的安葬被害者。死难者没有安息，历史的回忆就将继续徘徊在天安门广场，徘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象一个没有躯体的冤魂被剥夺了最终安息的归宿。”

6月10日，美国之音“新闻人物”专栏对于丁子霖强忍丧子之痛，顶住当局压力，与难友们一起从事“六四”受难者的寻访、救助活动，以及联合其他难属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要求依法赔偿、要求追究事件责任者法律责任等等作了详细介绍。

 

丁子霖获“万人杰新闻文化奖”

7月7日晚，在纽约华埠举行“万人杰新闻文化奖”颁奖仪式。本年度同时获此奖项的有丁子霖、吴宏达和美籍华裔女作家韩秀。因丁无法亲自赴纽约出席仪式，由旅居纽约的上海女作家羊子代表出席。

丁在一份由羊子代为宣读的答词中回顾了几年来她所从事的寻访和救助活动。

她表示，她接受这个奖项，内心十分惭愧。她说：“是1989年那场血腥的大屠杀，是我儿子流淌在长安街头的鲜血，才促使我蓦然回首，反思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她接着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憧憬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然而，只是在今天，在我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我的理想才得以实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尽管我已年近花甲，但此志不移。我将利用目前留给我的极其有限的自由，继续用我的笔为我同胞的权利和尊严而抗争，为改善大陆人民的生存质量而努力。”

7月30日至8月1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洛杉矶讲授“圣道三要”时表示了他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他说：“在天安门发生六四事件，学生与中共之间的许多问题，我听到这件事很伤心，我发愿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天安门前传时轮金刚灌顶，希望这个愿望可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