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6月1日，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出版、发行了一本书名为《“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名单》的英文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由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管理的一个基金会提供经费和部分资料。小册子刊登有丁的《“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的“序言”、96位“六四”死难者和49位伤残者的名单，以及丁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书》。小册子同时还配发了有关照片。最后，小册子呼吁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捐助，并作如下声明：鉴于丁在国内受到严密监控，该法国基金会表示愿意代为收转海外人道捐款。

 

 

同日，纽约《世界日报》刊登丁《“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序言》。在这个序言里，丁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一个“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并不想给已经过于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也不想给生活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欢乐涂抹上些许灰暗；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咀巴，我却不能。

“我不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儿子喋血长安街头，我曾几度徘徊于生死之间；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的；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我希望在我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国土上不再有杀戮，不再有无辜的黎民百姓横尸街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擦乾泪痕，一家一家地寻访受难者及其亲属，并把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血和泪的事实公诸于世的原因。”

从同一天起，《世界日报》开始连载《寻访实录》，每日一篇，共10篇。另，香港《联合报》刊登了另外的10篇。《寻访实录》发表后，受到海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专题播出了其中5篇，美国和香港许多报刊发表了评论。

6月2日，纽约《世界日报》又刊登了蒋撰写的“六四”五周年感言：《不能让受害者再一次被杀害》。该文详细叙述了他这五年来的心路历程。在文章的开头蒋写道：“这五年来，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严，这是以我儿子的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也是以我这几年间失去的一切为代价的。”该文告诫所有的同胞：“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眼睛闭上；当我们回首昔日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暴行从记忆中抹去。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罪恶一旦被遗忘，就会重演。但愿饱经忧患和苦难的中国人能记住这一点。”这是 “六四”后蒋在海外报刊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

6月2日，丁蒋为亡儿过22岁生日；3日，为亡儿做罹难五周年祭奠。丁蒋按29日《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所作之承诺，于6月2日晨6点25分儿子出生的时刻开始至4日晚在自己家里进行了为时48小时绝食抗议。

这次绝食抗争，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声援。

晚8时半，时任全美学自联主席的林长胜先生来电告知丁蒋，他与其他5位人士于5月20日至6月4日在华盛顿白宫外面举行绝食抗议。林于6月1日在绝食现场写了一封公开信向丁蒋表示声援，并在给丁电话里念了信的全文。

6月5日，据《美国之音》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六四”前夕发表声明，向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献出了生命的人致敬。

晚8点，五个旅美华人组织于华盛顿时间6月4日下午两点钟，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六四”事件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钱卫作了现场报导。全美学自联主席林长胜先生在发言中说：“五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专制统治，在国内，他们变本加厉逮捕了大量的民运人士和不同政见者，同时他们对很多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骚扰。两天前我曾经给丁子霖女士打过一个电话，她于两天前进行了绝食，来抗议中共当局对他们的骚扰，侵犯他们夫妇俩的人身自由，第二天中共就把他们的电话切断，我们失去了联系。”

6月25日，瑞典“六四”联合会授予丁子霖人权奖。这是丁子霖第一次获得海外人权奖。

 

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丁先生，你真苦啊！蒋先生，你终于清醒了！

6月28日，丁蒋收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这位大学生在信中说：“我是一名大学生，曾经是。虽然我未能拜师门下，但我听到过你们，知道你们及有关你们的……

　　“我是在这个制度下出生的，并且受它的教育而成长。我隐约觉得，这种教育使我和我的同龄人中的大多数无法追求、表达真正的自我。

　　“我想说什么？我内在化了的恐惧使我不能说：丁先生，你真苦啊！蒋先生，你终于清醒了！我知道，真正使你们痛苦的是无数人的、像麦田（里的麦苗）一样多的人们的沉默！民族已处于失语状态，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人们的自由和同情、人性和人情已从内心被驱除了。”

　　这封信摘录了北岛的以下诗句：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弥补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的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充满血泪而不展现欢容　　　

    最后他写道：“这个世界上，也许谁也没有错，谁也不该受到责难。也许，这是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已注定的劫难。让逝去的永远安息吧！如果那外在者、那全能者果然存在，我只想和你们一同祷告：请给我们能使我们有尊严地存在着的自由的祖国吧！” 

 

远南残运会，与伤残者方政的第一次会面

7月23日，“六四”伤残者方政去人民大学宿舍看望丁蒋。方这次从海南来京，原为代表海南省残疾人参赛团参加体育集训，以为9月4日将在北京举行的“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作准备。但方来京后被告知，他参加的项目已被取消，让他返回海南，而真实原因则是中国的体育官员发觉了方的“六四”伤残者身份，他被剥夺了参赛的资格。这天下午5点，方由吴蓓女士陪同来到丁蒋家里，晚饭后9点离开。丁蒋送方出校门时，方的轮椅周围聚集着一大群“便衣警察”，可谓戒备森严；至学校东大门，更是岗哨林立，警察随便驱散路人，直至方政登车离去。三天后方政被遣送回海南他谋生的地方。

在“远南”运动会开幕前夕（9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邰培德先生约见丁蒋。邰向丁详细询问了有关方政的情况，丁把此前所写《“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中有关方政的一篇（其中写到取消方政参赛一事）给了邰，另外给了一张丁与方政的合影。第二天，邰飞往海南采访了方政。9月8日，《纽约时报》〉以整版篇幅对方政在“六四”事件中的遭遇、“六四”后的生活以及此次被取消“远南”运动会参赛资格等情况作了详细报道。

7月28日，丁收到日本89岁退休老人吉田美和子女士委托《读卖新闻》驻华记者转来的一封信。信件的大意为：前几天，读了《读卖新闻》有关您寻找“六四”受难亲属并给予人道帮助的报道，非常感动，想尽一点微力。花了很多天，才与《读卖新闻》报社联系上。今天，我委托分社的人，希望他们将东西直接送到您处，只是一点点金额。这是我及老伴的养老金中的积蓄。希望这些钱能对遇难家庭派上用场。

吉田美和子女士捐款20万日圆，丁和张先玲女士赶在当年中秋节前把这笔捐款分转给了一些最困难的死难亲属。

7月29日，丁蒋接到香港《90年代》杂志主编李怡先生来信。信中说，《九十年代》杂志社拟将丁蒋近年来发表的文章、150位“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名单，以及25篇“寻访实录”，合成一册出版中文版。他同时告诉丁蒋，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已初步决定把书稿译成日文出版。就此，丁蒋以最短的时间托人给李怡先生带去了全部书稿及授权书。

8月下旬，丁在自己家里接受了德国汉学家魏士特的的专访。丁就自己目前的处境、所从事的寻访和人道救助活动，以及对中国时局和海内外民运等问题的看法作了详尽、坦率的回答。其中对人们所关注的有关人道救助的问题，丁作了如下介绍：近年来收到的捐款大多是海外留学生在“六四”后募捐来的。收到捐款后，我们会马上转给受伤的人和死难者的亲属，我对他们没有其它要求，只要求他们写一个收据，好让我把收据再转给捐款人。在谈到“六四”受难者当前的处境时，丁作

了这样的回答：在“六四”屠杀之后，留下了那么多后遗症，难属们不仅精神上很痛苦，生活上也很困难。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一家一家地寻找他们。我想当局会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并不想隐瞒我做这些事。我想这是我在中国法律范围内能够做的。我并没有违法，但当局很不愿意我做这样的事。……

魏士特这一长篇专访的中文译稿，于第二年发表在四月号的《北京之春》杂志。

 

丁子霖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强行“传唤”

9月15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对丁实行了所谓的“传唤”。事情的经过如下：

这天下午1点钟左右，丁离家去人民大学对面胡同里一家理发店理发，还没有等到丁穿过马路，突然开来了两辆无牌的小卧车，从车上跳下了六、七个大汉，把丁团团围住，并驱散了路旁围观的人群。丁对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提出抗议，但对方全不理会，而且当场开了一张具名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传唤通知书”，把丁强行塞进汽车。丁要求用电话通知家里，也遭到他们拒绝。他们把丁带到了人民大学附近的双榆树派出所。

在派出所的一间房间里，他们根本不作任何“询问”，而是径直向丁宣布了三条“罪状”：

“一，两年来，你在境外发表文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他们的义愤，他们要找你算账。我们执行任务是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二，你还让一些人到社会上活动（显然指寻访救助活动）；

“三，你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诱导学生误入歧途（指丁蒋的一位研究生因抗议“六四”镇压被判刑）。”

其中一名小头目还警告丁：“这些问题我们清楚，你也清楚，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不用解释。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就不是到这里来了……。”这显然是一种威胁。整个谈话过程，警察不让丁作任何申辩。

丁最后对他们的威胁作了这样的回答：“你们要对我怎么样，随你们便。我已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你们一天不来暗杀我，我就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你们一天不来抓我，我就继续做我的事情！”

在“谈话”过程中，一个“便衣”还教训丁说，“自古以来，靠外国人，‘挟洋自重’都没有好下场。”

丁当即反驳：“你这些话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今年3月份你们的‘便衣’就曾辱骂我是‘汉奸、卖国贼，没有好下场。’今年6月份我还接到匿名信和匿名电话，骂我的话同你们的一模一样。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贪污盗窃，没有出卖国家机密，没有出卖国家资源。我的言论，我写的文章，都有事实根据。事实是你们杀了我儿子，不是我杀了什么人。我不过是要为我的儿子和被你们杀害的所有人讨个公道！”

便衣不让丁再说下去，把丁推出了派出所。这次所谓的“传唤”，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在步行回家的路上，丁又一次犯了心绞痛，在路边休息了半小时才勉强回到家里。

8月底，美国国务院内阁成员、商务部长罗恩·布朗访华，同中国政府谈判贸易问题。在北京逗留三天时间，获得了将近50亿美元的商业订单。之后又去了上海、广州，又签订了相当可观的贸易合同。布朗对此次访华非常满意，声称此行“获得了成功”。在布朗离京前，又意外地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诺：答应在不久的将来恢复中美人权谈判。对此，布朗表示，这是他“中国之行的一大收获”。中国政府也对布朗访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此次双边贸易谈判“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然而，正是在布朗访华期间，北京的一批异议人士却遭到了公安部门的监视和骚扰，他们被剥夺了行动自由，隔绝了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和交往。这些人士中有许良英、丁子霖、蒋培坤、王丹、徐文立等十余人，王丹还曾两次被拘押、传询。

为此，丁蒋撰写了《写在中美重开人权谈判之前》一文，批评克林顿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专制政权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导致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文章希望美方在中美人权谈判中信守诺言，“不要把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当做廉价商品的包装纸扔到谈判桌子底下去。”

纽约《世界日报》9月5日刊登了此文。

从3月到9月，丁蒋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频繁监视和骚扰下，已很难维持一个正常人的生活。9月23日，丁蒋几乎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再一次（上一次是89年9月）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决定在蒋的家乡——苏南无锡农村作短暂的休整。

 

《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日文版、中文版出版

8月，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丁蒋合著的日文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一书。书中收录了96位死难者和49位伤残者的名单，收录了丁撰写的〈“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及序言，同时还收录了丁蒋近年来撰写的有关“六四”及人权问题的文章。

10月，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这本书是日文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的中文版本，内容与日文版基本相同。《九十年代》主编李怡先生为此书写了题为《用生命写成的书》的序言。他在序言中说：“五年来，中国当局努力要掩盖‘六四’真相，而一位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以个人的道德力量，抵住中国当局的强大压力，用她的惊人的意志力，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程。……这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这样说不仅是由于这本二百多页的沉甸甸的书里，装载着许许多多年轻有为的沉甸甸的生命，装载着令人难以呼吸的血和泪，让世人清楚看到了‘六四’前后所发生的具体事实；还由于这是丁子霖用五年的生命实践所写成的。”

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香港和美国许多人士的推荐，有评论文章称此书为中国的《辛德勒名单》。

在无锡驻留期间，丁蒋在乡亲们的劝告下作出了一项决定：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和在海外所得版税在南方农村盖一所住房，以此作为远离北京这块“伤心地”的休息、养病、避居之地，也为身后给死去的儿子留下一个存放遗物的地方。丁蒋把这所房子命名为“连园”，以寄托对亡儿的思念。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他们于11月26日返回北京。

12月7日，许良英先生为王丹遭到便衣警察死亡威胁一事发起知识界人士联名抗议。这次联署活动有22人参加，丁蒋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同时，丁提议王丹尽可能避免与警察发生冲突，能不出家门就尽可能耽在家里。

12月9日，接全美学自联IIFC（“爱抚思”人道救助基金会）负责人张亚来先生来信。在这封信里，张向丁详细地介绍了基金会对“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打算，他并同意丁提出的“纯粹人道性质”和“非政治化”的主张。

12月13日，一位来人民大学留学的日本女学生小禄雪奈来访，她带来了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的日文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本来是请求丁为她在书上签名的，但当她知道丁尚未得到此书，当即把书送给了丁。丁回赠了她一张自己的个人照片，作为留念。

这一年，中共当局的国安部门对丁蒋实施了各种手段的严密监控。自3月9日至12月底，丁蒋有13次共90多个日日夜夜被置于“便衣警察”的监控之下；有3次共31天被切断住宅电话。丁蒋在人民大学的住所，成了人人望而却步的龙潭虎穴。这使人们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专制、暴政的国家里，如果你要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就必须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